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张三人的合影，印象深刻。梅兰芳毕恭毕敬地站着，在他前面坐着的是他的两位琴师徐兰沅和王少卿。论岁数徐兰沅与梅兰芳相仿佛，而王少卿则比梅兰芳年轻着好几岁。论声望，梅兰芳已是如雷贯耳、声名远播的艺术大师。一站一坐，足以见梅兰芳对琴师发自内心的敬重。在梅大师心中，他与琴师和伴奏乐队是缺一不可的，正所谓“锣鼓震日月，琴弦抖乾坤”。谭鑫培先生曾经说过：“琴师与鼓师是演员的左膀右臂。”而今，长眠在北京万花山梅兰芳墓近旁的徐兰沅，曾经对演员与琴师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戏曲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唱不了《八仙庆寿》。意思是说，无论是主角、配角以及文武场直到旗、锣、伞、报，他们虽有主次之分，但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演员唱起来没有胡琴伴奏，身段动作没有锣鼓，演不好人物。反之，胡琴伴奏和锣鼓点离开了演员的唱腔与身段动作，就如同失去文字内容的标点符号，令人不解其意。徐老积其一生的经验，提出了琴师演奏技巧的“六要”：一、包腔要紧，二、裹腔要圆，三、引唱要巧，四、垫字要俏，五、渡长腔要稳，六、送短腔要明。怨不得有人说演员和琴师更像夫妻关系。

大概在1980年冬天，上海电影制片厂《小街》剧组在广东肇庆拍摄外景。曾经在上影厂工作的我的一位同学拉我去剧组玩了几天。除了主演张瑜，郭凯敏还有导演杨延晋以外，大部分细节都淡忘了，我唯一记住了他们给我说过的电影剧组七大辅助部门：音（乐）服（装）道（具）效（果）摄（影）录（音）美（工）。我明白了，没有合作配合，就没有电影！

1956年，经营不见起色的索尼公司老板盛田昭夫决定招收新人开发新产品，以在市场上立足。一老一小两个人被他相中，他提出，一个月内要拿出新产品设计。老者孜孜不倦勤奋于实验室案头。但那位年轻人看上去经常与工人们闲聊天，有些悠哉悠哉。一个月过去了，年轻人设计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小巧而又成本低廉。老板和老者很是吃惊，年轻人娓娓道来：这项设计我一个人根本没法做到，之所以与大家攀谈，一是为了观察，二是为了咨询，三是希望能听到更多员工的小意见。我们的收音机太笨重了，一台重达45公斤，售价自然昂贵，每台要16万日元。有员工跟我说，美国已经有了晶体管技术。于是，我们开始设计。是大家的意见，激发了我的灵感。盛田昭夫明白了，联合大家的智慧，倾听众人的意见，这也是一种大才能。晶体管收音机的开发，使索尼公司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位懂得合作的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索尼副总裁，被誉为索尼第二把开山斧的井深大刚。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小意见，或许让人不以为意，但如果把十个人的小意见组合在一起，可能就会形成足以改变一切的大智慧。

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又何尝不需要合作互助呢？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说，“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在宋朝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工业化阶段进入早了约600年。正是宋朝中国的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1916年，印度杰出诗人，社会活动家，艺术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问美国时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他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由于科学提供的便利，全世界正在變成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历史，那就是人类的历史，一切民族的历史不过是这种巨大历史的一些篇章……每个人都有他的利己主义，因此他的兽类本能使他为了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别人斗争。但是人类还有更崇高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缺乏这种崇高的道义力量，而且彼此不能结成伙伴关系的人，他们一定会灭亡……惟有具备强烈的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生存，并创造文明。我们发现有史以来人们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互相斗争或者联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

此话在中美贸易摩擦的今天，意味深长。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联合国和平奖获得者、中日友好使者池田大作曾经说过：我以为消除彼此的隔绝，不如抛弃各自的偏见，达到和谐的目的才是一切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商谈才会有成效。

抛弃偏见，追求和谐，才能行之久远。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早就断言：我完全确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他认为，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我们美国文明的长寿至少还没有得到证明，其延续与否还不一定。因此，我们必须谦虚。

泰戈尔、池田大作、乔治.萨顿的高瞻远瞩照进今日现实世界，更放射出全球格局的智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