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乡村振兴 “三农”问题 农民 主体性 历史考察

作者简介：梁莹，上海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079

乡村振兴战略是由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的，是党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陆续出台并有序推进。各方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多角度地予以关注。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主体性问题应该是首先关注并解决的问题，这既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也是基于解决现实问题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一、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界定及其历史考察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主体是指具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或群体。广义上来看，一切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人或群体，从参与顶层设计和规划的政府，到提供智力、财力等支持的社会各界人士，到掌管乡村振兴具体事务的基层组织或村干部，再到直接参与振兴活动的农民，都可以称之为主体。其中，农民作为主力军，是受益者、建设者，也是必须依靠的核心力量，农民主体性问题因此备受关注，也是本文讨论的焦点。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农民主体性问题总是和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相随，各界人士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时代主题，从理论到实践不休地努力着。在此，有必要在对农民主体性的概念做界定的基础上，对前期历史做一个回顾和总结，以期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启发和借鉴。

（一）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界定

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立、自觉和能动的特性，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农民主体性通常是指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些特性并非天然存在，只有当人具有主体意识和能力，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主动、积极地作用于客体世界时，才能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和具有主体性。

据此，本文所论及的农民主体性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客观上农民主体性问题对于解决乡村问题是否重要;第二，主观上农民主体性问题是否被重视;第三，现实中农民主体性作用是否到位。

（二）近代以来不同时期农民主体性问题的历史考察

近代以來，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不同时期，对于农民主体性问题的认识和具体策略各不相同，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出现农民主体地位动摇乃至严重缺位的现象，值得借鉴和反思。

1.新中国建立之前

从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那一刻，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就被动地开始了，内外交困中，民主革命的主题始终迫在眉睫并占据重要位置，现代化的进程异常艰难而缓慢，且以中心城市为主。巨大的城乡差异，使得乡村越发显得落魄。如何挽救乡村、摆脱贫穷，使其尽快融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成了有识之士关注并努力解决的问题。乡村建设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曾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推动乡村建设的实践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尤其是梁漱溟先生，在当时被视为是“乡村建设的核心”，他不仅能够将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活动结合，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的实验，而且还有在全国推广、由农村问题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宏愿。虽然30年代的中国战火不断，这一切都被迫中止，但他的理念和执着，却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充分肯定农民的主体地位，主张“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这回事情的。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 并主张通过举办村学、乡学等手段来教育和启发农民的自觉意识。时至今日，这些思想和理念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面对乡村的落后和被边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重要性，选择了从解决乡村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通过土地革命的开展，给了农民看得见的好处。分配到土地的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其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建立新中国的主力军。“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得益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农民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这就为后人解决乡村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做了良好的示范。

2.建国后改革开放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得解放的农民，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自主性大大增强。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民的意愿都得到充分尊重，其主体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比如，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积极引导”“自愿互利”等原则，帮助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这是一条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符合国情特征的改造之路，有利于农民组织起来，增强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始终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重要执政理念，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保证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巩固人民政权。此间，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准确的定位。

但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优先发展工业上。农业为支持工业的优先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存在，使得即便在农业生产、农村事务管理中，农民也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农民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被严重边缘化，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3.改革开放以来

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突破束缚搞了“包产到户”，很快得到了认可并推广到全国，这才加速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也由此拉开。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农民作为改革的先行者，其创造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无疑是发出了一个良好的信号，对随后整个国家的改革影响深远。这一良好的氛围，更多地体现在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视上。1982年起，中央連续五年发布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2004年起，又连续16年出台一号文件，都是以“三农”问题为主。在这一过程中，为解决“三农”问题，相继出台了不同的具体的发展战略，无论是鼓励乡镇企业发展，还是大力推进城镇化，还是加强新农村建设，无不体现出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不少农村地区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兴旺景象，农民的获得感正逐步增强。

当然，由于中国农村底子薄、基础弱，大量的问题依然存在，城乡差异仍未消除。这就对今后一个历史阶段，在“三农”问题上的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现实状况分析

在我国历史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及一系列配套举措，对于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为全面落实这一战略、提高其有效性，先了解清楚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现实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一）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重要性

1.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三农”问题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为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尚未解决的老问题而提出的。

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三农”问题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集体资产被盘活，农户开始分享到更多发展“红利”;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和劳动效率大幅提高，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增多，农民收入增速已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农村生活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公共服务正逐步完善。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第一，农业农村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无法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十分突出，城乡差别依然巨大，乡村建设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第二，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留守儿童问题严重，要振兴乡村，主力军是谁、如何吸引外出农民回乡创业等问题亟待解决。第三，持续多年的农民收入增速较快的现象会逐步减退，惠农政策带来的直接效益也会递减，今后如何开源增收，会成为困扰各方的难题，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2.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已有的对农民主体性问题关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对此问题的关注，来自顶层设计者的最直接和彰显。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至此，“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作为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并对今后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状况分析

但是，在人们关注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时候，其现实状况已经是到了急需解决的时候了。农民主体性所关联的三个层面的问题，在客观上是否重要、主观上是否被重视，前文已有论及，此处重点讨论第三个层面：主体性作用是否到位。

从十九大之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看，当前农民主体性缺位的问题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具体体现在：

1.农民自身缺乏主体意识

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深厚力量始终蕴藏在广大农民中间，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当代中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和农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主要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作为主要受益者和参与主力，农民却非常被动，似乎只是旁观者，而不是“主角”。这一客观现象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即对自身的主体地位缺少自觉意识，无法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无法正确处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主体身份明确与否、主体意识有无、能动性发挥程度如何，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一个关键。当前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不仅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的作用和地位的判断，而且更影响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进而最终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其效果。

2.对农政策的激发机制缺乏有效性

政府作为主导者，对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是有正确认知的，“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原则也已确立。但在落实的过程中，有不少地方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或者还没热起来就归于沉寂。无论是产业项目的引进、生态环境的改善，还是乡村治理活动的开展，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农民不想参与、不愿参与，或参与程度不高、能动性发挥不够。政府部门在推进对农政策时，遇到了较大的阻力。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对农政策的激发机制，无法与农民的需求和意愿形成有效对接，从而达不到预期效果。

不能有效地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能让其主动地愿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角”，就会大大延缓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要把创新激发机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才能使农民尽快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去。

3.基层干部未能发挥“带头人”的作用并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

农民一旦被组织起来，就可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威力。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建国以后，尤其是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都得益于涌现出了致富“带头人”。当前，面对现代化的浪潮、市场经济的海洋，农民要融入其中，组织化是必然趋势。但“包产到户”的生产模式、地域广阔分散居住的生活模式，使得农民作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其組织化色彩较弱。而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基层干部，尤其是掌控和管理乡村具体事务的村干部是关键。

但目前情况看，有些村干部参与乡村振兴事务的积极性较高、却苦于没人响应，或者，有些村干部自身对乡村振兴缺乏热情、反而是村民们苦于找不到可以牵头干的人。前者是愿意干却“不会干”——不能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无力把农民组织起来;后者是“不愿干”——自己懒政，更没有号召能力。“一袋马铃薯”式的生活，不应该是21世纪已经逐步摆脱贫穷、步入现代化历程的中国农民的形象。

上述问题的存在，或许只是全部问题的一部分，但显然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和相关目标的实现，当务之急，必须加以解决。

三、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激发农民主体性的几点思考

借鉴历史上解决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的实际，笔者认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激发农民主体性，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大对农民的宣传教育

当代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对于他们而言，关键在于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得当。

一方面，要加大政策的宣传教育。农民自身主体意识缺失，一定程度上和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有关。尤其是基层干部对政策的解读是否到位，会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感受。要在宣传的过程中，让农民能够感受到政策对自己的“利好”，而不是官员的“政绩”，可以预见到自己“主角”的身份，而不是“局外人”。这样才能够帮助其主体意识的觉醒。

另一方面，生产能力的培训和教育。乡村振兴，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发展农业生产，重点是解决人才的问题。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就要从帮助其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入手。必要的不间断的农业技能培训，能够帮助农民不断更新知识、提高生产技能，投入更多、更好的生产要素到农业生产中去，既有利于其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正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二）加强政策落实的制度保障

乡村振兴是篇大文章，党中央为此做足了准备，各种配套政策正加紧落实。但农民作为主体，其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能动性不能发挥，除了上面提到的宣传力度不够、政策解读不到位，也和乡村振兴战略所具有长期性特征有关。普通人都会有急躁心理，农民也不例外，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只看眼前，并由此判断自己的参与行为值不值得。

消除这种浮躁情绪，靠自觉或简单的说教，都是难以实现的，唯有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要常常深入到农民中间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把他们认可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固定下来，并加以推广，且要动态地跟进，用不断地深化改革，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新动力，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起来的制度，为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保障。

（三）加强基层组织的各方面建设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党中央的宏伟规划和利好政策能否贯彻下去、落实到位，关键看基层组织，主要是村干部，他们是政策落实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一方面，加强组织建设，在班子的配备上寻求最优组合。对组织涣散的、力量薄弱的村党组，不能放任自流，要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加强管理，必要时从外部注入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强能力建设，解决“不愿干”“不会干”的问题，提供必要的专职培训。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要求，建立起一支能够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能够带领农民共建美丽乡村的基层队伍，形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合力。

综上所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激活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乡是农民的乡，村是农民的村。振兴乡村，农民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更是必须依靠的力量。重视并解决农民主体性问题，关乎乡村振兴，也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51.

龚忠武.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中流[J].1992（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018.

[2][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第2版）[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