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松

“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央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李宗仁回忆录》

军事地理是李宗仁的“建议”的重要基础

1960年代中期，当年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美国南加州隐居地检讨那场业已结束20余年的中日战争时，换位思考之后认为，如果那些日本人若如自己上面所说的那样做了，则战争的面貌“恐怕完全两样了”。对于李宗仁的“自信”，人们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值得重视，即此公对当年对手的“建议”其实是基于军事地理考量的抗日战争复盘。而这一点，也正是下文将要展开的话题，只不过，其范围局限在1937年7月-1938年10月，地理因素对中日双方战争行为的影响。换言之，抗战第1年的军事地理。

淞沪会战与日军进攻轴线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