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2019-08-24蒋励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9年3期

[摘要]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复杂且多元，城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农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与农民收入显著相关;城镇化重组了城乡物质、人力及资本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的限制作用有所缓解，并通过人口集聚、土地集聚、产业集聚等方式影响农民收入来源与途径。不同收入阶段的农户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程度各有差异。通过合理改进城乡市场、土地、户籍等制度，可有效促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增收。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收入增长;影响效应;重庆

[中图分类号]F323.8;F299.21 [文献标识码]A

农民收入增长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复杂且多元，既有农户个体差异等内部因素，也有产业发展、区域发展、国家政策等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在农户个体因素和农村环境因素方面，相关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农户个体技能水平的提高、资本禀赋的提升，农村发展环境的改善均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而在城镇發展对农民收入的带动方面，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现代产业部门发展将吸引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门收入。因此，当出现城乡收人差距时，城镇化发展将会很大程度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正向、负向的影响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实证的支持，并从城乡的经济、社会政策，城乡分割的土地市场和户籍制度等方面挖掘了原因。之所以对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由于以往研究中大都是从农户或者城镇化发展某个单一的角度来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特征及影响因素，把农民收入增长的困境归因于某一方面特定的因素，未能将农户个体、农村和城市发展看成一个系统互动的整体，对城镇发展等外部环境的联动作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还有待深入，缺乏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将农户个体、农村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综合考虑;而在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方面，大部分研究都把城镇化看作是人口城镇化的独立过程，对城镇化的综合过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认识不够。特别是忽视了中国二元户籍制度背景下城镇人口特殊性，以及城镇化还包含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过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除了直接受到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驱动外，还受到城镇产业效应、空间规模效应等综合驱动。因此，本文将农户个体物质、人力及社会资本条件，农村发展的产业、基础设施因素作为基础因素，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物质、人力及资本要素重组过程作为外生因素，将内外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综合分析城镇化过程的外生作用影响及其对内生因素的作用机制，以期更加深刻地解释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为我国农民增收及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1 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

1.1 农民物质、人力及社会资本条件是其收入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

农户个体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是决定其收入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一些研究基于田野调查，从农民或农户个体的物质资本、政治资本、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健康水平等微观特性视角，分析农户异质性对促进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些基于农户微观特性的研究尽管采用的调研样本、特性指标、分析模型各有不同，但都基本一致地支持农户个体差异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这一结论。人力资本方面，家庭规模大小、年龄水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健康水平等人力资本优势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种植结构等活动决策、从事非农务工、兼业等行为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显著因素。物质资本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地形、土壤、光照、降水等自然因素会影响农户的耕地、林地等土地资源条件，从而直接影响农户收入水平。产业发展环境也显著影响农民物质资本条件，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家庭收入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村基础设施的滞后会显著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农业技术应用能够更多地节省劳动时间和精力，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控制年龄、教育等个人和家庭特征后，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能解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贫困的大部分原因。社会资本方面，信息更容易获取，其非农就业的机会更多有助于实现农民收入多样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而因生态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僻、服务设施不足等各种原因，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单一，收入增长受限。

1.2 城镇化重组城乡物质、人力及资本要素，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外源性动力

随着农村地区发展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是单纯依靠农业发展而解决的问题，而更多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受到农村资源环境的约束，农民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镇化发展的外部影响作用。城镇化将土地、资金、人口等要素在城乡空间集聚重组，通过要素城乡流动的系统作用，为城乡区域的资源共享、技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外源性动力因素;同时也因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土地等要素过度集中，会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一定的负向限制作用。不同阶段的城镇化水平以及不同的农村资源资本因素条件，两者之间不同的作用结果。

首先，在城镇人口集聚方面，一方面通过人口不断集聚到城市区域，乡村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园地、林地等农业资源量增加。在劳动报酬不变的情况下，资源使用的数量和强度对家庭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留守农村劳动者占有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源，规模化的农业种植、养殖活动成为可能，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促进土地流转成为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必然选择。而无论是租入还是租出土地，都会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一些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达到76%。城镇人口集聚、农村人口减少同时产生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废弃和闲置，在宅基地退出机制和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发展的背景下，会促使更多限制的农村建设用地资源通过交易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发展权空间，为农民带来更多财产性收入。但另一方面，城镇人口集聚形成的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增加，只有配以适当的利用开发技术、机制和模式，才能转换为城镇化发展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如果在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农村的生产方式、技术手段和经营模式没有得到同步的改进，那就可能因农村劳动力不足，农村资源浪费，从而产生农民收入增长受限的结果。

其次，城镇二三产业发展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民获得非农收入最普遍的方式。由于我国农业发展技术相对落后，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相对有限。二三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更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就业转移，农民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增加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现阶段劳动力所面临的“二元化”待遇，劳动力流转就业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带来缓解与扩大两重相互矛盾的影响。但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所有制结构和户籍制度对城乡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限制也日趋下降。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国民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为通过转移支付反哺农村提供了条件，进而通过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提高农民收入。

第三，城镇化空间的扩张促进农村土地非农化转变方面。对我国的城镇化而言，土地一直是城镇化推进的“发动机”，在促进城镇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对资源配置方式差异造成的。对于城镇化扩张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都聚焦在征地补偿标准太低，导致失地农民无法维持可持续生计，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并将其归咎为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但当城镇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于农民而言，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而言，在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和多样化的社会保障支撑下，征地制度能为其带来高额度的财产性收入，一些城郊地区农民“等征地”的现象也日益普遍。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征地矛盾，并不是因为征地本身，而是因为征地过程中其意见没有充分表达，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回报。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农户个体的资本要素禀赋、农业经营、非农就业决策都会直接影响农民收入，这些因素都是与农村发展、城镇化进程等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在不考虑农户资本禀赋微观个体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农村发展环境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城镇化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发展环境限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限制，并通过要素重组拓宽农民收入增长渠道。因此，协调健康的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2 研究区选择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选择

现有关于农民收入的研究多从省级尺度开展，掩盖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差异。尺度分析表明，县级尺度的农民收入研究具有最为显著的差异贡献度。因此，本文以重庆市37个行政区（县）作为研究对象（因渝中区已经全域城市化，没有农村居民，故不纳入分析范围），通过分析全市37个区县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等过程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对以上假说进行验证。

重庆市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东部，位于105°17′～110°11′E，28°10′～32°13 N之间。幅员面积8.24×104km2。2014年常住人口3016.55万人。地势从长江河谷向南北两侧逐步升高，丘陵和低山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和中部，东部和东南部分布着大巴山、武陵山，海拔175m～2796.8m（见图2）。选择重庆市作为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效应影响研究的区域，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重庆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地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重庆市城市布局集中，农村地区地域广大，是三峡库区主要淹没地区、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山地、丘陵、平坝等多种地貌分布，区域内城镇化发展不均衡现象明显、资源条件差别显著;其经济和自然条件多样化特性是全国城镇化的缩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其次，1997年直辖以来，重庆市城镇化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从直辖初期的31% 提升到2014年60.94%。重庆城镇化发展的阶段和历程，与近十年来全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与阶段近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三，重庆市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三峡库区建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市场、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农业现代产业园建设等举措，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具备一定的典型性。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通过整理2005～2014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城镇化发展和农民收入数据，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以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各项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定量测算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2.2.1 因变量。以区县为研究单元，选取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农民收入水平的因变量。

2.2.2 自变量。农业自然资源特征。包括人均耕地、园地、林地、集体建设用地等土地资源面积。由于重庆市牧草地资源分布少，故未采用人均草地资源面积。

农村产业发展特征。包括乡村从业人员总数、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业商品率、农业用电量、农药使用量。

城镇化的人口特征。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的经济特征。包括二三产业产值比、人均GDP。

城镇化的空间特征。包括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占比。

自变量和因变量因素及指标计算方法见表1。

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根据可比价格换算成2005年价格。土地利用数据，根据历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2.2.3 变量描述性统计。本文使用 37个区县连续 10年（2005～2014 年）的数据，样本总量为 370（见表2）。

2.3 模型设定

我国的农民收入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而是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在讨论农民收入问题时，除了要考虑农村地区的发展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城镇化发展因素，以此来检验良好的城镇化发展能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农民收入的增长。根据农户收入决定函数，建立以下模型：

（1）

（2）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表示 t 年第 i 个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核心解释变量 X 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农村经济发展等核心变量。

在模型2中，核心解释变量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反映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X，包括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等核心变量。β是半弹性系数。ε是随机扰动项。

由于模型1、模型2的估计结果是变量间的均值效应，为了得到更稳健的估计系数，进一步刻画在不同农户收入水平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回归关系，在模型1、2的基础上，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以分析在不同收入阶段城镇化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而考察在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3）

其中，y 表示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x 表示影响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各个因素所组成的向量，t表示第 t个分位数下的截距项，βt，δt，γt分别表示各个变量第t个分位数参数估计的系数。

根据分位数回归相关研究的分为点取值，分别取Q为0.1、0.20、0.50、0.75、0.90四个分位点。结算结果如表3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OLS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中，人均居民点面积、单位面积公路里程、农村用电量、农业商品率、农林牧渔总产值等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均有显著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土地资源、更便利的交通条件、更发达的农业产业水平对农民收入增加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面积等资源条件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园地面积与农民收入呈负相关，但未达到显著相关的影响程度。这与农民收入结构有密切关系，由于农业规模化经营难以大规模实现，农业技术进步难以突破性进步，传统的农业经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力量已经逐步减弱。特别是重庆山地丘陵的地形特征中，园地一般都是低效利用的农用地，难以实现高产出利用。而农村居民点面积的显著影响，得益于重庆城乡土地制度改革中“地票”制度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市场化交易。乡村从业人员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负相关，这是由于劳动力在农村就业平均工资显著低于城镇就业工资。

模型2在农村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常住城镇人口比重、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城镇建设用地比重、人均GDP四个反映城镇化发展状况的变量来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情况。在城镇化发展变量中，四个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代表城市产业集聚和经济集聚的人均GDP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区域农民收入增长显著相关，而由于重庆市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发展滞后、土地市场化程度落后等原因，阻碍了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应有的促进作用，代表城镇人口集聚和土地扩张的常住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建设用地比重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显著互相关。

与此同时，在增加了城镇化发展变量的同时，农村资源、农业发展等变量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程度保持稳定，但部分相关系数有降低趋势，表明现阶段在一定程度上重庆市的城镇化发展对农村资源禀赋条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有所降低。

3.2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3的分位数分析结果，对比各分位数上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发现，在各个分位数阶段，乡村从业人员、单位面积公路里程、农业商品率、农林牧渔总产值均与农民收入增长保持1%水平的显著相关。但人均耕地、园地、林地以及居民地用地的土地资本在0.9分位数阶段并未达到显著相关水平。除农村用电量与农林牧渔总产值与OLS估计的平均系数基本一致外，其余农村各要素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系数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呈总体上升趋势。表明各收入水平的农户，其收入增长都与农村人力资本、区位条件和农业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农户占有的土地、人力、设施等资本因素是农户收入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

在增加了城镇化发展要素后，各分位数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比重均与各农民收入增长呈负相关，二三产业发展、人均GDP均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其中人口城镇化、二三产业比重两个城镇化发展要素在0.1、0.9两个极端分位数阶段与农民收入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而在其他分位数相关系数较高。人均GDP在各个分位数阶段均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相关系数呈增长趋势。

在0.1分位數阶段，增加了城镇化发展因素后，人均林地、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农村用电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显著水平均从10%置信度提高到1%。在0.25、0.5分位数，增加了城镇化发展因素后，农村用电、农业商量率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显著相关程度均有所降低。在0.75、0.9 分位数阶段，各农村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显著性水平并无明显的变化。

4 政策启示

4.1 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

资本条件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首要切入点

认识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驱动因素，从农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提高等内在驱动因素入手，是当前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难题、拓宽农民收入增长渠道的首要驱动点。在农民增收问题日益复杂的今天，无论城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农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金等农村内部的要素条件的改善仍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当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条件应当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首要切入点。

4.2 要素流动的城乡一体化政策体系是充分发挥城镇化的

集聚效应，促进农民收入的重要环节

城镇化发展形成的人口集聚、经济集聚和空间扩张等集聚效应的发挥，并不能逻辑一致地解释城镇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本文认为，只有配合与人口、经济、土地要素流动相协调的城乡一体化政策制度，才能发挥城镇化的集聚效应，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从研究的分析结果来看，在考虑了城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部分农村资源、农业发展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表明城镇化在重组城乡物质、人力及资本要素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从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要素注入了有效的外部动力，改变了农民收入增长的要素决定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城镇化的外部动力作用还较为微小，农民收入增长的内部基础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十分有限。特别是从当前阶段的城镇化发展规模来看，我国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及其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城乡二元的户籍、土地、市场制度的阻碍，人口集聚和土地要素集聚并没有带动广大农民收入增长。仅是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空间规模的扩张和城镇产业的壮大还并不能直接发挥城镇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作用，必须配套适应城镇发展的城乡一体化要素流动政策体系才能有效地发挥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因此，结合城镇化的进程，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才是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环节。

4.3 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政策实施要与农民收入的阶段以及

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征相结合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要与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统筹考虑。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在一些发达地区，城镇土地的集聚带来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而重庆的研究表明，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阶段的地区，土地城镇化依然是城市导向的要素流动，城镇土地、人口集聚并没有相应带动农民收入增长。这是我国城镇化偏向政策惯性下必经的途径。然而，随着高速城镇化地区探索的城乡一体化途径日趋成熟，西部城镇化相对落后地区应当积极探索土地、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增收路径，避免走以往城镇化过程中过度牺牲农村要素价值的老路。

二是农民收入增长要与农民现有的收入水平统筹考虑。将农民收入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要素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低收入阶段，农民收入增长更多受制于农村基础要素条件的限制，对城镇化的要素集聚带动响应不足;而在高收入阶段，农民收入增长更加紧密地和城镇化发展的资金、产业优势结合起来，且收入越高的农民，其收入增长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度更加紧密。

[参考文献]

[1] 李伶俐，谷小菁，王定祥.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农业技术经济，2013（12）：4-14.

[2] 许秀川，王钊. 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8（12）：65-71+111-112.

[3] 程名望，史清华，Jin Yanhong，等.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模型与实证[J].管理世界，2015（07）：17-28.

[4] 陆铭，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2004（06）：50-58.

[5] Chi-Wei，SuTie-Ying Liu.Is urbanizatio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 cross-regional study of China[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5（48）：79-85.

[6] Cai F. Rural urban income gap and critical poin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J].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2007，40（1-2）： 189-206.

[7] 刘美秀，彭庆环. 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2（19）：137-140.

[8] 鲍超，方创琳. 干旱区水资源对城市化约束强度的时空变化分析[J]. 地理学报，2008（11）：1140-1150.

[9] 宁光杰，尹迪. 自选择、培训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J]. 中国农村经济，2012（10）：49-57.

[10] 王弟海.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J]. 经济研究，2012（06）：143-155.

[11] Jiangsheng Chen， Hong Yang. Geographical Mobility， Income， Life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Size Preferenc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Rural Households in Sha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in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129）：277-290.

[12] FANG Yiping， FAN Jie， SHEN Maoying， SONG Mengqiang. Gradient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in the mountain area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s，2012（09）： 869-878.

[13] 周波，于冷.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江西跟踪观察农户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1（01）：49-57.

[14] 罗庆，李小建.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进展[J].经济地理，2014（06）：1-8.

[15] 张富刚，刘彦随. 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J].地理学报，2008（02）：115-122.

[16] 韩菡，钟甫宁. 劳动力流出后“剩余土地”流向对于当地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1（04）：18-25.

[17] 朱建军，胡继连. 农地流转对我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75-83+124.

[18] 李庆海，李锐，王兆华.农户土地租赁行为及其福利效果[J].经济学（季刊），2012（01）：269-288.

[19] 李中.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基于湖南邵阳市跟踪调研数据的研究[J]. 经济地理，2013（05）：144-149.

[20] 张文武，梁琦.劳动地理集中、产业空间与地区收入差距[J].經济学（季刊），2011（02）：691-708.

[21] 陈纯槿，李实.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1989～2009[J].管理世界，2013（01）：45-55+187.

[22] 蒋省三，刘守英，李青. 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J].管理世界，2007（09）：1-9.

[23] 许恒周.市场失灵与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

[24] 史清华，晋洪涛，卓建伟. 征地一定降低农民收入吗：上海7村调查——兼论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与改革[J]. 管理世界，2011（03）：77-8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