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向红

当前欧亚地区正在经历剧烈的秩序变迁。如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之争、乌克兰境内如火如荼的国内冲突，格鲁吉亚与其两个分离实体——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似乎已成定局的分裂局面，以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所发生的持久对抗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等。换言之，除了此前一些被“冻结的冲突（frozen conflicts）”，欧亚秩序面临的最严重冲击应该是乌克兰危机及其带来的地区与国际影响。乌克兰危机一方面是导致欧亚秩序发生剧烈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当前这个日趋混乱的世界逐渐失序的反映。不过，欧亚秩序面临失序并不意味着整个欧亚地区的秩序均动荡不安。事实上，相对于欧亚的东欧和南高加索次区域，中亚地区的秩序较好地维持了整体稳定。中亚局势虽非一帆风顺，但该地区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国家间冲突，也未发生影响中亚五国主权与稳定的严重危机。

同属欧亚地区，同样面临来自外部行为体的积极介入和影响，区域内国家同样面临不少内部挑战，为何欧亚地区的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与中亚次区域的秩序稳定程度会出现明显差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深入把握欧亚秩序的生成机理和演变动力，进而为人们提供理解该地区历史和未来的重要线索。不过，截至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似乎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集中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根据欧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和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模式，提炼出一种关于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以解释欧亚秩序不同地区的稳定程度及其差异。

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内涵及其组成

在欧亚地区，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地区秩序呈现出典型的“套娃模式”。所谓地区秩序的“套娃模式”是在参与地区事务的过程中，诸多行为体（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两类）为了追求和实现自身的诉求，会根据自身的能力和身份选择主要从国家、地区、全球层面中的某一个或全部三个层次开展互动，最终使该地区的秩序同时受到此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在国家、地区、全球层面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此在该地区形成一种类似套娃一样的秩序模式。

参与并影响欧亚地区套娃秩序的主要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两大类。就国家行为体而言，有两个行为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地区霸权俄罗斯，另一个是全球霸权美国，它们在全球层面的互动，构成套娃秩序的第一层。由于其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影响，俄罗斯构成欧亚地区的霸权国家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尽管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在衰落，但无论是从能力还是意愿来看，俄罗斯仍是影响欧亚地区秩序演变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俄罗斯提出的“近邻”概念将欧亚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已经表明了俄捍卫其在欧亚地区霸权地位的决心。不过，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霸权身份日益受到美国这一全球霸权的挑战与威胁。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就逐渐扩大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地侵蚀着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再加上欧盟国家在欧亚地区所追求的目标与美国存在诸多契合之处，故在欧盟的帮助下，美国能够对欧亚秩序的变化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亚次区域，由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日益上升，该次区域逐渐形成了中美俄三足鼎立的三极格局，而在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与俄罗斯分庭抗礼，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

套娃模式的第二层是俄美双方在地区层面所展开的复杂竞合关系。不过，与双方在全球层面美国是“守成者”、俄罗斯是“挑战者”的身份结构不同，在地区层面，双方角色发生了逆转。即在欧亚地区，俄罗斯是一个守成国，而美国是一个挑战国。俄罗斯与美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身份逆转，对于欧亚地区秩序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无论在全球层面俄罗斯对西方外交是否体现出进攻性，但至少在欧亚地区，俄罗斯的地区霸权身份使其对欧亚秩序的变动尤其是美国影响力的扩大持一种非常警惕的立场。这符合前景理论有关行为体在面临既有的收益遭到其他行为体的挑战而蒙受损失时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的观点。除了这种一般性的心理特征，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也增加了俄罗斯对其他行为体侵蚀其既得利益时做出激烈反映的概率。就套娃秩序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的关系而言，欧亚地区是双方展开全球竞争的核心地区。对于俄罗斯来说，它首先需要确保自身在欧亚地区的地区霸权地位，一旦这一诉求得到保证，它可以以欧亚地区为据点，与美国在全球层面上开展竞争。对于美国来说，维系北约的存在以巩固其优势地位，并希望北约的影响范围能覆盖原本属于苏联的地区，如此美国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全球霸权。基于上述逻辑，俄美均将欧亚视为维系自身地位和身份的关键地区，并将在此地区的竞争视为一种零和博弈，尽管它们所维系的地位和身份截然有别。在此背景下，套娃模式的第一个层次与第二个层次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关联。

欧亚秩序的稳定与否，除了受到美（西方）与俄之间互动的影响外，还受到该地区其他行为体互动的影响。这些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以及它们与俄罗斯、美国等地区或全球大国的联系，首先使欧亚地区的套娃秩序形成了国家层面的秩序，即第三层秩序，同时也使第三层秩序与外面的两层秩序产生了关联。在欧亚地区，存在着诸多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基于不同的政治诉求或动机，有意或者已经对该地区主权国家的主权或秩序提出了诸多挑战。如“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以及以“颜色革命”为代表的社会运动，如内战期间塔吉克斯坦的塔伊斯兰复兴党等政治反对派，这些行为体致力于挑战的是各国的治理能力和政府合法性；而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为代表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主义势力，挑战的则是政府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无论出于何种政治目的，在面对强大的主权国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时，非国家行为体会有寻求外部支持的动机和愿望，希望借此增强自身势力，进而推进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权生存等核心目标，主权国家在能力不足之时，也倾向于借助外部力量以抗衡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均借机利用欧亚地区国家层面上的矛盾，各自选择可以合作的对象结成同盟或准同盟，以谋取在与对方竞争中胜出。如此一来，套娃秩序的第一层次（全球层面）、第二层次（地区层面）直接与其第三层次（国家层面）产生了紧密的关联。由于在全球层面俄罗斯被视为挑战者，而美国是守成者，前者对后者构成了挑战；而在地区层面，美国被俄罗斯视为挑战者，而俄罗斯是守成者，前者对后者同样构成了挑战。双方在这两个层次的关系性质有使双方的整体关系走向竞争的趋势，甚至有使这种竞争关系蔓延到欧亚各次区域和该地区各主权国家及其内部的倾向。如此一来，就导致欧亚秩序的第一、第二、第三层次不仅相互联结在一起，而且以一种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大体而言，第一、第二层次的竞争很容易蔓延到第三层次，而第三层次的冲突又很容易激化第一、第二层次的竞争。尽管欧亚秩序在苏联解体以来并非始终处于冲突状态，但该地区毕竟潜藏着诸多的冲突点，这也是为何欧亚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但又难以应对的重要原因。

套娃秩序在欧亚地区的运作及分异

图1 欧亚秩序套娃模式的内涵及其组成示意图

欧亚地区的两个次区域均有套娃秩序的典型特征，不过套娃秩序在东欧、乌克兰次区域和中亚次区域的稳定程度截然不同。相对于东欧、乌克兰次区域的动荡不安，中亚次区域大体维持了稳定，原因何在？由于俄美在全球和地区层次的竞争在两个次区域都存在，而在国家层面，无论是在高加索、东欧次区域，还是在中亚次区域，均存在非国家行为体挑战国家行为体的情况，故要合理解释欧亚两个次区域在稳定程度上的差异，还需注意在次区域层面上影响套娃秩序稳定的另外两对重要关系，即特定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分别与俄罗斯、美国之间的关系状态，这两类行为体两两组合产生了四对关系。而这四对关系跨越了单个国家的层次，具有涌现性，故它们属于套娃秩序的地区层面而非国家层面。换言之，除了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互动，特定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与俄、美之间的关系，同样属于影响套娃秩序稳定程度的地区因素。由于在欧亚地区的高加索、东欧次区域与中亚次区域以及全球层次，俄美之间均存在竞争关系，在此背景下欧亚秩序的稳定很大程度上由上述四对关系的状态决定。与此同时，由于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存在的竞争甚至冲突关系，故特定主权国家与俄美之间的关系状态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俄美与该国内部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状态。

俄罗斯与欧亚地区的主权国家具有长期历史联系，同时又有复杂的现实纠葛，导致各国与俄罗斯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一般而言，鉴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各主权国家往往不会主动挑衅俄罗斯，因为这一行动容易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在此背景下，当欧亚地区缺乏能对俄罗斯进行有效制衡的外部力量时，欧亚地区的主权国家一般不会针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活动采取明确的制衡（balancing）行动。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致状况。至于苏联解体之初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发生的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以及1992—1997年间延续五年的塔吉克斯坦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国之间或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与俄罗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受制于急剧变化的国内局势和陡然下降的国家实力，干预或调解这些冲突的意愿和能力均受到严重限制。不过，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实力弱小的状况使其无力有效维持欧亚秩序的稳定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影响这些事态走向和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加大对欧亚地区事务的介入力度，使欧亚套娃秩序具备了新的发展动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在全球范围发动反恐战争。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对欧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影响是美国于2001年10月在阿富汗开展行动以打击“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为了便利反恐军事行动的开展，同时也为了扩大其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积极谋求高加索和中亚国家的后勤支持，并加大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介入欧亚事务的力度。无论是在东欧、高加索次区域，还是在中亚次区域，美国扩大地区影响力的举措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高加索，美国与格鲁吉亚的安全合作关系急剧升级，双方在安全人员培训、反恐情报共享、共同抵御俄罗斯介入格鲁吉亚反恐事务（如车臣恐怖分子隐匿在潘基希峡谷）的行动等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在中亚，美国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获准设立了两个军事基地，并与其他中亚国家开展了紧密的安全合作，如获得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的过境飞行权。总之，美国以反恐为由强化与欧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了本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在欧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导致该地区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在欧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其在欧亚地区驻军长期化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与此同时，欧亚地区各主权国家对俄罗斯及由其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这些均导致俄罗斯逐渐改变了对美国介入欧亚事务的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对有离心倾向的国家进行约束，以巩固自身在欧亚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这种趋势在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就开始出现，俄罗斯联合法国、德国等国家在全球层面对美国霸权地位提出挑战。传导到地区层面，俄罗斯从援助提供、多边机制构建（2002年组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新设军事基地（在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军事基地不远处建立了坎特军事基地）、巩固已有的友好关系（如与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以避免自身在欧亚地区的主导地位遭到进一步侵蚀。在此背景下，欧亚地区逐渐呈现出以俄罗斯为一方，美国以及欧盟为另一方展开激烈竞争的二元格局。当然，具体到两个不同的次区域，由于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数量有所不同，也使两个次区域的结构有一定差异。在欧亚地区的高加索与东欧次区域，二元对立的格局色彩更为明显；而在中亚次区域，由于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逐渐扩大，以至该地区具有比较鲜明的三足鼎立特点。尽管如此，从整个欧亚地区的竞争态势来看，决定欧亚套娃秩序演进的主要动力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博弈和互动。

二元格局的出现促使该地区各国与俄罗斯或美国关系状态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欧亚套娃秩序的演变动力。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各加盟共和国很少针对俄罗斯采取制衡的外交战略，而是追随俄罗斯或仅仅对其进行对冲以缓解来自后者的压力；而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对欧亚事务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国家在欧亚地区影响力上升，对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对俄战略产生了明显影响。部分国家依仗美国在反恐战争后对欧亚地区的重视及对欧亚地区民主转型的支持，试图对俄罗斯进行制衡。如在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颜色革命”后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政府的对俄政策；在中亚次区域，乌兹别克斯坦在一段较短时间内（2002—2005年）的对俄态度。毋庸置疑，除了美国在欧亚地区影响力扩大这一因素，俄格关系、俄乌关系长期互动积累的复杂情感是促使这些国家调整对俄战略的深层原因。然而，同样面临欧亚地区新出现的二元格局，并非所有的欧亚国家都放弃了追随或对冲俄罗斯的战略，或无一例外地采取制衡俄罗斯的立场。事实上，其他欧亚国家虽然也在努力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以争取来自美国的支持或援助，但整体而言，它们基本上延续了对俄进行追随或对冲的外交战略。

部分欧亚国家对俄战略的改变对欧亚套娃秩序产生了影响。随着欧亚地区二元格局的形成和固化，部分主权国家出现了借助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倾向，而这只是导致欧亚套娃秩序变动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与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在经历变迁，它们同样导致了欧亚套娃秩序的变动，而且这一层面的关系与前一方面关系的变动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欧亚地区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同样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体现在东欧与高加索次区域，主要的非国家行为体是分离主义势力和社会运动；在中亚次区域，则主要是恐怖极端势力和社会运动。两个次区域的社会运动所追求的都是推翻政府。当社会运动动员大批民众凝聚成强大的政治能量时，其对国家政权构成的挑战无疑是严峻的，不过即使社会运动实现了政权更迭，也不至于威胁所在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社会运动提出的挑战的性质与极端恐怖势力相似，但与分离主义势力迥然不同。极端恐怖势力固然会挑战政府权威，但其与国家的实力对比具有不对称性，使其对国家提出的挑战是有限的；但分离主义挑战的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对国家利益最严重的威胁。

由于欧亚地区两个次区域内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主导性威胁，由此导致这两个次区域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和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分化。在欧亚的乌克兰、东欧次区域，主导性威胁是分离主义势力，而在中亚次区域，地区内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颜色革命”和“三股势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消除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威胁，两个次区域国家追随或倚重的对象明显不同。面临严峻分离主义威胁的东欧和高加索国家对俄罗斯采取制衡战略，而对美国进行追随；多数中亚国家对俄罗斯采取追随或对冲的战略，以抵御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与之相反，东欧、高加索次区域的分离主义势力或实体很自然地倾向于追随或依附俄罗斯，争取使自身的政治诉求得到实现；而中亚次区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往往是俄罗斯与区域内国家共同防范或打击的对象。如此一来，欧亚地区的套娃秩序在两个次区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欧亚地区的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有强烈的冲突潜力，但中亚次区域却能维持大体平稳。在高加索与东欧次区域，套娃秩序面临来自两个阵营之间的对峙乃至冲突，即以分离主义势力和俄罗斯为一方，遭遇分离威胁的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另一方，由于所涉及的问题较为敏感和重要，双方之间的对峙很容易因为偶发事件或其中一方的有意挑衅而爆发激烈冲突。而在中亚次区域，由于该地区的主导威胁是恐怖极端势力和“颜色革命”，套娃秩序在该次区域的维系不易受到严重的冲击。原因在于，一旦恐怖极端势力对中亚国家构成严重威胁，由于俄美双方均对其保持警惕，双方有可能分别对地区内国家提供帮助，甚至通过合作对其进行打击。这样，恐怖极端势力并不足以对该次区域的套娃秩序产生大的冲击。不过，当“颜色革命”成为地区内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局面会有所不同。非国家行为体有可能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地区内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追随和对冲而非制衡的战略，再加上俄罗斯本身对“颜色革命”也很警惕，故对于面临“颜色革命”挑战的国家，俄罗斯会积极支持地区内国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俄罗斯的这种立场，甚至可能让原本对俄采取制衡措施的次区域内国家转而走向追随俄罗斯的道路。当俄罗斯与地区内国家实现联合时，美国作为一个缺乏有效影响次区域内国家国内政局的全球性霸权，难以通过军事干预行动直接对非国家行为体予以支持，而只能在话语、道义等方面进行声援。如此一来，美国的支持往往不足以撼动俄罗斯与主权国家的联合，也无法保证非国家行为体颠覆地区内国家政权。一言以蔽之，只要地区内国家不寻求挑衅俄罗斯，或不彼此征战，中亚次区域的套娃秩序往往能得到有效的维系。

大体而言，欧亚地区的秩序至少受到三个层面行为体互动关系的影响。最外层的“套娃”是俄美在全球层面所进行的竞争和合作，第二层“套娃”是俄美在地区内的互动以及该地区内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分别与俄美两国所形成的竞合关系，第三层“套娃”则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套娃是相互影响的，俄美在第一层次的互动会传导和影响到第二、第三个层次，反之亦然。同样属于欧亚地区，之所以东欧与高加索次区域的套娃秩序远没有中亚次区域稳定，主要原因在于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的国家往往会借助西方国家的力量制衡俄罗斯，而中亚次区域的国家则倾向于对俄罗斯采取对冲或追随战略。前者容易导致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出现以俄罗斯及其追随者（包括地区内国家中的非国家行为体）为一方、西方国家与地区内国家为另一方的激烈对抗。当三个层次的套娃纠结在一起发生严重碰撞时，套娃秩序很容易受到严重冲击。而后者则会出现俄美联合地区内国家来反对非国家行为体，或俄罗斯联合地区内国家反对非国家行为体与西方之间松散联盟的局面。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中亚次区域更多出现的是各行为体之间的摩擦或龃龉，很少上升到集团间对抗的高度，如此避免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套娃发生激烈碰撞，从而能有效保证套娃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