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2019年8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将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司号制度的恢复和完善，着眼发挥军号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正规部队秩序、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2018年10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的决定，我军司号制度正式恢复。司号兵这一消失了三十多年的特殊部队，重新步入人们的视野。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人民军队建立了司号兵。在红军时代，我军建立了完备的司号兵制度，统一了红军的军用号谱。在红军时期，司号员在战斗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红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沿用国民党军号谱，到红军统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军初期，就设立了司号兵。在我军的编制序列中，司号兵属于通信兵，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师和团编有司号排。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司令部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另外还有司号大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都曾设有司号大队，专门培训部队的司号员。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战斗频繁，连续打两三场仗是常有的事。战斗中，旗兵与司号员往往冲在队伍前列，遇到敌人火力阻击，每每伤亡很大，有些连队因此配备了两名司号员。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四军第四纵队一些部队曾经一天中先后伤亡好几名司号员。

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补充司号员成为当务之急。红军很重视培训司号员的工作，经常举办各级号手学习班，从部队中抽调年轻力壮、肯钻研的战士学习吹号。1929年6月，红军打下龙岩后，军部在城里中山公园办了两期司号员学习班，共有30多名学员。学员们经过短期训练即可胜任工作，个别不合格的则退回原部队当战士。吹号是十分耗费气力的工作，战斗中又起着传达军官号令、调遣全军的重要作用，因此司号员常与军官同食同宿，享受同等生活待遇。红军时期条件十分艰苦，但每月仍给司号员发三块大洋、鸡蛋费营养补助。在苏区逐步沦陷的困难情况下，每月还发一块大洋。司号员若生病负伤，其所在部队首长必来慰问看望;战斗中若有司号员牺牲，常常由部队首长主持葬礼，战友们会在其坟前吹奏葬礼号，以示哀悼。每逢师、团举行阅兵式，全师、全团的司号兵都要集中起来，吹响军乐，气势磅礴。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尤太忠13岁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做了司号员，当了四五年的司号兵。新中国成立后，尤太忠将军曾自豪地介绍自己“我就是号兵出身”。

红军初创时期，我军沿用了国民党军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于是红军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年，叶剑英来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由于红军作战和休息大多数是通过军号来发布命令，而红军的司号员们用的号谱也不尽统一，五花八门，这不仅不利于红军队伍的作战，而且也不利于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由于号音不统一，一些部队在行动中常常发生混乱或分不清敌我，甚至被敌人利用。因此，早在1931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军总部根据部队的反映，着手编写我军号谱。为此，叶剑英在1931年11月下旬，专门主持召开了红军司号员会议。11月29日，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亲自起草和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号谱号音的《通令》。《通令》要求各军区包括鄂豫皖等苏区、各军团、各军以下的指挥员，督促所属司号人员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新的号谱，以便使全军尽快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动。

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封面印有“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等文字。为保密起见，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收集了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仅行军号就有“靠左行进”“靠右行进”“停止前进”“继续前进”“成二路纵队”“跑步前进”，等等。至此，我军完全采用了区别于旧军队的服装、旗帜、号谱、编制。换用新号谱后，我军可根据敌人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动向，而敌人对我军行动却摸不着头脑，主动权因此便掌握在红军手里。从此，我军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号谱分为战斗号谱、勤务号谱、名目号谱、仪式号谱四类共300余种。人民军队的战士时时刻刻都要听从军号的指挥，每天从起床、出操、收操、开饭、上课到熄灯，全部由军号传达指令。嘹亮的军号声可以说已经融入了每个军人的血液。

红军时曾用军号号谱来寻找部队、迷惑敌人

1933年参加红军的老通信兵肖荣昌回忆说：1934年8月，他所在的无线电中队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当时红二、六军团分别突围，六军团为了寻找二军团费尽了周折。“主要是因为红二军团没有电台，联系不上。”红六军团从甘溪突围以后，急切地盼望和红二军团会合，但却不知道红二军团的具体活动范围和方位。

当时红二军团不仅没有电台，而且和红六军团的号谱也不统一。红六军团就听敌人的广播，听到里面讲“贺匪和共匪肖克企图在什么什么地区会合”，马上就按照新闻中所说的地方去找。结果红二军团的人看见有人追，以为是敌人，反而越跑越快。

红六军团沿途看到不少红二军团扔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后来还是李达带领的红六军团第17师第19团先找到了红二军团，然后带领他们一路上用红六军团号谱联系，才找到红六军团。至此，被敌分割为三段的红六军团，才在当年10月中下旬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会合。

紅军新号谱还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做过贡献。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后，在懋功以东的达维地区，同从岷江流域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率领的第30军会师。至此，经过八个月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的红一方面军官兵见到兵强马壮的兄弟部队，兴奋至极。不过，两军的会师并不友好，而是从“对打”中相识的。当两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相遇时，几乎谁也无法认定对方是敌是友，结果双方都开枪射击。后来，还是司号员用红军号谱进行联络，才弄清是“自家人”… …

利用军号和敌人唱“空城计”

1934年，红四方面军经过数月艰苦的鏖战，粉碎了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六路围攻。这天夜里，红九军作战科长周希汉带着军直属队穿插在红25师和27师中间，随部队一起追歼溃敌。追到一个岔路口，走在前面的红25师改沿小路东进，军直属队仍沿公路向南朝预定集合地点罗文坎前进。刚走出不远，侦察兵發现前面有敌人埋伏。此时，红27师还没有赶上来。军直属队虽有500多人，但都是司号连和通信队以及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战斗经验不足。紧急时刻，周希汉看到司号连连长从他身边经过，计从心来。他让司号连分散开来，每隔10米一个号兵。战斗一打响，100多把军号一起吹响。雄壮的号声震耳欲聋，有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杀来。红军战士趁着这股声势，呐喊着冲向敌人。敌人头一次听到这么多号声，以为我军主力部队来了，都吓呆了，很快被红军全歼。周希汉审问俘虏后知道这只是敌人的一个排哨，敌人的一个团还在南面公路，决定一鼓作气再拿下这个团。周希汉命令司号兵继续唱“空城计”。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100多把军号再次齐鸣，震颤山谷。埋伏在两侧的战士如猛虎下山，敌先头部队遭到重创，其余的人溃不成军。红军战士乘胜追击，再一次剿灭了敌团。这样，红9军直属队在一夜之间，连续击溃敌人3个团，俘敌1900多人。其中的要诀，主要就在于巧妙地运用军号攻破了对手的“心理防线”。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但川军第5旅第7团1个营这时已抢占了对岸，正在构筑工事，据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当晚，红1团由团政委黎林率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1营冒雨分3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两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25日凌晨，红1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杨得志为迷惑敌人，决定先用军号搅乱敌人阵营，将几十个号兵隐蔽在山上山下的树丛中。当勇士们登船时，杨得志命令司号兵突然吹起军号，敌人听到对岸四处有军号声，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马。接着，杨得志又命令军团炮兵营和团里的机枪连一起开火，加上当时天降大雾，敌军以为对岸有千军万马，斗志顿减。18勇士刚开始渡河时，敌人看不清情况。等到红军奋勇队登上了对岸，敌人听到阵阵喊杀声，才慌忙弃阵弃枪逃命。据司号员张生荣回忆说：“长征时我是红1师特务连司号员，强渡大渡河时，我就在岸边吹号。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勇士们渡河之前，领导命令我们先隐蔽起来。强渡开始时，我先是仰卧着吹号，后又蹲着吹号，最后再站着吹号。当时号兵有几十个，连肖华同志也吹起了冲锋号。团、连、排的司号长、号兵也一起吹响了冲锋号，随着号声响起，战士们冒着敌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奋不顾身地冲过河去！”

红1团18勇士胜利渡过大渡河，为中央红军打开了一条通路。但由于只找到一条渡船，解决不了大部队的渡江问题。红军总部5月27日命令杨成武率领红4团西行向泸定桥出发，准备夺取泸定桥。杨成武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疾奔。蒋介石此时急令川军两个旅沿左岸向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赛跑。因为天黑下雨，双方都打着火把奔跑。敌人误以为对岸的红军是自己人，向红军吹军号进行联络，还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向红军这边喊话联络，告诉右岸的红军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杨成武听到对方的号音，叫司号员联络。恰巧几天前打一仗时，红4团缴获了敌人的号谱。司号员便用敌人的号谱回答敌人，说是自己人，是向泸定桥增援的部队。敌人一听是自己人，降低了警惕性，便吹号宿营休息。杨成武加速前进，先于敌人赶到了泸定桥，消灭了守桥敌人，确保中央红军大队人马从泸定桥过河。据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回忆：“我们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他们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

1936年春，随红四方面军总部长征的朱德总司令到了四川西北部的梦公镇。一天上午，总部官兵在镇南面球场上举行篮球比赛。听说朱德要来打球，大家都想亲眼看看总司令的风采。比赛正酣之际，北面山上突然传来一阵紧密的枪声。朱德通过望远镜向北山一望，发现一大群敌人正逼近。朱德立即对大家说：“同志们，篮球赛暂时结束，消灭反动派的战斗马上开始！”其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已出外作战，总部除一个警卫连外，都是机关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同志们不免有些着急。形势紧迫，一发千钧。朱德把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和警卫连的战士集合在一起，下达作战命令：“有武器的听命令行动，剩下的同志每人找一根木棒，绑上红布，到河那边的树林里先藏起来，听到冲锋号声后再出来，边跑边喊‘冲呀‘杀呀！司号员分散到周围的山坡上，听到我的命令，一齐猛吹冲锋号。”大家分头行动，按照总司令的命令做好准备。朱德镇定自若，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离敌人一里多地的几棵松树下设置了临时指挥所。不一会儿，敌人冲了过来。朱德命令警卫连分两路向敌人反击，站在一个小土堆上高喊：“红军战士们，消灭敌人的时刻到了，冲啊！”在朱德的指挥下，阵地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冲锋号声和喊杀声。不到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俘虏了200多敌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原来，这股敌人是一群刚刚被国民党收编的散兵游勇，其领头的为向上级邀功，趁着我军主力部队外出作战之际，企图突袭红四方面军的总部机关。在审问俘虏时，有一个家伙说：“我们长官说你们后方没有武装部队，捉到红军有重赏，哪知你们还有那么多队伍没有动用。”敌人哪里知道，这是朱德设下的“空城计”。

危急时刻，司号员曾用军号巧救朱德总司令，传为美谈。一次，朱德一行三人外出了解情况，走到四川天全县城西边的紫石镇附近时被四川军阀刘湘部发现。200多名国民党兵追来，形势非常危急。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山上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发来了国民党军常用的“原地停止休息”号令。敌71团听到号令后，立即停在了原地，等待下一个号令。朱德等人得以脱离险境。事后朱德才知道，吹号的是红军司号员王大明。他在山顶目睹了刚才惊险的一幕，吹起了国民党军军号，导演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