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新文

关于“国学精髓”这一主题，我想用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关键词“情理”或“通情达理”来讨论。

一、“国学”的再认识

目前学术界存在各种思想争鸣，国学内部也是派别林立。到底什么是国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在高校、科研机构里面比较流行的一个国学概念，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提出来的，叫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国故的学问”。对胡适的这个概念，我本人持批评态度，我认为胡适这个国学概念把中国学问的研究方向引入了一个歧途。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在基本的心态上，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研究中国学问抱着民族自卑、文化自卑的心态。我们从器物层面自卑到制度层面自卑，从制度层面自卑到精神层面自卑，乃至最后在人种、在文字上都自卑。鲁迅有一句口号，叫“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瞿秋白也有一段话，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基本的自卑心态中发展了一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视专题片《河殇》的主题思想还是在宣扬黄土文明的死亡，认为只有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一百多年以來，中国在西化的快车上越走越远，今天就算有些人意识到中国本土的尊严，但是他们所操的话语，基本上还是西学的话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很难谈得上公正的理解。

第二，在基本立场上，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立场是很成问题的。苏东坡有一首诗写庐山，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座庐山，横看是岭，侧看是峰，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庐山面貌全然不同。那么对中国文化，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是站在哪里看的呢？站在西方文化中心立场上。我们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用留学生的眼光、价值判断来看待中国文明的，这样的立场和视角使得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化呈现出这样一种扭曲的面相，非常不正常。

第三，在价值取向上，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把西洋文化走过的轨迹理解为全人类必走的一条道路。这跟第二点是相关联的，是把一家之路当全球之路。人类不只有一种问题，人类也不只有一种文化。到今天为止，人类至少面对三大问题：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矛盾关系问题、人与自我的矛盾问题。人类这三大问题，非常有意思地在人类“轴心时代”同时并起，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孔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三种伟大的人类思想文化在同一期并现。所以梁漱溟先生有一个理论，就是“世界文化的三期重现”学说。人类其实有三大问题、三大文化，为什么我们近现代以来，却用西方文化这个单一的有色眼镜来看人类呢？好像人类只有西洋民族走的这一条路。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上的结果，以这个取向来看中国文化，是大可怀疑的。

第四，在方法上，一百多年以来有四个词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词典中，它们有很高的地位，那就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很多人现在把这四个词当作人类的普世价值，其实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什么普世价值呢？我在杭州作过一场专门的演讲—“从国学视角看自由平等”，就是对这两个不可一世的“神明”作了理性的分析，自由、平等并没有那么神秘，只是因为我们都跪在西方文明的麾下，所以看不到它们的局限性。中国近现代以来，“赛先生”（科学）是中国最高神明，到今天为止，没人敢反对科学。我没有这么极端，我认为科学有它的有效范围，它是人类的一种有效方法，但不是所向披靡的灵丹妙药，人类的问题，科学最多能解决百分之二三十，还有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非科学能解决，比方说人的情感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审美问题、伦理生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它需要别样的文化智慧来解决。所以，我们近现代以来因为科学落后，强调科学没错，但是强调过头了，不能让它无法无天，所有的领域都要染指，都要科学说了算，这是对科学的迷信，也是对科学的误用。

因此，我认为，我们一百多年以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是错的，道路是错的。为什么呢？科学的有效领域在于“物理”，这里的“物理”是一个广义的名词，是中国“心物二元”的这个“物”，凡是人的认识对象都叫“物”，哪怕“1+1=2”也是个“物”，当它作为“我”的认识对象的时候就叫“物”，哪怕是个抽象观念。科学研究物理得出的客观命题，这是科学有效的方法，科学能做得好。但是中国文化偏偏不以物理为重，它是一个情理的文化。有位美国教授质问我，他说：“既然科学不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好方法，那你能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法吗？”我说：“中国学问，有一个方法，也只有这个方法可以进入，那就是生命修炼的方法。”通过生命修炼的功夫，达到相应的生命境界，才知道古圣先贤讲这个话的意蕴，否则望文生义、自搞一套，那只能损污圣贤。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学问，必须有生命修炼的功夫，没有功夫的中国学问，一定是华而不实的。中国学问有一个特点，你真有功夫，讲的话就有含金量。为什么国人对于中国文化那么没有信心呢？因为始终用西方的文化眼光看中国文化，所以怎么看都不踏实，原因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根本都不是一个类型。中国文化再认识，是要在四点基础认识上的再认识：由民族自卑到民族自信;由西方立场回归中国立场;由西方价值取向回归中国价值取向（西方价值取向是功利价值取向，中国价值取向是道德价值取向、伦理价值取向）;由西方客观的科学研究方法转到生命修炼的方法，以体悟生命的真谛。在这四个基础上改观过来，我们谈国学，才比较有中国味道，否则今人所讲国学，大部分是非国学的。

二、国学的精髓

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国学，就要把握中国精神、中国学问的本质。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就要搞清楚中国文化的实质，这里先对两个观念—“情理”和“物理”，作一个精微的辨析。中国人讲情理，和西方人讲真理不是一回事。真理是一个科学文化的观念，注重客观、逻辑;中国人说的情理，是一个主观命题、主观智慧。

“情理”和“物理”怎么辨析呢？我们不进行抽象辨析，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中最能看智慧。这个故事是鲁迅《野草集》里边的一篇杂文，叫《立论》。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老财主晚年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满月的时候，乡亲朋友们都过来贺喜。有人说这个孩子印堂发亮，将来一定是个大富大贵之人;有人说这个孩子眉清目秀，将来一定是个文章盖世之人;有人说这个孩子长得两耳垂肩，将来一定是个长命百岁之人。大家东一句西一句，让这个老财主笑得合不拢嘴。这时候来了一个秀才，他看了这个孩子两眼说，这孩子迟早是要死的。鲁迅在这篇杂文里的结论是，这里面只有秀才一个人讲的是真话，可是这位秀才讲完了真话之后，就被财主家打出了门，其他人都上酒席吃肉喝酒，不亦乐乎。于是，鲁迅就愤愤不平，发表议论。鲁迅说，在中国，总是讲真话的人讨不着好，总是讲假话的人吃香喝辣、飞黄腾达。

我是在初中时代读到鲁迅这篇杂文，在那个“愤青”的年龄，觉得鲁迅实在是敏锐、深刻，他看的实在是对极了，中国真的像是吃香喝辣的都是那些说假话的人，那些掌握真理的人都是不得人心、不讨好的人。是这样吗？乍看是这样，再深细一点看，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故事该怎么来看？秀才讲的是不是真话呢？是句真话。人总是要死的，这个孩子是个人，所以这个孩子迟早是要死的，无论是从逻辑推理，还是从自然现象来看，都是一个真理。中国人承认这是一句真话，但是中国人认为它反映的真理是一个物理性质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人生命生活中的一个工具而已，你要生命生活顺利展开，当然要遵循物理，可是物理搞顺了，人就一定生活得好吗？中国人说不，还要看你的情理。如果你的喜怒哀乐错乱，你的七情六欲打架，你可能就是一个忧郁者，是一个暴恐主义者、极端主义者，哪怕物理搞得再对，你也同样生活得不好。所以中国人认为，物理确实很重要，但始终是人生的第二位，人生首先要情理对，所以《中庸》开篇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科学是要把感情排除在外面，否则不能客观地把握物质世界的条理，可是中国文化偏偏不排斥感情，就在感情上做文章，就是把七情六欲通过礼乐的熏陶教化，让它们不生发出来就是“中”，出来就“中节”，恰如其分就是“和”。人要是做到不动是中，动了是和，那会是什么境界呢？“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整个宇宙万物都是和谐成长的。这是不是真的呢？《中庸》里面还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君子在什么样的人生处境中都是自得其乐的，不为物喜，不为己悲，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修炼过了，他的七情六欲已经打理过了，已经打磨到了与天地并行不悖的境界。

我所研究的马一浮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现代著名漫画家、散文家丰子恺是马先生的弟子，他在《缘缘堂随笔》中有一段记载，“每当我满怀忧郁地去拜见马先生”，那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说“走到那个桐庐，那个小山村，远远地看到马先生在那个山坡上晒太阳的场景，他那舒展的体态，就让我的烦恼去掉了一半，再听马先生充满智慧的正能量的提点，我的烦恼扫空，晴空万里”，他说“我经常是愁云密布地去见马先生，最后晴空万里地告别”。这就是馬先生。抗日战争流亡期间，很多亲友担心他的安危，到处打听马先生的下落，马先生一一回信来不及，当时写信不方便，他就写了一首诗，公开答这些亲友的关切，这首诗的开头就是：“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天下虽然战火纷飞，但是我的内心呢，礼乐秩序井然，乐在其中，这就是“素患难，行乎患难”的君子风度。所以，中国文化是情理的文化，是另有功夫、另有生命意境的，近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情理、物理的混淆，认为只有一种理，就是物理。情理是什么，情理是生命主观之理。情理和物理怎么把握呢？我认为，凡是可以搬弄的都叫物理，情理搬不动，情理只能用当下的生命呈现出来，用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的声音、你的生命情态展示出来，情理只能当下，过了那一刹那就不是。凡是能够搬弄的都叫物理，包括伦理学、美学的原理，都叫物理。打个比方，为人父母把儿女生下来了，就应该把他养育成人，让他接受教育，这句话对不对？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点头，这是对的，这就是情理。但是一个小孩指着妈妈说：“你既然把我生下来了，就应该把我养大，就应该让我接受教育。”那就不对了。情理，就是同一个命题，要看谁说、看对谁说、看以什么心情说。去年四月，我在杭州某中学演讲，全校七百多个师生在一个大礼堂，当时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这话音一落，全场同学都从椅子上站起来，热烈鼓掌，欢呼雀跃。老师们都不高兴，我马上补救，我说：同学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没有不好的老师，只有不好的学生”，刚才的话是对老师们说的，你不要把我对老师说的话抓住，认定这是真理，这是情理的话，你一抓就错了。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个老不死的”，你不能认为这是个骂人的话，要看他对谁说，看他投入的心情是什么。一对金婚夫妇，开完了金婚庆祝仪式，老两口儿在烛光下互诉衷情，老汉对老婆说：“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前年那场癌症，我以为你要走了。你这个老不死的！”还重复了一遍，你认为他是在骂她吗？那是爱到极致，庆幸到极致，用一种反话表达那个无法言喻的感情。中国文化要善于这样读，我们才能读到中国味道。

责任编辑︱谷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