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 陶红 杨盼瑞 朱海宁 张允 杜奕奇 李兆申 魏存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上海 200433； 2徐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徐州 221004； 3海军军医大学航海心理教研室，上海 200433

急性胰腺炎(AP)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近年来，其发病呈上升趋势。AP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胰酶激活，继以胰腺局部炎症反应为主要特征，伴或不伴有其他器官功能改变的疾病。20%～30%的AP患者临床经过凶险，总体病死率为5%～10%[1]。本研究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应对方式评定量表调查AP患者焦虑和抑郁状况，并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以期为AP患者的临床护理和心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资料和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间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收治的AP患者作为研究对象。AP诊断符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胰腺病学组制定的标准[1]。排除标准：(1)有语言交流困难、意识不清、严重躯体疾病等原因不能完成问卷调查者；(2)有重度心衰及肝、肾等脏器疾患，恶性肿瘤，严重外伤史者；(3)有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病史和精神病家族史、精神创伤史者。从符合条件的AP患者中按数字表法随机抽取120例纳入本研究。

二、方法

1．调查工具：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应对方式量表[2]评定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一般情况调查表：由本研究组制定，研究组成员包括心理研究教授1人，胰腺炎诊治教授1人，主治医师1人，护理管理人员1人，护师1人。调查表经专家咨询、预试验后由专职护理人员发放，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既往健康状态、积极应对程度、家庭朋友关注度、子女数、AP发病次数及发病天数等。

抑郁自评量表[2]：1965年由Zung等编制，共20个条目，包括10条正向计分和10条反向计分。每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20个条目的分数相加得粗分，即20～80分，再按公式换算成标准分，标准分=粗分×1.25后取整，即25～100分。标准分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为重度抑郁。该表能直观地反映抑郁患者的主观感受。

焦虑自评量表[2]：1971年由Zung等编制，共20个条目，包括15条正向计分和5条反向计分。每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20个条目总分为20～80分，标准分为25～100分。标准分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该表能直观地反映焦虑患者的主观感受。

应对方式量表[2]：由肖计划等参照国内外应对研究的问卷内容以及有关应对的理论，根据我国文化背景编制而成，用于考察个体或群体的应对方式类型和应对行为特点，反映人的心理发展成熟的程度。应对方式量表包括6个分量表共62个条目，按照应对态度从积极到消极的顺序，分别归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个方面，代表了个体不同的应对风格。

2．调查方法：对纳入AP患者详细解释本次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征得患者同意后，采用研究者询问、研究对象回答或者研究对象自行填写问卷的方法，调查过去1周内患者对所涉及条目的主观感受。调查者及时收回问卷并检查有无缺漏，若有缺漏及时补充。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9份。

三、统计学处理

结 果

一、AP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分析

109例AP患者中存在抑郁状态的共48例，占44.0%，其中轻度抑郁28例(25.7%)，中度抑郁17例(15.6%)，重度抑郁3例(2.8%)；存在焦虑状态的共22例(20.2%)，其中轻度焦虑16例(14.7%)，中度焦虑3例(2.8%)，重度焦虑3例(2.8%)。

二、人口学变量对AP患者抑郁、焦虑状况的影响

患者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既往健康状态、积极应对程度、家庭朋友关注度、AP发病次数及发病天数等因素均不影响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状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然而，男性AP患者的抑郁、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女性患者，31～50岁患者的抑郁、焦虑得分均显著低于≤30岁及≥51岁的患者，有子女的AP患者焦虑得分显著低于无子女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1)。

表1 人口学变量对AP患者抑郁、焦虑得分的影响

三、不同应对方式对AP患者抑郁、焦虑状况的影响

解决问题式的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得分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值均<0.01)。合理化、自责、幻想式的应对方式与抑郁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值均<0.01)；合理化、自责式的应对方式与焦虑得分呈正相关(P值均<0.05)；幻想式的应对方式与抑郁得分不相关；求助、退避的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得分均无相关性(表2)。

表2 不同应对方式与患者抑郁、焦虑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注：aP<0.05，bP<0.01

四、影响AP患者抑郁、焦虑得分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存在显著差异的年龄、性别、子女数及解决问题、合理化、自责和幻想作为自变量，对抑郁、焦虑得分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年龄、性别、子女数并未进入方程，解决问题、自责和合理化进入回归方程。分析结果显示，解决问题式的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水平均呈显著负相关，自责、合理化式的应对方式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自责式的应对方式与焦虑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表3)。

表3 影响AP患者抑郁、焦虑水平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讨 论

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近年来心理因素导致的心身疾病引起临床医师越来越多的关注[3]。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使机体免疫机制受到破坏，病程迁延、经久不愈，最终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健康的心理是疾病治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加速其康复的一个主要因素[4]。AP病情凶险，并发症和病死率较高，同时患者治病的花费较大，加之疾病导致身体不适，很容易引起负性情绪，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可引起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抵抗力下降，使机体对各种细菌的易感性增强，增加感染机会[5-7]。

本研究结果表明，受试的109例患者中44.0%存在抑郁状态，20.2%存在焦虑状态，这与以往的关于AP患者心理调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结果类似[5]。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在部分人口学变量存在显著差异，首先，31～50岁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最低，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家庭支持：此年龄段的患者不仅可以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配偶的陪伴、子女的关心，而且受社会关注度高，家庭支持结构稳固，容易接受角色行为设定。(2)经济支持：此年龄段的患者事业处于上升期，经济结构稳定，医保报销比例较大，疾病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较小。(3)知识层面：此年龄段患者主动接受新的知识能力强，对疾病相关的理解能力也相对较强。其次，男性患者的抑郁、焦虑水平均低于女性，这可能与女性往往倾向于对别人的幸福负责，尤其是她们的孩子和丈夫，而这种责任感对女性来说更像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因此女性在患者角色行为设定上多处于缺如状态，比男性更难接受角色行为，对疾病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也较难接受。再次，有子女者焦虑水平低于无子女者，可能与无子女者患者不仅需要承受疾病所带来的压力，还需承受生命所带来的孤独和焦虑，同时当与有子女患者处于一个空间时更容易产生落差感，从而更容易产生不良的心理状态。因此，根据不同人口学因素的影响特征，在临床护理中对特别年轻或特别年老患者及女性患者和无子女患者可能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为了进一步调查影响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的因素，本研究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解决问题式的应对方式与抑郁水平呈负相关，自责、合理化式的应对方式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说明当患者面临疾病的困扰时，如果能够理性面对，并主动寻求问题解决，能够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态度，从而维持比较好的心理健康状态。相反，如果患者沉浸在消极的自我责备或逃避中，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去面对疾病，往往会威胁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同样，焦虑状态也存在类似特征，解决问题式的应对方式与焦虑水平呈负相关，自责式的应对方式与焦虑水平呈正相关，说明常以消极应对方式去面对疾病，心理状况会更差。而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去面对疾病，则有利于患者的心理健康。因此医务人员在面对患者时，针对不同群体应对行为的类型和特点选择恰当的心理护理方式。

AP救治的过程涉及各种管道护理、吸氧等众多护理操作，同时AP的剧烈疼痛导致患者焦虑、恐惧等不良心理状态[8]，使患者情绪波动明显，痛阈降低，疼痛感受增强，因此在有效的治疗措施基础上，合理的护理干预有助于病情康复[9]。此外，AP患者健康教育工作路径化可保证健康教育的有效性，使患者得到最佳的护理效果，形成良性循环[10-12]。在患者的护理工作中将心理状况评估与指导植入健康教育评估记录表，责任护士可根据记录路径表对住院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从心理、饮食、用药、康复等多方面进行具体指导，通过有目标、有计划、有系统、有评价的身心健康教育，保证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使患者得到最佳的身心护理效果。

本研究仅调查了一家医院在一段时间内的AP患者，样本量还不够多，调查地区局限，还不能非常全面地反映AP患者的心理状态，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并进行一些纵向研究，以探讨AP患者心理的动态变化规律。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