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同伟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上承大汉雄风，下启盛唐气象。而在这一星空中，陶渊明是最耀眼的星座之一。他开创了田园诗派，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是名门之后，一生却又经历五仕五隐……以陶渊明的隐逸为切入点，从《归园田居》《饮酒》等诗着重分析他的隐逸思想。

[关  键  词]陶渊明;隐逸;归园田居;饮酒

一、隐逸哲思

关于陶渊明的归隐，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是佛道思想對他的影响。这些思想在他脑海里与原有思想碰撞交融，从而形成了陶渊明本人的一套世界观、价值观。陶渊明明思考过天、地、人、物，他的哲思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且受道家思想影响居多，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中指出陶诗用事，《庄子》最多，《论语》次之，《列子》再次之。《庄子》《列子》是道家的著作，陶诗的频繁征引，可见作者思想之一斑，当然，征引化用是诗句的“点”，我们在分析文本时也要把握住全诗情感的“面”，才能得出比较中肯的结论。

在《形影神》三首中，“形”“影”“神”分别就人的生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形”认为“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人活在世上应该要趁着年华及时行乐。“影”以为“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既然人生有限，何不行善积德呢？“神”在及时行乐与及时行善中提出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观点，在世间心应无所牵挂，遇事淡然，结合序文“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可以明显感觉到陶渊明对道家思想的倾向：逍遥自在方是人生至道。

据史料记载，陶渊明家贫，多次出仕也因口腹之役，隐居后的他生活也没有改善，自耕自种。他的几篇诗文中，透露了对儒家安贫乐道之精神的坚守，“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十六），或赞扬了颜回、黔娄、袁安等名士或有意以他们为楷模，坚持高洁的品德。他贫（经济收入低）且穷（前途困顿），却依旧以古圣先贤为信念支持，撑起了当下的柴米油盐及失意怅惘。可以说儒家是他的思想支柱之一，作为知识分子而言，陶渊明有自己的儒家价值观，这与上文谈到的几点思想综合构成了陶氏哲思的主体。

二、农耕之乐

陶渊明笔下的农耕不同于白居易笔下“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酸，他是累并快乐着。如《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去耕种，他不像普通农民一样，视耕种为生存之手段，而把它当作一种乐趣。所以庄稼的好坏对他没有大的影响，他亲历农耕，在农耕中体会劳作的乐趣。早起锄草，夜晚伴月归家，夕露沾衣又何妨？只求“愿无违”。同样的事在《归园田居》其六也有表述：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此时的陶渊明俨然是一位农民了！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他自力更生，耕田种麻，非常接“地气”，隐居生活中的农耕是他自由的表现，随心而作，任凭权贵也无法束缚他。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陶渊明作为一个诗人的天性才逐渐发散开来，进而影响到了他的诗作，“我手写我心”。萧望卿先生说：“尤其陶渊明，诗和他的人格契合无间，或者说诗是他人格映照出来的一片幽晖，他的文字并非特别新奇，也许是比较简单的，组织也没有多的特别，也许更自然，而一放进诗里，便有一段‘渊深朴茂的情趣。”梁启超和萧望卿先生的话或彼或此地指向了一个关键点，即中国文学中流传的“人如其文”的说法。上文谈到陶渊明在农耕中释放天性，那么他为诗为文必定带有天性的影子，他对自然自由的向往也随即注入了诗中，同时这些诗文又为后世学者了解他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三、田园政声

儒家的价值观要求知识分子要有一份“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从小受儒学影响的陶渊明内心深处也有自己的仕途之志，期冀能有所作为，他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尽管他官场失意，归隐田园。但他的诗中永远有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呼声，如《饮酒》第二首：“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报，何事空立言。”他埋怨社会的善恶不报、赏罚不明。《饮酒》第六首中说：“是非苟相形，雷共同誉毁。”他在诗中直言不讳，指出社会的弊端。这些诗尽管是陶渊明在归隐期间所作，却处处透露着他一腔的正气。我们不妨推测：此时的陶渊明在隐居的同时，也在关心着社会的局势。在看似逍遥的背后，他以热忱之心赋诗寄托自己对时政的诤言。从内心出发，他何尝不想当权者励精图治，广开言路，从而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果真如此，陶渊明纵使隐居，也能心无所系，做个“逍遥客”了。

参考文献：

[1]张莉、何东萍.浅谈陶渊明诗文中的人情味[J]. 萍乡学院学报，2017，34（4）.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