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其军事应用技术即自主武器系统面临着国际人道法、战争伦理以及全球安全等各领域的争议。相比较而言，自主武器系统对国家核战争风险以及全球战略稳定的影响，引发的关注和探讨则较为薄弱。原因在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先进和应用程度尚不足以撼动既有核大国以“相互确保摧毁”原则为基础的战略稳定关系;多数核国家的核指挥控制系统、核武器使用方式、核力量发展程度处于机密状态，核武器系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程度和方式不得而知;与其它战略武器相似，准确区分自主武器系统的攻防界限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但是，鉴于核武器的巨大毁伤效应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探究这二者之间的结合方式及其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仍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时期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美苏核战争风险

冷战期间，美苏均建立起包括战略轰炸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在内的“三位一体”核力量，以及“基于预警发射”的核力量作战和部署模式。为防止对方发动核突袭，并且能够在威慑失败后能“快速、精确、高效”进行核反击，美苏均不同程度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核作战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即探测和预警系统（用于监视对方核武器，防止意外核进攻）和指挥控制系统（用于缩短决策时间，进行快速核反击）。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态势感知系统，构建了名为“远程预警线”（DEW Line）的感应网络系统和“半自动化地面环境”（SAGE）防空系统，用于自动感应和探测苏联战略轰炸机的异常行动。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苏联研发和部署了机动性和隐蔽性更强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核潜艇，美国不得不将“自动化”态势感知和地面防空系统束之高阁。

60年代，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着手研发“战略自主指挥控制系统”（SACCS），这个系统能在决策者做出核武器发射指令后，协助指挥官进行后续行动规划、分析和评估，甚至能根据新的政策指导和情报数据快速改写核战争计划。

美国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核战争决策辅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削弱了苏联因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核潜艇获得的战略优势。1985年，苏联也开始考虑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核指挥控制系统，并研发了一种名为“死亡之手”（Dead Hand）的自動核反击系统，目的是在遭受美国的核打击之后能自动进行核报复。

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虽然在冷战时期美苏战略攻防态势的急剧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与战略核潜艇、洲际弹道导弹、天基反导技术等各类战略武器相比，其开发、应用以及人所熟知程度都很有限，因此对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影响也很有限。

发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核战争风险

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主要通过自主武器系统来发挥作用。依据自主程度即“人类介入程度”的不同，自主武器系统主要分为自动武器、遥控武器、半自主武器、完全自主武器等。冷战时期美苏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主要停留在自动化武器阶段，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更先进的自主武器系统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于核指挥控制系统。近年以美俄为首的人工智能大国纷纷宣布，要采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以推动核指挥控制系统的现代化升级。未来核指挥控制系统将呈现“人工智能—网络—核”相结合的“新三位一体”特征，对国家间战略稳定造成多方面的复杂影响：一方面，自主武器系统有助于加强核指挥控制系统应对网络攻击和网络干扰的防护力，以及遭受攻击后的复原力。在通信卫星失能的情况下，通过高空无人机搭载机载通信网络可有效恢复战时通信，对手先发制人打击通信卫星不再能获取首轮攻击的优势。在这一情境下，自主武器系统有利于战略稳定。另一方面，自主武器系统结合网络进攻武器，可被用来攻击敌对国家的核弹头及其运载工具、指挥控制系统或者基础设施等。自主软件能隐藏网络攻击时的漏洞与弱点，同时搜寻和研究对手系统中的漏洞。在实施主动攻击时避免对手的打击报复，为技术较先进的国家赢得了极大的首轮攻击优势，也就削弱了国家间的战略稳定。

1975年1月1日，美国空军搭载W53弹头的“泰坦II”型洲际弹道核导弹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采用MK-6再入飞行器进行发射。

二是用于情报监视侦察系统。随着技术发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遥感系统能部署于极地、深海、远洋等各类极端环境。自主水面舰艇（ASV）、自主水下潜航器（AUV）、自主飞行器（AAV）均可用于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先进的国家而言，如果将该技术应用于与核武器相关的预警和情报侦察监视系统，将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预测和把握其它国家核武器的研发和部署情况，从而增强本国战略核威慑信心，有利于国家间战略稳定。但自主武器系统能够更精准和有效地搜索、追踪、定位和瞄准敌对国家的核武器系统，极大削弱了其它国家的核报复能力。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能使水下作战环境变得更为“透明”，削弱了其它国家海基核力量的威慑力。美国在2016年5月测试的“海上猎手”号无人反潜战舰可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在海上连续航行数月，被美国媒体称为“敌军潜艇的噩梦”。

三是用于决策辅助系统。人工智能技术如果广泛应用于战时决策辅助，同样会给国家间战略稳定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能主动发现不同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并对侦察到的图像进行意图和威胁判断，从而改善指挥官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简化和缩短战争决策流程，有利于国家更迅速地实施核进攻或反击行动;另一方面，当核战争决策流程和时间被大大缩短，国家之间因意外事件导致的冲突升级风险便大大提升。那些可能遭遇核打击的国家为避免陷入被动，有可能尝试采用无人机、网络攻击或其它方式摧毁或干扰对方国家核指挥控制系统，以获取首轮攻击优势，从而提升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冲突的风险。

如何降低人工智能时代的核战争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加剧国家间核战争风险，主要取决于核国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程度和应用方式。那些技术更成熟的国家得以将自主武器系统应用于核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侦察、辅助决策等各个环节，从而在更好地探测、预警对手核态势同时，更有利地发起核报复和反击行动，核威慑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任何新兴战略武器系统都是“双刃剑”。自主武器系统在强化核武器国家战略威慑的同时，也赋予该国更多首轮攻击优势和风险升级倾向。在这一情形下，自主武器系统显然加重了霸权主义国家挥舞“核大棒”进行“核讹诈”的倾向。

当前，国际核安全环境日趋恶化。主要核国家将核武器视为大国军力竞争的重要手段，纷纷启动核武库升级计划。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仍高度复杂，地区核军控前景不容乐观。《中导条约》已形同虚设，《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续约前景暗淡，双边和多边核裁军与不扩散进程缓慢。在此背景下，自主武器系统对国际战略稳定的负面效应将继续上升。核武器国家在研发人工智能技术强化战略威慑的同时，应积极、主动、有效规避及管控技术滥用和扩散引发的安全风险。一是强化核禁忌理念，明确“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明确自主武器系统的攻击目标，尤其要明确不主动攻击对方的核基础设施等关键军事目标;二是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军控谈判议程，有条件地将自主武器系统纳入新的战略军控协议，防范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恶性军备竞赛。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