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2019-08-27曹智刘永奇周世军

北方经贸 2019年6期

曹智刘永奇周世军

摘要：根据1998-2017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等相关数据，建立分析模型，对中国FDI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利用chow氏检验比较2008年前后我国贸易的变动情况。结果表明，经济活动人口、出口初级产品总额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的FDI并未出现显著性变化。

关键词：FDI;外部效应邹氏检验;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6-0024-03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市场逐渐对外开放。外资在全球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已经成为了各国解决国内资本短缺、加快国内经济发展的手段。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通过关联交易、资金调度等方式实现利益最大化。大量、跨国境的资金流入对被投资国的制造技术、产业结构、金融市场制度及规模等都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活动广泛开展。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动力，不仅推动了我国商品贸易的发展，还加速了我国同其他各国之间的要素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又是怎样的？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学术界对影响FDI本身的因素研究较少，对其影响力的分析相对较多。从整体分析来看，对FDI较早的实证分析是从宏观经济数据GDP和微观区域政策（如市场准入等）这两个角度获取解释变量的（刘渝琳，刘丙运;2006）;而后，又有人对FDI的质量及影响力变化进行了论证（王溪若，陈飞翔，肖峻;2006）;还有在十三五规划的背景下对FDI进行的诱因分析（鲁漪婷;2017）。

有关FDI的细化研究有很多。有从货币角度重点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这一影响因素，以及侧重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与实证检验的相关研究（韩星宇，2014;郝璐，2017），这些属于影响因素上的单个分析;还有许多侧重于FDI与产业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一部分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主题（金艳清，2012;杨安，2013），另一部分则重点研究第三产业（陈龙云，2007;邢梅，2014;钟晓君，2015），例如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增长关系研究、服务业外商投资研究、国家第三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细化研究，都重点研究了产业内的劳动力资本和市场因素。还有一部分倾向于FDI和金融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刘畅，2016;蔡伟雄，2009）。

关于FDI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通常涉及t检验及F检验，也有使用统计学数值模拟的相关方法，如使用IVQR 方法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张倩、梁芳婷，2018;靳娜，2011）。而对解释变量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不多。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的数据将涵盖FDI各类影响因素。我们将之细分为进出口两个方面，以及初级产品及工业制成品两大部分。因为考虑到了劳动力因素，我们还选择了经济活动人口这一变量。研究方法上倾向于采用能够对时序数列进行结构检验的Chow检验、LM检验等。使用最新数据以及成熟的方法進行分析论证。

二、数据及变量说明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频率为年度数据，年份从1998-2017年，数据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局以及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二）变量说明

我们选取的变量如下。

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体（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中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中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EAP指所有16周岁及以上，在一定时期内为各种经济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量;EXIP指由本国出口的，经过复杂加工的工业产品和商品总额;EXPC 指由本国出口的，经过一次或多次加工后，被作为劳动手段或劳动对象继续投入生产过程的产品总额;FXR指以一单位美元作为标准货币，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采用直接标价法计量的人民币对外汇率;IMIP表示从本国以外的经济体所进口的，经过复杂加工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额;IMPC指从本国以外经济体所进口的，经过一次或多次加工后，被作为劳动手段或劳动对象继续投入生产过程的产品额;TAX指进出口商品在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商所征收的税收总额。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我国的FDI吸引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从而对宏观资本流动现象进行解释，我们决定选取以下变量，对其进行相关的定量分析，构建如下数据模型。

为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了线性趋势图，由图可知，各年度FDI及各影响因素的差异明显，其变动方向基本相同，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方程可定为：

（二）实证分析

由于经济现象的变化涉及多个影响因素，而影响因素时间常常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就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它会导致参数的估计值不确定，参数估计值的方差无限大等问题，造成方程得估计有误。因此，我们首先要检验和修正多重共线性。根据表1的模型1，从统计量上可以发现，方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较高;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EAP、IMIP和TAX都不显著。从经济含义上分析，EAP属于劳动力范畴，属于吸引外商投资的一种资源相对优势，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应该为正相关，而回归结果与预期相反，可以初步认为方程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为进一步证明多重共线性的存在，构建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从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0.8），证实确实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对此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对数据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如表一模型3。IMIP变量被剔除后，结果显示R2仍然显著，相关解释变量的符号也进行了修正，但EXIP和TAX仍不显著。

模型的设定误差和测量误差的变化会导致异方差的存在，这会造成t检验和对Y值得预测失效，使Y的预测值的精确度下降。这会对回归模型的正确建立和统计推断带来严重后果。但是鉴于模型的变量过多，而样本量较少，因此本文在逐步回归的基础上，采用稳定的标准误来修证异方差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步回归的方程为：

从表一中模型4，我们可以发现方程的整体拟合度情况仍然较好，而且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就修正了异方差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回归方程的显著性结果更加稳健。

由于所选取变量的统计滞后性以及经济变量的惯性作用，很有可能存在随机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情况。这将使得原回归的参数估计量产生较大误差，同时影响联合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整体相关性，最终导致预测模型失效。因此，本文进行了自相关检验，以排查并修正自相关情况。首先进行DW检验，根据修正后的方程，从模型4的回歸结果可以得到DW=1.8397，根据德宾-沃森DW统计量表，得出dl=0.692，du=2.162，dl

由表3可知，检验结果均是■，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方程不存在自相关。

选取被解释变量FDI作折现趋势图，如图2，发现在2007、2008和 2011年FDI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我们把这几个转折点作为Chow分割点进行检验，以验证FDI的变化趋势是否有显著性变化。检验结果如表4，在5%的显著水平下，Chow分割点的检验并不能拒绝在2008、2009和2011处没有发生突变的原假设。这说明了在这三个年份，FDI的增长并没有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FDI的整体趋势并没有受到经济外部效应的很大影响。

四、结论

在变量检验过程中，逐步排除了不重要变量;在分析单个变量及总体变量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结构性检验（Chow氏检验）。综合得出以下结论。

（一）对FDI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EAP（经济活动人口）

一个国家的经济劳动人口代表了其现实可用的劳动力，是一种资源。FDI作为一种外来资本，具有极强的逐利性，其目的就是利用被投资国的资源，实现国际市场资源最佳配置。因此，经济活动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

（二）对FDI的影响较为显著是EXPC（出口初级产品总额）

初级产品是可以进行再加工的产品，它的出口往往体现了一个国家在自然资源上的相对优势，这也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处于利益链底端的自然资源代表着极大的附加值空间，对国际资本吸引力巨大。

（三）我国的FDI所受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并不大

笔者对此进行了邹氏检验。结果显示FDI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仅在特殊年份有小幅度的波动。这反映了资本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因素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产生阶段性差异。

（四）我国需要新的优势来吸引外来资本

在本文的论证中，许多传统的资源要素都不再对FDI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新兴的产业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开发自身市场潜力，不断创造出新的资本空间，吸引外资填补空缺，并加快完善相关制度，做到经济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龙云.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长的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