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峰

抗战期间梁灵光（中）与南通警卫团战友合影

2006年2月25日晚，当得知梁灵光老省长去世的消息后，我找出老省长题字的“华东军大二总队七团政治处”油印的《淮海战役歌集》，久久地注目着老省长三个月前的题字——“号角”，心中总是平静不下来。

自转业到地方后，我经常在不同场合见到梁灵光老省长。老省长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一头白发和两道白眉，点缀在布满皱纹也布满笑容的脸上，如同霜降时期的菊花般盛开。唯一略显独特的是，他喜欢穿西装，很少见到他穿其他便服;他穿西装很讲究，也少见到有重复颜色的西装，领带更是如此。他的神态温良尔雅，气质潇洒大度。当他在某一场合出现时，人们立时一片寂静，即刻掌声骤起。在他身上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和感召力。

“梁灵光”三个字，不但在地方而且在军队都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1916年11月3日，梁灵光出生于福建永春一个儒商家庭，后随哥哥在上海读书。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在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他开始关心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开始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被学校以“严重违反校规”为由开除学籍。

18岁的梁灵光返回厦门，在当地《平话》杂志做编辑，因发表针对日本侵略的社评《华北问题》，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向市政府抗议，梁灵光被迫避到英租界鼓浪屿。1935年秋他再次返回上海，投入“一二九运动”的洪流。1936年秘密组织上海抗日青年团。当年6月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并在马共领导下组建“华侨抗日救国会”等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梁灵光乘坐邮轮回到战火纷飞的上海。他随后加入苏北抗日队伍，任苏北抗战支队政治处主任兼如皋动委会组织部长，1939年3月任海门抗战支队第二总队总队长。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如皋县县长，第四区游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1月任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縣长兼保安旅旅长，该旅整编后兼南通县警卫团团长。1943年10月任苏中四分区专员公署专员。

抗战结束后，梁灵光担任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华野第十一纵三十三旅旅长，三野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先后参加了苏中、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战役。

1949年厦门解放，投笔从戎十多年的梁灵光突然接到命令，让他担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厦门市第一任市长。由于治绩显著、深孚众望，梁灵光后任福建省工业厅厅长、副省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书记。

1977年，梁灵光阔别福建家乡，奉调到新组建的轻工业部任部长，并于这年参加了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奏的中央工作会议。

1980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奉调回京。中央把继任者锁定在任仲夷和梁灵光身上。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需要这样有魄力的人当政。但是，在当时一切形势都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对于这次任命，中央又是相当谨慎的。当时中央主要领导逐一找他们谈话。

梁灵光回忆说，邓小平的谈话印象最深。在这场进行了足足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了三个观点：特区不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几个地方，而是广东、福建两个省;办特区我们没经验，你们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央也没钱，你们要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

带着中国当时最高决策层的叮咛和嘱托，梁灵光和任仲夷一起顶风破浪，呕心沥血，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省一级领导层中最先吃“螃蟹”的先行者和弄潮儿。

尽管做了很多的准备，广东的实际情况还是让梁灵光意想不到。“来之前想着广州是南方的大都会，应该比较繁荣，但其经济状况在全国居然属于中等偏下，在1978年以前，其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4年低于全国水平”，粮食、交通、市场都有问题……

梁灵光说：“经济上的困难我们不怕，最怕的是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当时在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最难的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认识的问题。根据当时省委省政府的意见，任仲夷主抓省里，梁灵光重点抓广州。中央文件里写了，如果解决了广州的问题，等于解决了广东的一半问题。那时梁灵光组织了二十几人的工作组，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关于广州放宽政策，改革开放的一些初步方案。结果底下有人顶住，不断找借口反对。改革中，有些部门要让权放权，由于牵涉到利益问题有抵触情绪。甚至有人说广东改革开放香港化了，像资本主义的租界。

为寻求突破，梁灵光从当时极为敏感的物价入手。广东东南靠海，内陆水系发达，渔产资源丰富，群众喜欢吃鱼。梁灵光在调查研究中发现，1981年广州平均每个人一个月发0.5元钱的鱼票，还不能完全保证供应。原因是以前塘鱼都是统购派销，卖鱼的农民没什么积极性，所以生产上不去。1982年，梁灵光在市领导会议上提出以放开塘鱼价格作为突破口，进行物价改革，即不统购，也不派购，让市场决定塘鱼价格。塘鱼的物价一放开，一下竟涨了三四倍、四五倍。群众很不满意，怨声载道，甚至到北京国务院去告状。在这种情况下，梁灵光没有动摇，他坚定地说：“我们下决心放开了，下决心忍一下阵痛。如果不放开，什么都没有。”

放开塘鱼的价格确实冒了很大风险，但其结果却带来了令人欣喜的“逆袭”：农民养鱼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增加了，价格逐步回跌。3年后，据有关部门统计资料显示，全国18个大中城市里，广州吃鱼最多，鱼最便宜。塘鱼价格的放开，是广州市物价改革的成功试点，也带动了其他物价的放开，更重要的是为大家树立起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前往车站迎接。在谈话中邓小平提到深圳是特区，今后发展要跟香港相协调，将来要促进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后来梁灵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珠三角的概念，把广州、深圳、珠海这一片地区组织起来，形成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如今这片区域已经变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梁灵光的先见之明令人敬佩。

考察回到广州后，邓小平题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连夜把题词拿回去，敲锣打鼓进行宣传。深圳被肯定了，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

1985年，梁灵光从领导位子上退了下来。漫长岁月，风风雨雨，起起伏伏，功名利禄在老人眼中早已淡如浮云。他退下来后没有做“寓公”，我们常常在各种场合看到他风尘仆仆，神采奕奕的身影：广州市“申亚”，他献三计;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他接受记者采访，深情回忆不凡岁月，见证伟大时代的变迁;南亚海啸，他率数百名老战士捐款;他出席各种他认为有必要的社会活动。

2005年11月4日上午，我有幸地出席了由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在金鹰宾馆主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会。在宴会厅的餐桌上，我拿出这本《淮海战役歌集》递给梁老省长看。梁省长饶有兴致地翻阅起来，他说：“里面的歌，我唱过。作曲家沈西蒙，我都认识。”我向老省长要求：“能不能在上面签个名？”老省长很高兴地拿起笔，略作思考，在扉页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号角”两个大字。他说：“我们打仗要吹进军号，今天改革开放也要吹进军号，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进军号吹响了，就要一鼓作气，永远向前！”

老省长在我这本“歌集”的左下角郑重地签上了姓名和时间。想不到这竟成了老省长送给我的绝笔！

“号角”——战斗的号角，改革的号角，不息的号角。

我想，这不正是梁灵光老省长当之无愧的称呼吗！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