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及其本真精神再解读

2019-09-10李成旺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2期

摘要：基于思想生成视野把握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是呈现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必要环节。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哲学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超越传统西方哲学“逻辑在先”思维范式，进而真正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标志，也是人们把握历史、人的本质、分工、市民社会、资本以及自由等其他马克思哲学重要范畴的前提，而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实践;分工;市民社会;自由

中图分类号： A 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9）02-0156-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9.02.010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s Core Connotation：Evolution and Original Spirit

LI Chengwang

（School of Marxism，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Understanding the Marxism Philosophy’s core connotation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generation is a necessary step in grasping the original spirit of Marxism philosophy.Marxism Philosophy transcends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in its concept of practice—“the logic is in harmony with the history” rather than the thinking paradigm of “logic first”，which is a symbol of its true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Meanwhile，it is also the premise to understand other important notions of Marxism philosophy such as history，human nature，division of labor，civil society，as well as capital and freedom.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Philosophy，a historical continuous enrichment and deepening process has undergone in the connotation of basic concepts.

Keywords：Marxism philosophy;concept of practice;division of labor;civil society;freedom

自20世紀90年代以来，自觉告别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以俄为师”的路径依赖，也即放弃以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解读模式作为“预成”的中介，直接基于马克思哲学文本来凸显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已成为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在此过程中学界所取得的重大方法论创新之一，就是形成了在思想生成视域中深化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研究的方法自觉，因为学界逐渐认识到，马克思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经历了其哲学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复杂过程，其中伴随着马克思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不断超越及其自我超越。可见，对马克思哲学自身发展过程予以系统探赜，无疑是呈现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必要环节。就此而言，由于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特征体现在其核心范畴内涵的演变之中，因此，揭示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内涵的演变轨迹，在“理论具体”层面解读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历史性内涵，无疑成为重释马克思哲学其本真精神的有效路径之一。笔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探索的价值旨归在于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探讨才能破解自由之谜，而首次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意义来破解人类历史之谜，则是马克思哲学实现历史观变革进而呈现其本真精神的理论基础。这就使得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实践，不仅是马克思哲学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超越传统西方哲学“逻辑在先”思维范式，进而真正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标志，而且对实践的把握也是把握历史、人的本质、分工、市民社会、资本以及自由等其他马克思哲学重要范畴的前提。鉴于此，基于历史生成视域将马克思哲学上述核心或重要范畴的内涵演变轨迹揭示出来，对于真正呈现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哲学革命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

但凡在中西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之所以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和时代的洗礼，有些至今还对人类社会生活发挥着影响，皆是由于它们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进而为人们认识、把握世界提供了新的维度，以此促使人们不断觉醒与成熟，并推进人类历史不断取得进步的结果。古希腊早期哲学“始基”问题的提出，使人们自觉地确立了寻根意识，明确了自身与外物的身份之别，进而开始以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正式摆脱了以原始神话、原始宗教为中介来把握世界的愚昧状态。古希腊哲学繁荣时期柏拉图理念论的提出，表明人们意识到了基于经验把握世界确定性的理论局限，进而自觉走向对事物本质、规律问题的系统追问。当古希腊罗马哲学自身的创造力无法认识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思想分歧时，哲学便开始寻求宗教力量的支持，哲学自身遂成为神学的婢女，同时，基督教为哲学开显出了历史维度和自由意志维度等，也促使关于哲学的思考得以不断深化。近代哲学时期，笛卡尔以“普遍怀疑”原则作为自身哲学思考的开端，以“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来寻求知识最为可靠的根据，试图真正摆脱神学束缚和经验局限并以此树立理性的权威;而康德批判哲学开始自觉反思此前独断论哲学的理论局限，认为以主体围绕客体旋转的经验论思维方式不能为知识提供可靠基础，以神启或幸福论为代表的思维方式不能为道德真正奠基，进而完全从理性自身出发，指出理性先验地既可以颁布“自然法则”又可以颁布“道德法则”，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黑格尔批评了康德哲学所认为的“认识并不涉及绝对和上帝的本性，不涉及那种在自然界和精神中是真的和绝对的东西的本性”[1]27这种不可知论，也批评了诉诸外在编排方式“把各种材料外在地、并且更加随意地并列起来”进而以为“用结合的偶然性与随意性就满足了概念的必然性”[1]1-2的独断论哲学，还批评了怀疑主义等当时流行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他坚定了哲学把握绝对的信心，认为诉诸绝对精神通过理念的矛盾运动回到自身就能够实现自由，因而在其哲学革命中“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26 ，“进而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3]269，使得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成为“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4]602。费尔巴哈也开启了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认为从神或其他精神实体出发并不能真正揭示人的本质，因为人的生存及其存在离不开自然界这一物质前提，自然界则是可以离开任何精神实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而人及其精神恰恰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他放弃了从神启或先验精神的视角对人的秘密进行解读的思路，转向从自然界对精神实体的优先地位出发，指出解读人的本质首先要关注人的自然属性，认为只有把人的情感进行理性升华，以此理解人的本质以及历史的动力，才能揭示人类历史之谜。尽管这种哲学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它在当时也恢复了唯物主义传统应有的地位，开启了精神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基于费尔巴哈又超越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了西方哲学的内在论传统，才为破解人类历史自由之谜探寻出一条科学路径。他们认为，宗教传统从神启出发，以信仰为中介，最终仍然诉诸神的拯救来实现人的自由，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洞的、实际上毫无实效的道德说教”[5]285，因此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6]199。而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则诉诸理念优先的原则，或者从知识论视角呈现理念自身的知识论内涵，或者通过彰显理性自身的先验能力乃至诉诸上帝，或者诉诸理念自身的矛盾运动使绝对精神回到自身来达及自由，这实际上都只能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7]560。马克思哲学进一步指出，尽管费尔巴哈对“两希传统”进行了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唯物主义传统应有的地位，但他仅仅满足于从自然界的先在性以及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出发，去批判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颠倒，仅仅看到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的产生是人的情感（依赖感、爱的情感等）被蒙蔽的结果，而看不到黑格尔哲学、基督教生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尽管他指出精神是由自然派生的，但是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已经是打上了人的实践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因此，在对人的本质的解读上，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8]530，其结果只能是把人理解为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的“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即脱离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着的感性存在物，尽管他认为人具有理性，但这个理性也仅仅用于形成对人的感性本质的“类特征”的升华，由此在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重大课题上，他也只能“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8]530，以为诉诸更加符合人的自然属性（合理利己主义情感）的新宗教——“爱的宗教”，去取代旧宗教就可以了，这显然导致了唯物主义和历史之间的完全脱离，使其理论陷入了抽象人性论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在马克思哲学看来，不论西方观念论哲学实现了何种意义上的哲学革命，“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8]545。现实中无论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共和国，还是黑格尔哲学语境中以君主立宪制为最好形式的理性主义国家，其理论均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次，它们所说的什么正义、自由、民主等理念，实际上仅仅是统治者操纵人民的特权，根本无法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马克思哲学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9]220，它不但应科学地解释世界，更应成为先进阶级改变世界的有力武器，进而化为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真正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来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要实现上述目的，就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现实问题的方法，通过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化解西方哲学“逻辑在先”思维方式的局限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首先是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实践活动是人类历史展开的现实前提，进而认为真正的哲学应把现实社会实践作为把握世界、破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而实现人的自由的逻辑前提，换言之，只有诉诸“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实践哲学之路，才能破解人类历史自由之谜。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首先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智慧体现在其对以往哲学所实现的如下理论变革，即指认“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10]601;同时指出“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10]601，作为马克思第二大发现的剩余价值学说，同样是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结果，因为马克思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1]22可见，确立实践的基础地位是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并彰显其本真精神的首要前提。

基于实践哲学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首先是一部生产劳动的历史，而不能从根本上归结为精神、意识或观念的历史，尽管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精神、意识的发展变化，但精神、意识发展变化的规律，始终受制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而如果基于“逻辑在先”的思维方式，认為洞悉了精神发展的规律就可以洞悉人类历史之谜的话，显然是没有完整呈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诸构成要素（历史维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马克思哲学重视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旨在为历史规律的探求奠定科学的理论起点，进而强调自由是一种历史现象，只有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才能把握人的本质并破解人类自由之谜。而马克思哲学对人类自由之谜的破解，一方面通过揭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蕴涵的五个历史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解剖了市民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也即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规律，验证并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由此所形成的“两大发现”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积极成果。就此而言，实践、历史、人的本质、市民社会、价值、资本、自由等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而真正揭示这些核心范畴在不同文本或同一文本不同部分中内涵的变化，无疑是把握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必要环节。

二、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及其本真精神的彰显

马克思哲学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把实践作为其哲学思考的前提和基础来实现的。传统上，我们更多地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解读实践概念的内涵与特点。其一，针对唯心主义者仅仅把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理解为真正的人的活动，却“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8]499，马克思哲学则认为实践是客观现实性的活动，是在一定目的支配下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实践包括精神活动，但不能归结为精神活动，因为精神活动不能直接改变客观现实，由此马克思哲学指出唯心主义把哲学仅仅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理性建构，是不可能把握世界和历史的本质的。其二，针对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8]499，进而把现实实践活动看成无能动性、无历史感的直观活动，马克思哲学则认为实践是一种具有创造性、能动性的对象性活动，因为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者，实践绝不是去消极地适应外部环境，它必须体现为对象性的劳动产品，因此实践是按照人的目的、价值、意义去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的对象性活动，它能够按照人的意志和要求来满足人的需要，进而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3]279 。其三，马克思哲学指出实践是一种社会性的历史活动，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本身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结合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其核心），实践只能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社会形式来进行，因此实践活动必然表现为社会历史性活动，遵循一定的历史规律，实践力量更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每一时代的人都只能在继承前人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活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501，不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需要通过实践的观点加以解释，即使人自身的身体、需要、观念、情感、能力等等，也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都具有历史性特征，总之，全部社会生活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上述解读当然也能够把握实践乃至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它未能历史性地揭示出马克思实践概念内涵的演变历程，特别是未能揭示出实践本身所蕴含着的多重历史性维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未能把实践进一步理解为特定语境下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因此，上述这种未能对实践的内涵进行具体化解读所导致的结果，就必然制约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真正把握。

基于马克思哲学生成史的视野，可以看到，在哲学探索的早期阶段，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诉诸自我意识的革命来改变世界;在《莱茵报》时期则直接感受到了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并直接导致其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批判，认识到只有真正解读市民社会的秘密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在为解读市民社会而撰写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实际上仅仅以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这一人本学思路，来批判充满矛盾的市民社会和以私有财产来界定人与社会的本质的古典经济学，但此时自由自觉的劳动仅仅是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应该”，马克思尚未能从劳动本身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去解读社会本身;《巴黎手稿》中的思路无法真正破解历史之谜，才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形成如下新的认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118-119进而他们指出：“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12]191尽管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了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展开的基础和前提意义，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诉诸各种哲学范畴的抽象思辨去观照现实的思路，但马克思恩格斯尚没有揭示物质生产所蕴涵的多重历史维度，未能揭示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之内在运行机制。

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概念才成为一个更为具体化且拥有丰富性内涵的概念，从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之内在矛盾及其运行机制。在该文本中，实践概念被具体化为蕴含着五个历史性维度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其具体内涵表现为：其一，人类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其二，在每一种物质生产活动满足了人们一定程度需要的同时又引起新的需要;其三，人自身的生产，也即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起初表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其四，社会关系的生产，这是家庭关系随着需要的增长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其五，精神、意识的生产，这是社会的产物[8]531-533。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所内涵的上述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五种维度之间的张力，才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进步的动力。简而言之，只有理解了实践概念的上述丰富内涵，我们才能够理解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何以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方法论武器。上述實践概念的丰富内涵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591可以说，实践也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回答，正是由此前提，在实现自由的途径上，马克思恩格斯才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527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即使在同一文本中也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涵义，需要结合该范畴的前后语境进行具体解读。作为实践概念的延伸，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多次出现的“分工”概念，其内涵的变化就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该章第一个笔记本中所谈到的“分工”，仅仅是基于历史线性发展维度的事实表述，指出分工的发展程度是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8]521。第二个笔记本中所谈到的“分工”，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实践所蕴涵的五种历史性维度的分析，着重从意识摆脱本能、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分工出发，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内在矛盾进行揭示，指出“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8]534-535，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化解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只能诉诸现实手段消灭不合理的分工。而在第四个笔记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谈到“分工”，则旨在通过揭示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到生产和交往的分离，再到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乃至大工业的出现，进而呈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历程，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的结果便是“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8]567。因此指出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也即消除“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就必须通过先进阶级的现实斗争，即“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8]570-571。“分工”概念的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随着语境的变化不断丰富与深化，则呈现出马克思哲学剖析社会历史规律的力度不断增强。

同样，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哲学探索的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市民社会是针对前现代社会而言的，因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8]582，此时它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序列，每个人都拥有私有财产并在劳动与分工中结合成经济关系的社会状态，其中人与人都处于激烈的私人经济利益的争夺与竞争之中。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8]502，这里的“市民社会”则是指由近代社会特征引申出来的孤立的个人的集合。在这里马克思旨在指出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局限，即费尔巴哈仅仅在经验现象层面看到近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个人解放，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每一个人都在竞争中进行个人利益的争夺，但在看到个人独立性的同时却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原因当然在于费尔巴哈缺少实践的视野。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市民社会，则是指“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8]540，他们此时则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关系——所有制关系，这种解读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应用，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探索的不断深化。

由上可见，实践、分工以及市民社会等概念，在马克思哲学思考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进历程。揭示上述概念内涵的变化，实际上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哲学主题的实现方式，也即人的自由如何实现的途径问题。在自由实现途径问题上，马克思哲学探索的早期阶段尽管经历了“自我意识革命”（马克思《博士论文》），“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诉诸人本主义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通过人本逻辑扬弃私有财产”（《巴黎手稿》）等途径，但在马克思哲学思考的成熟时期，由于确立了把实践作为把握世界和历史规律的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仅人类历史体现为生产劳动的历史，而且人的本质就体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01，而不是理性先验能力（康德）、理性自我意识（黑格尔）或理性情感（费尔巴哈），更不是意志（叔本华、尼采）或神性（基督教）。因此，与以往思想家相比，人的自由的实现就不是像康德这样诉诸对既能颁布自然法则又能颁布道德法则的先验理性能力的自觉，或像黑格尔这样通过自我意识去把握绝对精神通过理念实现自身的过程，或像费尔巴哈这样通过以情感升华出的“爱的宗教”来取代基督教，也不是像尼采这样通过权力意志的彰显，更不是像基督教这样诉诸绝对信仰，而是通过以现实手段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真正实现人的自由。

三、结束语

通过阐述马克思哲学核心或重要范畴内涵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社会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人思想和自身思想的不断超越。就此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以下几点。其一，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纂者朗兹胡特、迈耶尔以及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德曼提出，并经弗洛姆、悉尼·胡克等发展的“两个马克思”观点[13]3-5，实则未能看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其二，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启发我们，只有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每一时期物质生产的五个历史性维度之间的矛盾运动状况，才能真正呈现历史的真相。相反，如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割开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哲学，或者以“经济决定论”来理解并诠释马克思哲学，则均割裂了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五种历史性维度之间的关系;而以“实践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等来概括马克思哲学，也未能真正凸显马克思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实质，因而均无法真正呈现马克思哲学的智慧及其力量。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以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来解读马克思哲学生成过程[14]12，似乎也无法真正呈现马克思批判理论演进的逻辑。综上所述，通过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核心或重要范畴内涵的演变，以历史发生学视域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确应成为人们把握马克思哲学科学方法论的必要环节。而着眼时代要求，基于此方法论自觉在回应传统误读过程中持续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必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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