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晓菲

2019年4月19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弗兰·比格曼针对萨拉·巴内特-葳瑟的著作《赋权：大众女性主义与大众厌女症》的书评，题为《大众女性主义有什么错？》。

众所周知，女性主义第二波的重要功绩，就是使得那些“不可见”的女性议题变得“可见”——比如，贝蒂·弗里丹的名著《女性的秘密》，一上来就将美国女性被教导要做个相夫教子、谨守妇道的家庭主妇而又心有不甘、抑郁莫名的状态，描述为“一个没有名字的问题”，而借助她的描述，这个普遍的“没有名字的问题”，也就有了名字、为人所知。再比如，女性主义第二波的著名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也一下打开了诸多女性的心结，因为她们一向认为，自己的闷闷不乐、备感压抑只是个人问题，但女性主义者告诉她们，这其实是集体性的、结构性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巴内特—葳瑟看来，女性主义第二波的这一重大遗产，如今似乎正陷入危机，因为根据她在《赋权》一书中的论述，所谓“大众女性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奇观般地可见性，然而，它也就到此为止了——因此當人们站在女性主义第二波的立场，批评现在的女孩化妆打扮、瘦身美容，依然还是中了父权制的毒计时，年轻一代往往颇不耐烦地回应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性意识？

而女性主义者之间的这一代际冲突，也构成了巴内特-葳瑟写作此书的基本动力。在她看来，今天的所谓“大众女性主义”，有三个特征：有众多粉丝;在推特、博客等流行商业媒体上流传;构成了观念交锋的领地。而其中最重要的，似乎是第一个——她认为，大众女性主义就是要开心，它绝不愤怒：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父权制和性虐感到愤怒，这似乎是某种古代陈迹、一点也不轻松好玩;它无意追求深刻，而是拥抱自我，认为女性应该爱自己、会保养，然后自信地锻造自己的未来。巴内特-葳瑟认为，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众女性主义的赋权观，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它意在将女性打造成具有生产力的经济主体，但却毫无变革现有体制的愿望。如此一来，大众女性主义就是某种商品化了的、安全的女性主义，对于个人遭遇特别敏感、对于集体问题无动于衷。而巴内特-葳瑟所谓的“大众厌女症”，则是指对于女性的某种工具化态度，即视其为手段而非目的、不把女性当人看。但比格曼认为，作者这一部分的讨论似乎显得还不够完满从容。

巴内特-葳瑟的结论是，今天的女性主义需要的，是“愤怒”、是针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社会结构的集体性的怒火，而不是沉迷于自己身体的开心就好、沾沾自喜。当然，年轻一代女性是否真的只会寻开心或者觉得“丧”而无力愤怒，或者说，如何重新向她们说明“愤怒”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恐怕也正是女性主义代际冲突所要解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