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我是日本“农三代”，在伊豆半岛的小农村出生，从三岁开始跟着爷爷和爸爸种地，没玩过电子游戏。周围都是竹山，從天亮到天黑，我一直在太阳下面活动着，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离开农村十多年，回过头看，日本农民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过着安宁、平和的日子。

当然越是农村，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越欠发达，这是世界共通的现象，不是特殊的问题。我家乡只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和几条公交线路，没有轻轨，更没有地铁。道路倒是基本健全，不管是一般道路还是农道，去哪里都有路，不会徒步翻山。

正因如此，日本每个农民家庭里至少有一辆车，把农业专用的车加起来超过三辆相当普遍，公共交通不发达嘛，只能开车。在东京等大城市里，开车的人反而不多，价格便宜的公共交通相当发达，没必要开车浪费时间和金钱。

在日本农村，每一个地方都有与自民党有关系的“农协”，农民与这一组织协调，确保销售农产品的渠道，政府也给予补贴。凭我感觉，农民的现金收入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60%～80%，有的更高。但农村人家有粮食，农村生活的开支又很少，况且，其医疗、养老等保险条件是与城市居民相当的。日本农民在国人普遍对国家粮食危机抱有担忧的形势下过着有尊严的日子。

2003年来华以来，我经常去中国农村进行调研。2007年年底到被设定为国家扶贫试验区的贵州毕节调研了一个月，走进那里的农村。刚刚到达后的第一印象，与我日本的家乡没什么两样。但观察一会儿就发现，那里的水和食物很不卫生，在大众餐厅吃了一顿，我立刻拉了肚子。至于公厕，让我不得不拉开距离，下决心忍耐一会儿，到别处解决。

那段时间，国家教育部正好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当地的宣传部官员很自信地向我解释这一政策多么伟大，但我躲避陪同官员，偷偷去向当地的老师了解到，依然有许多孩子“没回来”。通过一位每月从工资里垫出一千五百元帮助自己学生生活的女教师介绍，我跟几名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贫困而上不了学的孩子聊天。

她们在贵阳当“背篼”，不是不愿意上学，而是无可奈何，觉得自己不打工，弟弟和妹妹吃不饱饭。我问一名十四岁的女孩子：“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说：“一张纸和一支笔……”

这让我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和本来面貌取决于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体在什么样的环境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就中国这样贫富悬殊巨大的转型中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北京国贸的银泰中心或上海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绝不象征着中国崛起，贵州、甘肃等相对欠发达地区，其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百姓的生活状态才是衡量中国崛起的核心标准。

【原载《中国青年》】

插图 / 层次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