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牵头的爱国主义运动，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而文章从域外学者的视角探析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以及这一百年来域外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及评价，无论是褒是贬，是赞扬还是否定，我们都应该始终秉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底线加以审视，对于合理之处加以采纳，对于有违事实之处大力摒弃，不断探究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五四运动;域外学者;科学社会主义;批判

一、研究五四运动的域外代表人物研究内容及其观点

（一）日本学者——从否定转向正视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反对二十一条”，日本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是在“美英唆使下的排日暴动”在那个阶段日本报刊及学者对于中国五四运动是持反对的态度。

1945年日本在世界大战中以战败国的身份告终，与不久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形成鲜明对比，促使日本学术界开始以崭新的眼光审视中国历史，尤其是以五四为代表，与中共诞生、发展等有关的历史。在50年代，日本研究五四的成果很多，主要是围绕对五四的当代看法及评价。直到1949年，岩村三千夫出版了《中国学生运动史》，其把学生运动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是当时学界较先进的观点。此外，在二战结束之前曾两度访问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著作《五四运动》、《对于民族屈辱的愤怒》的日本学者竹内好，曾说道“我们只有否定明治维新的方向，才可能了解五四运动”，日本也一定程度上自其开始出现以相对中立的视角来正视中国五四历史。

而60年代的研究特点是，日本学者往往对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问题——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等相关问题进行回避，更侧重研究五四运动的意义。直至五四运动50周年之际，在日本掀起了对五四运动积极研究，不断将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互联系。尤其是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研究产生了强烈思想冲击，日本学者对于五四运动开始出现争论。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也带动了更多的日本学者从事中国学研究。进入70年代中后期，激进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日本学术界开始反思战后日本出现的“新民主主义胜利纪念日”的五四运动历史像。沟口雄三在1980年代初曾自述：“我们这些在战争期间或战后成长的中国研究者，最初对中国几乎都不具备批判性的眼观。对曾经因为批判、蔑视中国而自动参与了中国侵略的战前或战时的研究者，对他们近代主义中国观进行否定、批判或排除才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与这种反思同步，日本学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开始转向实证领域。自21世纪开始，日本逐渐启动“中国当代研究计划”，研究内容更为全面，方法更为多样，将五四运动已经涵盖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

（二）美国学者——从中立转向深入研究

在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五四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是学者芮恩施和杜威，芮恩施也是鉴于其驻华公使的工作机遇，有幸在1913年来到中国并在之后的十年内一起经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他一方面自称理解并同情中国学生正在为祖国的复兴而所做的努力。但在另一方面则呼吁美籍公民和侨民不鼓励也不要反对中国学生的运动，也就是保持中立态度，“我们既然侥幸没有受到中国人的恶意相待，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自由”除了芮恩施和杜威，其他美国学者也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有着丰硕的成绩，而美籍华裔学者的研究更因其剖析的深入与洞彻引人关注。

就以华裔学者周策纵为代表，其在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首次在西方世界系统论述五四运动，名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图书并进行公开发表，震撼了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他第一次向西方传播了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政治运动，更是知识界一次划时代的革命，他推动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包括社会政治改革在内的变革，一定意义上扭转了那个时代的理念。

（三）其他地域学者

除了日本和美国，其他地域学者也开展了广泛研究。尤其是中苏间复杂微妙的外交关系影响着苏联（俄罗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研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相关研究涉及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这一方面。而英国，出于政治军事的原因，其较早的关注中国五四运动，特别关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与发展的背景与历史。对于现存研究的意义是填补了研究时间及领域上的空白。而法国，则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有一定的突破，不乏有大家的问世。而在1919-1920年期间的加拿大，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许多激进加拿大中国人的呼應。尤其以华裔学者陈志为代表，是他逐渐让这一阶段的思想在加的地位不断凸显。而德国和澳大利亚则对中国五四进行专题研究数量不多。他们更多的是侧重五四的传播与哲学思想的影响。

总之，域外学者对于中国五四运动的研究方式方法多样，所持态度也褒贬不一。但整体上西方学界对五四运动研究兴趣逐渐的减弱，主要研究者还是以华裔为主，他族裔学者对五四的关注度还是欠缺，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地考察，还是亲身经历，域外学者都会站在其代表的政治立场进行评判，这也为我们尊重历史进行研究敲响警钟。

二、域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的逻辑与方法

域外学者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研究已突破传统的方式，他们更加注重还原当时五四运动发生前后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的还更加侧重搜集当时在华的海外学者记录的一手资料。更多的是偏向实地考察研究，并不断以一百年后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与评析。

（一）注重客观的史学分析

早先研究中国五四运动的学者，更大程度上少于中国国情分析或者是充斥着浓厚政治偏见。以日本为例，尤其在日本初期，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五四运动持否定态度，甚至是在日本出现大面积对华谴责。而当时侧重客观史学研究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1878-1932）却提出别样的看法，其在《北京大学骚乱事件》中表示学生运动的背后是有强有力的精神在支撑，是由内而外、自发地运动，而非所谓的外部煽动;他表明中国学生运动是要表达对现存统治制度的不满，而不只是单纯的“排日”。

学者竹内好也在《关于五四纪念》一文中基于客观史学展开独特论述。他指出日本的错误在于是把五四和五七分割开来，所以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的五四运动，如果隐藏五七事件而片面的看五四运动，那便无法了解五四运动动机。因此，“将日本政府与日本政府圈养的学者所隐藏的二十一条的真相挖掘出来，交到人民的手上……这是我们理解五四的手段”。

1969年丸山松幸比较精确地再现五四运动前因后果，同时也着力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这在《五四运动：其思想史》便有体现。他详细介绍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二十一条”。他评论道：“日本政府的意图在于，通过与袁世凯……进行个人的利益交换，来收买中国的主权。日本相信这是可能的，足见蔑视中国到何种程度。但日本可以说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可能发生强烈的抵抗”因此，在他看来，“五四运动虽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民中国的黎明，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是运动出现的诱因”而日本仅从日本的政治利益立场来进行考量，忽视了中国人民及中国国家的利益。从而无法理解中国人民发自肺腑的强烈反抗，以及青年人不满当权者迫切想救亡图存的做法。

美国华裔学者史华慈在1986年在纽约出版的《五四及五四之后的思想史主题》中便强调要从实时客观角度进行整体的把握，他明确指出若要如实反映和把握甚至是试图了解那个代的历史事件，就必须连带着他的来龙去脉一起进行深入研究。

（二）采用比较研究法

域外学者也普遍采用比较研究法来将相似的事件和同一时期相关的信息与材料进行比对。尤其将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事件加以比较，对简单而公式化看待五四并基于此得出的不当结论进行纠正补充。

以周策纵的研究方式为例，他惯于对大量史学材料比较研究，撰写《五四运动》。不仅如此他还将涉及与五四有关的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著作材料也拿出来加以比对以达到客观评述。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五四运动促使思想文化的转变，进而才产生新的文学形式，如绘画、雕刻等。所以将其他领域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会对五四运动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说道，“五四运动的真正性质是知识和社会政治运动相结合，已到达国家独立、个人解放，和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现代化目的。”而非排日活动。

此外，加上费也曾到中国进行多年实地考察，不断将中西对五四的观念及想法深入比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西方社会所持有的旧观点。真正实现在切身感受的基础上，体会到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之路的痛苦与艰难。最后他以“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理论以来总结并解释近现代中国变迁的过程。

而学者陈约瑟在《五四运动在上海》中，把中国五四运动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俄国革命运动进行比较，首先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提出了界定，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与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相结合的一个爱国反抗运动，不是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并由共产党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运动”。

（三）多维度视角研究

除了客观史学研究和比较研究外，域外学者还会采用多维度的调研方法。

如文本研究法，域外学者经常会通过研究五四时期代表知识分子的著作来从其知识分子的个人角度来折射出五四运动发展历程并对此探析。如《五四时代中国的科学与价值：以胡适为例》，学者周明之就是通过分析五四时期，胡适从小到做过的演讲、写过的著作、大到参与过的运动等等，来通过这种细节来把握当时时代的脉搏。通过对一手资料进行研究，以文本精确分析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思想，相比其他方式与方法更为直观与直接，也更具突破與创新。

域外学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覆盖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学界，一定程度上还会从工商界、党派团体海外华侨的角度进行细化到具体事件进行研究。在学界日本学者丸山松幸在《五四运动》中即指出五四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由于处在中国传统及与西方近代文明疏离的情况下。对期待已久的改革感到失望，故敢于对一切的权威及传统秩序发出正面的挑战。”而在工界，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在《日本学者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研究》认为上海大罢工事件则是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扩大的外部体现。除从正面研究，部分学者也从反面进行分析。

以台湾学者李达佳为例，其在《罪与罚——五四地址日货运动中学生对商人的强制行为》指出学生的这些抵制日货的行为目的是要将专制独裁变为合理化的措举，是被爱国主义蒙蔽了双眼。此外国外学者还会对五四运动进行人物研究、群体研究、关联事件间的关系研究、区域性研究等。

三、域外学者研究的局限性及不足

（一）研究以华裔为主，缺少西方学界其他族裔的关注

在西方学界虽有一定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五四运动，但实际上仍是华裔为主。华裔学者对五四研究的热忱源自其身上的炎黄热血，而西方中国学界其他族裔学者却持相反态度，并不断“将五四去中心化”——要弱化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并跳出五四范式制约。五四运动的研究在西方中国学界不断衰微原因在五四运动是一场由中国精英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其特点是精英如何“启蒙”唤醒民众。这一性质，显然与战后西方史学的主体以及西方所倡导的以西方世界为主宰的“自由与民主”相悖。

80年代后不断有国家开始从事中国史研究，甚至特地创办中国学研究的机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史越发有兴趣，随之而对五四运动开始展开兴趣，研究五四运动已非仅局限于海外华裔，更大程度上如费正清、傅高义、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越来越多，不断改变原有局面。

（二）早期研究带有政治和情感上的偏见

在20世纪20-40年代研究五四运动的部分海外学家，对五四运动是以浓厚党派色彩的眼光进行审视，有着政治和情感上的偏见，尤其受中国内战影响，一些学者受台湾当局意志的影响，尤其日本学者常会以对立的政治立场审视五四运动，并进行全面谴责与批判。但学者周策纵曾对这一现象提出直接批评。随着五四运动现已一百年，更多学者更多已跳出历史怪圈，以现代的目光审视五四，更加注重客观史实，不断以第三者的身份审视中国自身国情。学者柯文也明确提出研究中国事件要依据中国实际;学者周锡瑞所也同样强调研究中国事件要重视中国的社会环境背景。加上1978改革开放，海外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国内地，并对中国国内的历史与资源进行考察，这也促使致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不断深入，不断改变早期偏见研究的研究状况，造就了现代的海外五四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等等。

（三）对五四人物的评价不全面

海外学者也是喜爱以人物为代表来开展五四研究。大部分会涉及对五四人物的评价，更大程度上他们更注重其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和忽视其在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影响。这方面典型代表就李大钊和胡适。苏联（俄罗斯）学者舍为廖夫曾表示，1919年的李大钊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从1921年李大钊才开始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加鲁什扬茨也认为李大钊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是由革命民主主义直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经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从而走向马克思主义。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李大钊的研究，他们往往只看到其作为早期马列主义者这方面，并没有看到起对于中国近代文化方面的贡献。关于陈独秀，阿斯拉诺娃也一直将陈独秀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直至后来才有了客观评价。

自进入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时代，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开始不断弥补先前五四研究领域的不足，不斷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与突破，不断将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剖析。对五四运动的主要人物也从各方面进行剖析，形成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

四、结语

随着中国新时代的到来，域外学者已对中国学及其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但由于政治立场、拥有和接触的历史教育的不同，或多或少会与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出现矛盾，进行国内外比较研究必须正视这一差异，我们要基于客观史实出发，对于域外学者的观点进行筛选与甄别，对他们提出的合理的新思维角度与方法进行吸纳。在这百年之际对国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进行梳理、回顾与剖析，可以挖掘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不断强化文化自信，让民族更有凝聚力与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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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嘉铌，江苏苏州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