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雨

摘要：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虽然国内资料欠缺，中央与地方缺乏编制经济建设计划的经验，但“一五”计划边制定边执行，前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最终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建设的蓝图。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一五”计划;工业建设;计划经济

中图分类号：F423;F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20-0028-03

1953年，为了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党中央正式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尽管在近代各个时期的说法略有不同，实现工业化确是中国近代以来各先进阶层共同追求的理想。在晚清、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因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再加上政权不统一和战乱频仍，很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先进政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提出了要建设先进的工业国家的主张。但当时的主要任务仍是反帝反封建，谋求民族的独立。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才有了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1952年下半年，经过三年的努力国内外形势都有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在和谈的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战争可望结束，中国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平稳的外部发展环境。尽管受到抗美援朝的影响，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只用了三年就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土地改革也基本完成，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中国获得了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中央决定在1953年正式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实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开端。

1 “一五”计划的编制

其实在195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就在“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指示下，开始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国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只能走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道路。但至于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则是摆在这个年轻的执政党面前的一大难题。

1.1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首先是以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靠发展轻工业起步，伴随海外殖民扩张，获得大量原始积累，进而推动重工业发展。其次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在继承之前工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依靠科技發展，由政府投资包括军工在内的重工业，民间投资轻工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最后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创立之初，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包围，保卫国家安全，苏联采取了在沙俄时代军事工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短时间内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并迅速在经济上超越德国成为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

考虑到第一种发展模式发展周期长，投资成本回收慢，而第二种发展模式与国内正在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矛盾，尽管在工业化进程中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但苏联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和成就，对仍处于落后状态的新中国有着极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在战场上的对决，进一步体现出中国武器装备与工业实力的落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都面临着工业化战略选择的问题，能不能迎头赶上老牌工业国家，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发展速度成为各国在发展战略选择考虑时的重要因素，这对处在帝国主义威胁与封锁中的新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要求不高且长于发展速度的苏联式工业发展道路，成为最适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1.2苏联的支持与计划的修订

虽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但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新中国和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发展重工业的经验非常欠缺。为了确保工业化任务的完成，苏联的建设经验与资金、技术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1952年7月，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五”计划第二稿形成，这也成为中国向苏联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据。

为了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同苏方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援助，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52年8月访问苏联。斯大林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在设备、贷款、专家、技术、企业设计等方面对中国的“一五”计划提供帮助。苏联的支持使中央更加坚定了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的指导思想。虽然“一五”计划已经开始，但中财委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仍在此基础上于1953年初和六月份分别完成了“一五”计划的第三次和第四次编制。

在周恩来回国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的领导下，继续与苏联就援建的具体事项进行深入地交流，并于1953年5月签署了《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文件中确定了苏联对中国援建和改建的91项工程。这与1950年确定援建的50个项目以及1954年增加的15个项目组成了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涉及金属冶炼、能源开发、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若干国防工业。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作为“一五”计划乃至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核心，提高了新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增加了生产门类，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布局不合理的落后面貌。

1954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的八人工作小组，开始了“一五”计划纲要草案的第五次编制工作，经过不断地修订、补充与调整，最终于1955年7月30日在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审议通过，形成了新中国初期工业化建设的蓝图。“一五”计划的制定，经过四年反复论证，五议其稿，既借鉴了苏联的成功经验，又结合了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一五”计划的实施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布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战火中走来的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领域的经验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新中国的经济刚刚开始恢复，而计划此时也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更加剧了“一五”计划建设的困难。年轻的新中国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工业化探索之路。

2.1干部的调拨与培养

虽然一开始就提出将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作为当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经济建设尤其是计划经济建设不是只靠一份任务清单或者一张时间表就能完成的，还需要统一调配干部，大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才，才能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

在22年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干部，无论是军事工作、地方工作还是党务工作，都有了成熟高效的干部体系，但懂得经济和工业建设的干部却是凤毛麟角。因此，早在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之后，党就开始对工业建设中的干部工作提前部署，大量只是粗通甚至不懂工业建设的干部边学习边准备，在计划经济建设开始之前就开始熟悉新的工作岗位。中央在1951年10月决定从全国调3000名县处级及以上级别的干部到国营工业部门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到1954年，全国调到工业部门的干部有16万人之多，其中为苏联援助的重点厂矿选调的干部就有3000余人。这些干部经过革命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下的锻炼，有着极高的政治素质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和培养，这些干部积累了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成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所不可或缺的一批宝贵人才。

在调拨干部学习工业建设的同时，全国各级还大胆地从先进的技术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拔了大量的新干部。他们有着从事工业生产和理论研究的实践，经过培训，能够迅速地熟悉工作，进入情况。通过统一调整、大胆提拔、加快培养等一系列工作，这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干部与那些从革命战争年代中走来的“老革命”们一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一个工业人才匮乏的年代，满足了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对各方面干部的迫切需要。

2.2合理调整工业布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七成在向沿海地区，只有三成分散在广袤的内陆地区。这是由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半殖民地化造成的不合理状况，使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严重影响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对全国资源的开发和统一调配，也使得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不利于内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工业布局。

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主要以东北和上海为中心分布。东北有着丰富的资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为了支援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在东北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成为其重要的战略支撑。东北解放后，我们在苏联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东北的工业发展，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发展中心。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自清末以来就是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比较发达的地区，以发展轻工业为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又一重要的工业中心。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工业化建设要以东北和上海的工业基地为基础，为全国的工业建设提供支持，但同时又要实现工业布局合理化，兼顾内陆地区的工业建设。因此，合理分配建设计划，成为调整工业布局的关键。

在“一五”计划期间， 53%的限额以上工业建设单位也分布在内陆地区。在兰州、包头、西安、太原、武汉等地，一系列重工业项目陆续上马，对改变工业布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老工业基地，国家继续培养和充分利用这些工业基地为全国的工业建设输送人才、技术和原料，推动全国工业建设。

2.3集中统一管理重点建设与确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核心，包括限额以上建设单位694个，这对人才、资金、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底子薄，资金有限、人才缺乏、技术落后，对于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必须要集中全国的力量。而原有的分散的财政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财政的集中，也无法确保重点建设在中央的统一領导下进行，因此中央决定集中掌握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在财政管理方面，中央决定把全国财政划分为中央、省、县三级收支范围，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在分配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由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严格把控的物资管理和分配制度;在劳动管理方面，由各级有关部门和工会负责统一招工，并确定统一工资标准。

中央各主管部门对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包括从物资调配到基础设施施工的全过程，而地方的基本建设主要是农业、水利工程、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但也仍须由中央各部指定，设计施工任务也必须由国家下达，大大加强了中央对重点建设项目和地方基本建设的管控，确保了建设项目有序进行。

在此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基本实现了国家对重要建设项目和基本建设项目的集中统一管理，保证了“一五”计划的完成。

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浪潮。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为后来的工业化建设在人才和技术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3 “一五”计划的启示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为我国开创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实际出发，审慎地制定计划是“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前提。为了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制定出一个既符合主观需要，又符合客观可能的计划来，“一五”计划的编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一五”计划也成为党和国家从所花时间和精力的一个五年计划。不管是制定指标还是确立建设重点，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的，都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要求。

动员集中全国力量支援工业建设，是“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难以进行。但“三大改造”的完成，坚定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激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有力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而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后，避免了资本对社会的震荡和冲击，为工业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集中全国的人才、资金、资源服务工业建设，也确保了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计划的顺利完成。

合理利用援助是“一五”计划顺利实行的重要条件。“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中央在对待国外援助的问题上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苏联共帮助我国新建和改造154项重要工程（即通常所说的156项），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帮助我国建设了68个工程项目。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工业建设人才，把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根据计划，我国还准备在“一五”计划期间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一万余留学生，并有派出大批实习人员到国外先进的工厂和企业实习。苏联对“一五”计划的帮助不仅是在资金、技术和设备上的，从计划的编制、指标的设定、工业布局的调整等方面，几乎一切与计划制定的技术问题和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

“一五”计划的成功，坚定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新中国“一五”计划的成功，为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编辑：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