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国内各种学术会议和报告中，人才总是热门话题。不少人都曾感叹，似乎戴上了海归人才的“帽子”，总能受到更多青睐。

比如，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提到了他的一名学生，非常优秀，但是在职业发展路径上颇为缓慢，至今仍是副研究员，能够获得的支持与奖励也寥寥可数。

但是同样的能力，换上一位海归人才，就大不一样了。王建宇说：“从国外引进的人才，为他申请教授都是垫底条件，还会给他落户津贴、启动经费，两者一比差距很大。”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有一个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通过海外研修计划到国外，做得非常好，回来时他想申请‘青年千人，结果去咨询说绝对不行，因为你是学校派出去的。后来，他从复旦辞职了。”

还有一些大学学者也承认，就目前科研竞争的现实来看，确实有几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味道：同等条件下，海归博士往往能比本土培养的博士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更好的薪酬待遇，这种由“标签”隐含的竞争力甚至体现在职称评定、人才计划申请、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

于是，不少已经留校的博士也在盘算着出国，甚至有人专门做起了博士留学的生意。“不是我们爱折腾，一把年纪还要辗转出国，实在是情非得已。”“土博士”们的心里藏着些许无奈。有关“土鳖”与“海归”的心结，其实更多折射的是人才培养的问题。

先海外留学再回国发展，被视为成长捷径

王一教授在上海某高校工程类专业任职多年，他所在的专业领域有着很强的本土性，而且实用性很强，从应用实践发展上说，去国外深造并不能比扎根国内一线收获更多。当他听说本专业某博士生正在国外访学，王一还是连连点头，“海归博士的起跑线确实要高一点”。

王一算了一笔账：目前针对高校的人才资助计划大致可分为学校人才计划、省部级人才计划和国家级人才计划三类，有些人才计划只允许海归博士申报，或者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海归人才。

在上海，拥有博士学位者，如果有两年连续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再加上几篇较为出色的论文，可申请上海高校特聘教授 （东方学者）岗位计划。一旦入选该计划，除了计划所含的资助外，所在学校还会给予配套的科研经费，工资待遇也会得到较大幅度提升;而若获得国家级人才计划，相应的科研配套经费和工资待遇则会更高。

2014年，王一所在的学校通过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引进了一位在英国著名高校访学的博士，刚一入校就获得了数百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相比之下，本土博士的起步多少有些艰难。同样在这所学校，2009年入校任职的“土博士”高齐因为没有得到相关计划的资助，烧杯、试管、量杯这些基本的实验设备得靠他自掏腰包购买。“只能精打细算，做一个项目买一台仪器，燕子衔泥般慢慢搭起自己的实验室，逐步积攒起在科研圈里的口碑。”高齐说得很是无奈。

职称评定上，一些评委在潜意识里也更加认同海归。科学网博主罗非在网上记录了一场“土博士”参加正高职称评审的答辩会，在答辩现场，一些评委询问“论文有没有国际合作作者”，这让罗非很震惊。

罗非解释说，一般而言，在学术领域内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声望和地位才有资格申请正高职称，拥有一定数量、具有学术独立性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文章才能说明自己的水平，为何一定要问国际合作作者呢？

正因遭遇了现实中的种种无奈，越来越多的博士倾向于先攒下一笔海外留学经历，再回国发展，并把这视为一种成长“捷径”。

人才评价亟需摘掉“帽子”

之所以“海归”比“土鳖”更吃香，与我国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有关，也反映出人才引进过程中的评价体系可能出了错。

有媒体发文称，海归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待遇不对等现象，一方面可能是某些政策的导向跑偏，一方面也是源于管理者的政绩冲动。

“如今人才计划多了，问题也出来了。”上观新闻记者宰飞表示，评价一个人，往往不是看真才实学，而是看“帽子”;评价一所高校，往往不是看教育科研成果，而是看有多少“帽子”学者。“帽子”的光环俨然遮蔽了学术与教育，成为学者竞逐、社会膜拜的对象，很大程度上颠倒了名实关系。

《现代金报》发文称，在这种“引才思维”下，部分学子出国未必是为了真求学，而是想镀一层“金”：有一段留学经历，混个“洋学位”。也就是说，海归与本土人才的不同待遇，会加剧留学热，甚至会造成一些人留学目的不纯。同时，对本土人才向上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因此，人才评价体系急需摘掉“帽子”，回归“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初心。

《中国青年报》将“海归土鳖”区别对待的问题，归结于粗放的人才评价机制，是对人才的不尊重。“以学术出身一刀切地评价人才，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差异。人才是千人千面的，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必须坚持以专业标准，确立精细化的人才评价模式，不以头衔和身份评价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來，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不少领域已处于世界前列，“我们要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自信，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和科研水平自信，我国一流高校一流学科培养的博士生不比国外差。”

对此，黄震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建议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必须从“重引轻育”向“引育并重”转变。

二是建议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加强政策引导，在各类人才计划实施的申报条件上，不能搞唯出身论，要摘掉“海归”“土鳖”的标签，做到“英雄不问出处”，以水平、能力和贡献作为衡量人才的指标，并使之成为共识。为海归和本土培养各类人才搭建开放、公平的竞争舞台，实施同台竞技，按绩取酬。建立并完善以能力与贡献为导向的人才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三是建议加强国家人才计划顶层设计，在引育并举上双向发力。（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据《文汇报》、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