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娜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面临传播主体单一、传播内容有效性不高、传播平台影响力不大、传播方式创新性不足及传播效果的认同度不高的困境。为此，应从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方面全面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度。

关键词：信息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困境;路径

一、引言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科学也是按照几何级数发展的[1]。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信息传播工具的发展，从而使信息技术的进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并导致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括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传播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3];同时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中的现实困境出发，分析信息传播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认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二、信息传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

1.传播主体的结构较单一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70届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等多个场合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内涵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很显然，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显然是以官方为主体，尤其是以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官方媒体、党刊党报等官方性质的传播主体为主，其他的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度不高。但是21世界以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到来，微博、微信使人人都成为了自媒体，每个个体都会针对全球发生的各类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并日益成为新兴的国际话语主体，不断地丰富着国际话语的主体结构，也影响着自身国家的话语权，而我国并未能充分发挥这些非官方的个体及组织的国际话语优势。官方媒体的宣传，容易被国际受众视为政治宣教，容易产生排斥心理，影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效果。

2.传播内容的有效性不高

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批判继承现代主义思想、结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论断，“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政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4]进入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同时各国都在致力于占领国际话语的制高点，话语权愈来愈成为国家综合能力的体现。“国际议题的设置，既是国际话语权强弱的直观表现，也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途径。”[5]首先，我国在国际议题设置的主动性不强。纵观历史，目前国际社会中的各类议题，大多数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提议，例如“恐怖主义”、“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到“全球治理”，使西方国家掌握了国际话语权优势。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外交上的“韬光养晦”原则，在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的同时，也使我国在国际议题设置方面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失声”“失语”。[6]其次，我国在国际话语传播中遭遇“话语逆差”。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理念范式、话语体系不断输入中国，在诸多话语体系形成了以西方话语为标准的“元叙事”体系，认为西方话语是权威，甚至中国一些学者也成为西方话语的盲目追随者。第三，我国话语内容的逻辑性不强。长期来西方霸权国家的话语尽管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在“霸权稳定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理论的逻辑论证下变得似乎“有理有据”，而我国提出的“合作共赢理念”“人類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阐述和逻辑论证，却处处被西方国家打压甚至是恶意抹黑，影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的传播和认同。[7]

3.传播平台的影响力不大

传播平台是连接话语主体与话语对象的媒介。调查显示，当今西方四大主流传媒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与法新社每天的新闻发稿量占世界的80%以上，西方50家传媒公司占据世界传媒市场95%地位份额。[8]而国际受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西方媒体，信息获取率高达68%，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主要源自“他塑”而非“自塑”。[9]中国对外传播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为主流官方媒体，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主要媒介，虽然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与西方主流媒体比较仍有差距。例如美国CNN有着400多名驻外记者，中国CCTV拥有60多名驻外记者，显然在数量上不及美国。此外，中国媒体在信息覆盖面、装备的先进性等方面也存在不足，日益成为传播平台的短板，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和国际认同。

4.传播方式的创新性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偏向于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因此，在语言叙事风格中也往往是先讲道理、在摆事实。在针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中，中国媒体多习惯先讲道理，再讲实事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说服意图愈显著，会令人产生强加灌输推送的错觉，反而影响受众的接受;另外，中西文化的差异及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也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传播的障碍。例如我们提到的“两步走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小康社会”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对于国内的受众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对于国外受众来说，是比较难理解的。因此，传播方式要不断进行中外话语体系的有效转换，创新传播方式，提升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传播效果。

5.传播效果的普遍认同度不高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先后提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共同体等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得到了世界范围内一定的关注度，但是离被世人所普遍认同，融入各国民众心中还有一定距离。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中国威胁论”肆意抹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发达国家视“修斯底德陷阱”为铁律，认为“国强必霸”，而“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时期称霸的方式和手段，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成为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和认同的重要障碍。另外，发展中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存在疑虑。一方面受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担心中国“国强必霸”，会影响自己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受世界金融危机、地域冲突、环境污染的影响，部分国家在希望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增强便车的同时，也在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6]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肆意丑化抹黑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质疑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因此要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信息传播的能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认同。

三、信息传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实现路径

1.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历史表明，国家综合实力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础。近代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受挫，当代叙利亚外交官贾法里的无奈都印证了弱国无外交的事实。因此，要提升国际话语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夯实强大的话语条件，就必须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综合实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更加有力、有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的重大方针政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经济保持中高速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显著增强。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在新时代我们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既要跨越“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党要克服“四大考验”“四中危险”，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勇于改革创新，继续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解决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着眼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

2.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传播，离不开传播主体、内容、媒介、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要不断完善中国的话语体系，提升话语能力，才能有效传播中国声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话语支撑。

首先，加强传播主体的多元性。新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人都是自媒体，传播方式也更加灵活多样。传播出体应不限于官方、政府层面，应将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乃至个体群众纳入其中，多元主体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还可以通过一些国际的学术交流、民间企业的经贸往来、旅游、留学等形式传播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10]这种形式作为官方宣传的有力补充，扩大中国声音的传播。

其次，加强传播内容的有效性。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充分挖掘和阐发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开门搞研究，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丰富中国话语内容，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议题设置能力。同时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标书，引导国际学术界研究和研讨[11]，提高我国话语的传播效果。

第三，加強传播平台的建设性。在平台建设上，既要加强我国主流媒体的建设，在人力、设备、技术方面不断的更新，提升传统优势及信息化的新本领，增强自身的传播能力，满足受众的多方面信息需求。同时要规范管理民间组织媒体、个体媒体等非官方媒体的运营和发展，使官方和民间传播平台形成合力，共同提高我国传播平台的公信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占据制高点。特别是要加强构建国际传播平台，发展海外传播阵地，精准把握海外受众，提高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实效性、精准性。

第四，加强传播方式的创新性。我国的传播方式应改变靠硬性灌输、政治宣传的方式，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精准把握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选择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话语叙事方式，突破传统僵化的思维模式，同时不断跨越中西文明及语言障碍，利用创新的传播方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落地生根。

3.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可以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要通过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2]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传播赢得国际认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各国人民一起推动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44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外文出版社，2017.533

[4]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Discourse”，UNTYING THE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ed.Robert Young（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Inc，1981.52

[5]张志洲.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J].红旗文稿，2012.13

[6]王祯、李包庚.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问题谈论[J].理论导刊，2019.6.57

[7]陈鑫.“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出路[J].宁夏社会科学，2018.9.71

[8]赵瑞琦.“三个舆论场”与对印传播战略--“一带一路”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J].齐鲁学刊，2016.1.74

[9]孟威.改进对外传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J].新闻战线，2014.7.8

[10]李镇宏.国际传播视角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J].a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6.34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外文出版社，2017.346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外文出版社，2017.523-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