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

就小说写作来说，“出走”一直是探讨女性生存状况和自我觉醒的有效主题，如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逃离》，都试图呈现女性们在生活困境中的“出走”状况。黄冰的短篇小说《法国大使》也是如此，她在小说中对当下女性婚姻生活里的不幸和困境投去善意的一瞥。

小说笔触一如既往地克制、冷静，讲述了一个平凡女性南娅以“出走”的方式寻找自我救赎，并带给另一个女性目击者韩燕以精神上短暂的游离与反思。琐碎的时间线，叙述手法混用的方式，以及细腻的笔调，均显示出当代女性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较成熟的风格特征。但我更想要评述的，是小说整体上的偏颇之处。

首先是叙事策略。作者细腻地捕捉那些习以为常的场景中出现的轻微陌生，插叙的方式为小说节奏提供了有益的中断，显示出在当今社会里，人对事件作出反应时的种种迟钝与犹疑，这是叙事策略的胜利。停顿并非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是为了表现出人的存在状态，小说中的人物在作者的引领下犹疑地发现这种状态。然而小说呈现的另一种轻微陌生是：最低限度地表示反抗。小说人物全部安静且克制、不动声色，行文最激烈之处（如打架事件）也是如此，难免将风格埋没成一种质感单薄。同时，事件的选择、过多的阐释性心理描写，使小说的多重解读、故事的多种可能性被消解成类似于——随着传播技術的便捷而令大众耳熟能详的——信息或新闻事件。它使小说丧失了本真和温度，如果作者拒绝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小说就止于一种浅薄的现象学描述。在真实生活停滞的瞬间，某些事物坍塌之后，出现的空缺与断裂是小说家需要用心凝视的地方。在女性写作中，爱丽丝·门罗提供了堪称典范的经验，需要往更深处凝视，并对人物的姿态和环境抱有最大限度的耐心和怜悯。

其二是关于小说的智性思考。《法国大使》展示出女性在寻求解放时的种种非理性形式，娜拉出走之后如何？仍然引起我们的追问。只是令人堪忧的不再是经济，而是小说中的女性看起来几乎没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她们貌似只关心面膜、身材和衣服。打扮不仅仅是修饰，它还表明了女人的社会处境，因为它们可以使女人凭借幻觉来重塑外部世界和内在自我。当年老色衰，这一努力往往就开始显露失效的痕迹。可以看到，小说里女人们正在重复这样一种生活——无聊、期待和失望，小说努力描摹了这一现状。而小说中最应该努力构建的内核，被作者有意识地逃避了，同时也回避了对于那些生命中不可总结、无法归类的复杂境遇的同情与思考。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将荣誉置于两性差别之外，置于自己自由的生存难以达到的荣耀中的时候，女人才能将自身的历史、自身的问题、自身的怀疑、自身的希望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等同;只有这时她才能寻求在自身的生活和作品中揭示出全部现实，而不仅仅是她个人。”审视当下女性写作的状况，她们比我们预期的还要谨慎一些。在《法国大使》中，小说的现场是房间，是家庭，是通过门上的小窗口瞟上一眼。

以我对黄冰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她并没有自如地运用她的天赋，她将艺术家的天赋更多地运用于生活之中。女性小说家内心的纯洁、圆满，也许会滋生出一种松弛的懈怠。她有意识地逃避了她自身生活里没有的重量与困惑，其实小说有时可以背负这一值得述说的沉重之物。爱丽丝·门罗在采访中说：“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希望她可以多写一些自己更接近、更真实的东西，或者把自己的精神高度地融入小说写作中，那么我们可以更幸运地看到一抹温暖和明亮，这足以构成小说中的救赎。

所以，以我的偏颇之见来看，《法国大使》呈现了一种封闭的内部，她、她们，甚至都没来得及抬起头看看外部的世界。世界比“法国大使”更大一点，小说写作中的女性，需要一种望向远方的目光。黄冰的这篇小说少了一点点投入与奋不顾身，小说也因此少了一些动人，以及更浩瀚的可能性。

但我觉得也不能因此而责备黄冰。这实际上是女性主义写作的普遍状况。在很多时候，女性主义受到天然的、牢固的束缚，甚至于某些部分正好来自女性自身。对黄冰来说，相对优渥的生活显然构成了她有限度的抗争和有意识的逃避的理由。另一方面，她是女性作家里博览群书和富于艺术气质的写作者，当然有理由对她提出更高的期待。希望她不仅仅是购买一个“法国大使”，而是勇敢地书写拉着行李箱的女性如何更好地建设自己的生活。

责任编辑   魏尚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