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58年，虽然他不再兼任外交部部长一职，但他仍然密切配合我国的外交形势和外交政策指导我国的对外交流工作，为我国对外交流工作特别是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在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后，周恩来先后主持制定了与这些国家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我国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开展时间早、发展速度快、领域十分广泛。从1950年到1958年间，我国先后有134个艺术代表团访问苏联，此外，还有科学、技术、文学、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众多中国青年留学苏联，苏联也派大批专家来到中国支援各方面的建设。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文艺演出、电影和展览是重要载体，它们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气息，备受出访国民众的欢迎。杂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1950年，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文化部以北京杂技艺人为主体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杂技团。周恩来纠正人们过去称杂技为杂耍的偏见，将杂技团命名为“中华杂技团”。由于杂技没有语言的障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所以杂技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派遣出国的文艺团体。1950年10月，应苏联和波兰政府邀请，中华杂技团赴这两个国家访问。此后，杂技团常常打前战，担任着开路先锋的作用。舞蹈同杂技一样，也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备受出访国家的欢迎。

20世纪50年代，为了营造新中国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中国除了重点与苏联、朝鲜、蒙古、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外，还与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发展同这些新建交的亚洲国家的文化关系成为当时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点工作之一。1951年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时，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讲学术、交朋友、细水长流”的文化交流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西方国家实行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通过参加多边文化交流试图打开与这些国家交往的缝隙。多边文化交流通常由一国举办、多国参与，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约束小，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因而备受关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多次参加的多边文化交流活动是每两年举办一届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1年，以周巍峙为团长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各国人士目睹了中国文化，对新中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随后该团访问了奥地利等欧洲八国。1955年5月，由歌舞和京剧组成的中国艺术团首次赴法国参加巴黎第二届国际戏剧节。中国艺术家表演的京剧节目成为此次戏剧节的亮点，在法国引起轰动。在观众的请求下，戏剧节后中国艺术团访问的国家由原来的两三个增加到八九个，先后访问了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英国、意大利等国，出访时间由原定的一两个月延长到八个多月。演出129场，9次电视演播，观众达1400多万。1955年9月，中国古典歌舞剧团访问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北欧五国。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前身是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京剧分离出来而组成的。京剧被誉为中国的国粹，是集唱、念、做、打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代表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每到一地，就会刮起“中国旋风”。1955年10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时说，文化团体是政治和文化结合的队伍，不是单纯的或“为艺术而艺术”的队伍，是“文化使节”。外交使节到不了的地方，文化使节能到，他们是“国际活动中的先锋”。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了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1955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法国议员时说：“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中国还通过参加多边文化交流活动，在杂技、舞蹈、戏剧、电影等国际大赛上获得多项大奖，令对中国有偏见或不熟悉中国的外国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周恩来还不失时机、身体力行推介中国文化。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邀请外国记者观看随团带去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的。为了便于外国记者理解，周恩来特意在请柬上写了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片放映后，外国友人纷纷赞叹，认为此影片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圆满成功打下了基础，也赢得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埃及、北非、加纳等非洲国家的文化交流逐渐开展起来。在拉丁美洲方面，1952年，中国与智利最早开展文化交流。由于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受美国的影响很深，周恩来制定了“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1956年，周恩来任命楚图南为团长率文化代表团赴拉丁美洲演出，最終目的是“相机进入美国”。周恩来亲自审定节目，预祝艺术团的演出圆满成功。

国之交，在于民。周恩来深谙此理。他说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近代以来，日本接连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特别是1931—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了打破中日建交的僵局，周恩来把目光转向了两国人民，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方针。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首次来华演出，这是日本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文艺团体。作为回应，1956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成立了中国访日京剧团，指定梅兰芳为团长。在出国前，周恩来对剧目进行了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演出在日本大获成功。此后，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不断加深，周恩来说：“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鸠山首相、重光外相喝香槟酒了。”不幸的是，1957年岸信介政府上台后，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纵容右翼势力，导致1958年发生长崎侮辱中国国旗的严重事件，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戛然而止。

在体育文化交流方面，1952年，我国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第26届奥运会。针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有人主张不参加这届奥运会。周恩来在批示上写道：“要去，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此后，我国积极参加一些国家举办的重要赛事，并获得喜人成绩，如陈镜开在苏联举行的举重比赛中获得举重冠军、容国团获得在德国举行的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等，改变了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看法。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执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国退出国际奥委会，参加的国际赛事逐渐减少。

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下，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的对外交流工作取得了“开门红”的喜人成绩：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频繁、深入、广泛，与周边建交的邻国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为我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

氛围。

二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交恶，苏联撤走在中国的大批专家，特别是60年代末中苏在边境爆发冲突，导致中苏关系降至冰点，文化交流活动也大幅缩水。

60年代，面对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局面，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联合广大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即发展同美、苏以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新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

这一时期，中国深化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1961年1月，周恩来与陈毅赴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互换协议。随同政府代表团访问的还有由总政歌舞团、云南省歌舞团和东方音乐舞蹈班的师生组成的一个200多人的歌舞团。访问期间，东方班的师生一口气表演了14个亚洲国家的歌舞节目。每当演到哪个国家的节目，那个国家的大使就举着酒杯到周恩来和陈毅面前表示感谢和祝贺。这些大使感到中国是真心尊重他们的国家，并且给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汇报情况。文化演出增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深厚感情。1962年1月，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东方歌舞团成立。周恩来为东方歌舞团确立的方针是：“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众多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宣布独立。中国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包括杂技、舞蹈、电影等。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决策下，我国为非洲一些国家培养杂技演员，并进行援助非洲一些国家的项目如建筑铁路、派遣医生等，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感情进一步加深。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曾深情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中国这一时期与拉丁美洲在文化交流中也有了重大突破。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周恩来认为古巴革命的成功在美国的后院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一缺口的打开，就跟着有其他的缺口，拉丁美洲人民一觉悟，就不会再睡觉。1960年6月，中国艺术团应邀到古巴访问演出。演出结束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向中国艺术家表示祝贺。他说：“中国的京剧是一种优美的艺术，我们很喜欢这种艺术的精致表情和完美的姿态，这是一种永远忘不了的戏剧演出。”通过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同年9月，上百万古巴民众在广场集会，举手表决通过了震撼世界的《哈瓦那宣言》，古巴宣布同中国建交。

遵照周恩来“组成大型艺术团出访南、北美洲，在美国‘后院造成影响”的指示，1960年由101人组成的艺术团计划访问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和加拿大，并力争进入美国演出。在艺术团访问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后，由于墨西哥局势不稳定，艺术团对加拿大进行了友好访问，进入美国的计划则没能获得成功。

60年代，我国继续与西欧等国进行文化交流，在对外文化交流“和风细雨、润物無声”的长期影响下，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建交，“在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一道裂缝”。在中日双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周恩来的高超领导下，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重新开启。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拉开了“围棋外交”的序幕。围棋在日本影响力非同小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酷爱围棋。1962年当酷爱围棋的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率团访华时，周恩来与陈毅接见了他。松村谦三喜爱中国的兰花，周恩来特意将精心挑选的一盆兰花极品送给他。1964年，日本29位著名围棋手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征集3000万人的签名活动，展现出了“围棋外交”的强大力量。中日之间各方面的交流向着良好势头发展，进入到半民半官的

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多次参加世乒赛，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办，期间周恩来接见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宣传和平、友好的思想。4月20日，他在欢送日本乒乓球队的宴会上说：乒乓球比赛不仅是为夺取锦标，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寻求和平，寻求友好，寻求知识。1963年11月10日至22日，国际体育史上第一次摆脱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的世界规模的运动会——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我国派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此次盛会。出发前周恩来、贺龙、陈毅在怀仁堂接见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

三

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美国逐渐处于守势，为了遏制苏联，美国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乒乓外交这一小球推动大球的运转，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

1971年1月，日本乒协会长、亚乒联会长后藤钾二专程来华邀请中国赴日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中日双方就中国派团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达成协议。1971年2月，周恩来到首都体育馆观看准备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中国运动员练习并发表讲话，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出征日本的重要指导思想。周总理对他们说：你们就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去打比赛，主要是到日本之后多交朋友，而且打出你们的风格，打出你们的水平，你们输了球我去机场接你们。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期间，我国运动员认真执行周恩来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方针，主动与各国运动员友好交往。美国运动员科恩接受庄则栋赠送的礼品——绣有黄山风景的杭州丝锦。1971年4月7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闭幕前夕，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等汇报的情况，作出正式邀请美国及其他国家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由此拉开了序幕。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接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后应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讲话：“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9月，中日建交。新中国掀起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与西欧、北欧等国纷纷建交，对外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和深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不幸逝世。他未能看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迎来的崭新局面。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如今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他们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作出的不朽贡献将彪炳史册。

（编辑 黄艳）

作者：天津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