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泉与礼泉县

醴，甜酒;醴泉，甘美的泉水。《礼记》载：“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论衡》载：“泉从地下出，其味甘如醴，故曰醴泉。又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朱草、醴泉、翔凤、甘露、景星、嘉禾、萐脯[1]、萱荚、屈轶[2]之属。”天下醴泉万万千，而以其名县者唯有陕西省咸阳市醴泉县。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改革行政区划，因宁夷县（隋）县城西南甘北镇有一眼“涓涓留得济人恩”的古泉，味甘如醴，名叫龙泉，“汩汩小池通远水，阴阴高柳接前村”，而以醴泉名县，表示帝王修德，时代清平。醴泉就属太平瑞应，吉祥征兆，所以于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县名为醴泉县（神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生于这年十二月）。后因时代变迁，到宋时醴泉县城由甘北镇移至旧县村。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端午，游师雄题《唐陵园记》后刻石，醴泉县尉张匀、主簿李革、知县傅寤立《昭陵图碑》于县城西门外唐太宗庙内。绍圣四年，主簿李革陪同新知县到甘北镇龙泉亭游览，立《龙泉亭诗碑》。

万历进士龙膺《发咸阳次醴泉怀古》云：“莫讶醴泉泉已竭，铜驼荆棘几千秋”。到了明中叶后，这一甘甜如饴的千年醴泉以及龙泉亭都已荡然无存。此后，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开始修县志到民国以来，历代共修有七部县志，对因有那眼醴泉而把县名改为醴泉县之事，众说纷纭。计志书考证过的醴泉：有永寿县的醴泉、礼泉县旧县村南流泉坊的龙泉、县城北誌公泉、南坊镇泉以及县城西的郑公泉（据县志载，礼泉县还有方山跑马泉、烟霞洞的郑子真泉、翁官寨的二龙山泉和桥北的五龙山泉）。学者方家无据考证被岁月尘土掩盖埋没的甘北镇曾有一眼醴泉。

1964年，陕西省醴泉县改名礼泉县。从此，“醴泉”逐渐被世人遗忘。

龙泉亭诗碑

1978年，礼泉县城关镇皇甫村有户人家，在村南新宅基地钻井时，发现并出土了《龙泉亭诗碑》。待到十多年后，笔者根据《昭陵图碑》和《龙泉亭诗碑》立石参与者都有“醴泉主簿李革”，从而论证了诗碑是一通北宋金石;根据碑中“丁丑孟夏晦日题”，断定诗碑立于1097年;又据碑中“醴泉知县杨仁宝”诗曰：“自昔于兹出醴泉”，从而推断出在唐醴泉城旧址甘北镇，曾有一眼“济人恩”的醴泉，它就在城关镇皇甫村。此泉就是隋文帝因以名县的醴泉，昔日的礼泉县县令杨仁宝以诗为证。

龙泉亭诗碑是醴泉县甘北镇龙泉命名的“宋碑物证”，史料明确载：醴泉县名县之泉，是醴泉县甘北镇的龙泉。然而这么重要的诗碑，却在1978年被村民发现后未引起足够重视，出土后被当成农器惨遭石杵木棒锤击，伤痕累累。笔者认识到《龙泉亭诗碑》的价值，遂建议政府，将它作为文物收回，诗碑现收藏于昭陵博物馆。

醴泉县是以甘北镇龙泉命名一事笔者研究考证多年，史料充足，却仅仅“成一家之言”。2000年出版的《礼泉文物志》和2013年修改重印的《醴泉县文物志》均没有收录《龙泉亭诗碑》。前后修订的两版文物志中的“县名考释”，却考证出“醴泉县的名称实因北周武帝时期建于今淳化县北，汉‘甘泉宫旧地的‘醴泉宫得名而来”。不敢说考证错误，证据不足，但的确难逃行文草率，考据不严的失责。早在1978年就已经出土的《龙泉亭诗碑》不仅没有被收录进《礼泉文物志》中，碑文诗刻也没有被引证过。《龙泉亭诗碑》明确佐证：醴泉县名县之泉，是醴泉县甘北镇的龙泉，并非《醴泉县文物志》所记载之由来。笔者曾就醴泉县得名一事向礼泉县文物志编委写信反映过。那么《龙泉亭诗碑》所说的“龙泉”现在何处？泉水是否一如八百年前，涌出如醴？

甘北镇“龙泉”

甘北镇是礼泉县一座古镇，古镇有一眼醴泉名叫甘北泉，也称龙泉。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醴泉知县杨仁宝“登甘北泉亭”，出土的《龙泉亭诗碑》载：“甘北镇，唐醴泉旧址”，甘北镇是唐初建造的一座城镇。1987年出版的《咸阳市地名志·礼泉县》：“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因建昭陵，割云阳县西部、咸阳县西北部，在今赵镇乡泔北村一带置醴泉县。”咸阳地志说明了唐醴泉县城甘北镇的大致方位在“今赵镇乡泔北村一带”。

《礼泉县地名志》（油印本）有：“泔北镇位于（赵）镇政府驻地西南5.4公里。据传此地曾为唐仲桥城，清后期人们在泔河北岸建村故名。”“泔河袁家，位于（赵）镇政府驻地西偏南7.2公里，唐时礼泉县遗址。明初，人们居住小河东岸，得名西河村。清中叶更名泔河村。清末，以村民多姓袁，改現名，辖二村。”《礼泉县地名志》是说唐醴泉县县址位于“泔河北岸”、“小河东岸”。

以上三段史料，泔北镇的“甘”字都“拖泥带水”。1978年礼泉县城关镇皇甫村西何发现并出土的《龙泉亭诗碑》，指明了甘北镇龙泉的准确位置，而碑上铭刻的是“甘北镇（唐醴泉旧址）”，说明宋时甘北镇的甘字并无三点水。

第二部《礼泉县志》出版时，礼泉县志办已经把地名志修正了。例如，“泔河袁位于郑家村1千米处。明洪武年间，袁姓先祖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泔河岸西定居，后成村落，得名西河村。清中叶更名为泔河村，清末，因该村多为袁姓人员居住改现名。”

甘北镇“甘”字没有三点水，辖境不能用“水”分开;甘北镇在今赵镇泔北村一带，范围并不局限在“泔河北岸”或“小河东岸”。今泔北村在唐、五代、宋时是甘北镇的一部分，今城关镇皇甫村辖王家、张家、西何、北何、薛家5个自然村。相传唐时此地有一庙，住持复姓皇甫，人称皇甫庙;后有王、张、何、薛相继迁入，分别在庙北、南、东相距半里地定居，形成村落，遂以庙名为村名。甘河袁距皇甫王家约3千米;皇甫西何村位于王家村西南100米处，这些村距离很近、相对集中。

唐时甘北镇地旷人稀，辖境没有几个村落。今赵镇乡“泔北村一带”实指泔河袁、常、郑家，皇甫王、张、何、薛等村，这些村在唐宋时都是甘北镇的地盘;经过金元战乱，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醴泉县开始编县志，到民国以来共修七部，均没有注明醴泉县名县之泉在何处，不知历史上还有个龙泉寺。

明清两位进士——苟好善和曹骥观编撰和续编了《醴泉县志》，对甘北镇和龙泉寺有详细记载。明代苟好善于1638年编撰县志云：“唐醴泉县城县东北十里，今为泔北镇。”又云：“醴泉镇 县东北十里，即泔北镇。”“龙泉寺 县北十里泔河南岸。”苟好善对醴泉县之镇、寺眼见耳聞，对其位处县城的方向、距离记载无问题（但给甘北镇“甘”字加了“三点水”）。曹骥观于1935年编纂县志云：“甘北镇寺，在县北甘北村。”“龙泉寺，在县北十里甘河南岸。”

笔者曾去泔北，村处泔河北岸，村小人稀，有古庙者二。由曹骥观所撰县志知，二庙是甘北镇寺和东岳庙，现都毁坏得砖残瓦碎。但龙泉寺不在甘北村，说明龙泉不在甘北城内。苟好善“证明”甘北镇、龙泉寺在当时醴泉县是确实存在的。苟好善书：“龙泉寺在县北十里泔河南岸;甘北镇即古仲桥城，在县东北十里。”

苟、曹二志齐书：龙泉寺所在地明朝时没有村落，寺在泔河南岸，在甘北镇西郊。泔河水浅不行舟。由泔河北岸的泔北村（甘北镇）过河西行约3千米就是皇甫村王家;皇甫王家与泔河水库正南正北一条线与东西流的泔河交叉的泔河南岸曾有龙泉寺。紧邻皇甫王家村西南100米处是皇甫西何村——《龙泉亭诗碑》发现并出土之地。至此使人豁然开朗：龙泉寺就在皇甫村正北泔河南岸，龙泉寺位置的记载从另一方面佐证了甘北龙泉的确切位置，证据链严丝合缝，相互印证。

南北朝后期北周皇帝宇文邕，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四年、五年连续三年都来龙泉寺住过。隋初（598年）因龙泉是眼醴泉，改县名为醴泉县，唐贞观十年（636年）在甘北（镇）置唐醴泉城，龙泉寺在甘北镇城西郊。北宋《资治通鉴》把甘北泉亭称醴泉宫。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知县杨仁宝登甘北泉亭，且留一通《龙泉亭诗碑》。2018年9月15日笔者在礼泉县城关镇张里村“找见”龙泉寺，继而“找见”龙泉。

进士曹骥观撰《醴泉志》主要参考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蒋骐昌与孙星衍同撰礼泉县第五部县志。蒋骐昌所撰县志让龙泉和龙泉寺真相大白：“甘”字不带水。礼泉县从明代起到2018年共编的九部县志，蒋骐昌所撰县志质量最高。

笔者在蒋骐昌所撰县志中抄录出了明朝祁伯裕《过醴泉有感》：

世路谁醒眼，忧心如醉狂。谩夸泉是醴，我自爱沧浪。

此诗独到之处是“泉是醴”，泉是一眼醴泉，“泉是醴”了，县名才改为醴泉县。

注释：

文中诗句皆引自《龙泉亭诗碑》

[1]萐（sha）脯：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摇鼓生风，寒凉食物，使之不臭

[2]屈轶：古代传说中的草名，谓能指出佞人，又名指佞草

作者简介：

郑志俊（1935--），陕西礼泉人。195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学高级教师，教书育秀四十载，多次当选县优秀教师，1998年退休。历任民盟礼泉支部主任委员，省级先进盟员。曾任礼泉县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县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著有《追忆领袖华主席》、《礼泉县“古今名人”的名和字》、《宋伯鲁诗词选注》、《夕拾朝花》等。先生多年来对《龙泉亭诗碑》进行了研究和考证，揭开了1400年来“醴泉”泉在何处之谜，为醴泉县名由来提供了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