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汇铃

摘 要：21世纪以来，亚太区域间经济合作表现活跃，以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为主要形式，呈现竞争性合作、多路径、多框架并存的发展态势。鉴于美国“301调查”及“特别301调查”的历史教训，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战风险的持续加剧，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也在原有利益博弈的基础上更趋复杂，区域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合作随即踏入崭新的“框架重构”阶段。

关键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美贸易战;贸易互补性分析;大国博弈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9-0182-03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呈现出多极化发展态势，发展中经济体的迅猛崛起成为世界贸易格局持续分化的重要表现。这样的局势，一方面促进世界贸易组织（GATT）成员的增长以及内容的拓展，另一方面却弱化了以世界贸易组织（GATT）作为框架基础的多边贸易规则。区域化的贸易发展不仅更大程度上地推动了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产生与发展，加深国际间的“意大利面碗”①效应，同样也致使不同紧密程度、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贸易区域并存、相互作用，并呈现出“中国套娃”②现象。区域与双边贸易规则不仅是在挑战传统多边贸易规则，同样也是在补充多边贸易的规则。

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态势

21世纪以来，亚太区域间经济合作表现活跃，以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主要形式，呈现竞争性合作、多路径、多框架并存的发展态势。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地位、实力以及影响力等均发生了一定变化，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也在原有利益博弈的基础上更趋复杂。金融危机的爆发非但没有阻滞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还大幅增强亚太区域经济体成员间相互关联的程度。

（一）从单纯的利益博弈转向多路径、多框架、竞争合作的复杂格局

亚太地区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区域，而区域经济合作则是支撑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滞且进一步加快，并且区域经济合作依然以非机制化为主;但随着地域范围的缩小，合作的机制化也在加强。此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特征，即区域内各国与地区的区域合作意识进一步强化，在成员间合作日益加深的同时，合作方式呈现出多边、双边、区内、区外的多样化发展态势[1]。

（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与大国博弈机制

自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总统备忘录以来，中亚局势变得越发诡谲，中国、美国等与中亚相邻或不相邻的国家在中亚各国开展了政治上的勾连、军事上的制衡和经济上的博弈。以“中美贸易战”为例，美国借对中国的“301调查”介入中亚局势，以法律法规介入为经济渗透铺设道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借由其在历史、地缘、政治和人文方面的优势，巩固本国在中亚的影响。

1.美国对亚太区域的“经济制裁”。在1978—1990年间，中国人均GDP增量不到100美元;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均GDP增量多达600美元;而在2000年后的十年间，增量则达到4 000多美元。我国目前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大幅提升。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期间，由美国所引导的世界舆论也始终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霸权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屡见不鲜、层出不穷[2]。由此可见，美国与亚太区域其他国家的一项共同利益便是制衡中国发展，“301调查”则成为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领域钳制中国的第一步棋，是其所采取的“零和博弈”策略。

2.中国周边战略逐渐成型——深化内部改革，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各区域经济体在国际贸易格局上各有利弊，试图将自身利益诉求置于国际贸易秩序之上，多重博弈将成为常态。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将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规则作为其基本框架，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导致世界贸易格局分化的要素之一。所以，中國应该尽全力维护这个多边的规则。同时，中国应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制定区域贸易规则，特别是以“一带一路”为突破口，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强自身在区域与双边贸易秩序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国际环境中，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促进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和货物贸易转型升级[3]。

二、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机制

任何地区范围内的协议都可能是一系列涉及成员及矛盾可变范围的。目前，亚太区域范围内的两个经济合作机制共同构成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未来基础：首先，东盟+3（或+6）自由贸易协定（东盟+3是指东盟①的10个国家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东盟+6是在东盟+3的基础上再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其次，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要实现东盟+3、东盟+6自由贸易区（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首先需要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一个三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FTA），然后与现有的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相联系。TPP协议的目标是达成高质量，是迈向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范围更广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早期步骤[4]。

在现阶段新的国际环境中，美、中、日和东盟力量在亚太区域经贸格局重构中不容忽视。国际关系中国家实力无疑是决定性因素，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在美国的退出之后，无法推举出具有相当实力和国际地位经济体替代美国的主持地位，一时无措，TPP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搁浅。美国亚太战略烂尾，新规则的推广和亚太区域一体化不会因TPP的搁浅而停滞——TPP作为亚太战略与亚太区域已有的多边贸易机制（如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之间具有极强的替代性[5]。

三、“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格局的演化，参与区域合作的环境更加复杂。区域经济的主要驱动性因素包括结构改革、新技术，特别是数字发展、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优质人力资本、竞争性和创新微小、经济、金融和社会包容。未来，亚太区域经济的增长也将是可持续的、创新的和包容的，其发展趋势也将向着深化连通性和经济一体化。

（一）“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所取得的成绩

目前亚太地区表现出经济复苏的迹象，但东亚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却在逐步放缓，区域经济的复苏不应转移人们对与增长减速有关的结构力量的关注。在建立和不断改进开放世界经济的现有结构方面，亚太区域的诸多经济体已花费了不可估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而这些努力也为亚太区域经济提供了增长和发展红利——亚太地区人均 GNI从1970年的5 681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9 931美元。此外，在1990—2013期间，亚太区域内有11亿人从赤贫中被解除，赤贫率在2013年降至10.8%。

这些数字清楚地证明了开放的亚太区域经济体系的成功运作及其好处，因此，亚太经济区域合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商界对新工厂、新产品和新工作的投资意愿。随着亚太区域合作的深化以及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放边界，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将成为亚太区域贸易中利益分配的可靠途径。美国学者帕尔莫认为，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秩序形成和未来国际关系进程的一个主要实验场。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纷繁复杂，以及多种机制各领风骚的情境之下，无论是RCEP协定，“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东盟一体化，TPP或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我们希望最终能够有一个合适的路径让其充分融合并且带领亚太地区走向经济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的时代。这将是构筑亚太统一大市场，创造区域经济增长活力的有效途径[6]。

（二）“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所面临的挑战

全球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导致亚洲自由贸易协定激增。随着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停滞，亚洲国家将自由贸易协定（FTAs）视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手段，并维持该地区的经济复苏。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从3个增加到50个左右（见下页图），但由于原产地规则的重叠，引发了人们对亚洲“面条碗”的担忧——部分学者担心这一波的协议将会破坏多边自由化进程。当然，一个区域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可以提供明显的经济利益，如增加对货物、服务、技能和技术的市场准入;增加的市场规模将更大程度上地实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也更容易;提供更简单的规则、标准以及资费时间表。亚洲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可以提供保险措施，防止贸易和经济复苏风险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最大的挑战在于，各国出于政治意愿以及对地缘政治考虑，加快东盟+3/+6自由贸易协定或TPP进程。由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崛起，经济的不断变化意味着东盟+3/+6自由贸易区将更具吸引力，而安全考虑可能会使一些东亚经济体更愿意选择TPP，因为这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但是，这两个过程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东盟+3/+6方法可以互补，并且与TPP方法形成协同。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加快商品和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减少境内壁垒，推行国内改革，都是非常重要的。和谐的亚太地区可能会看到这两个进程之间的融合，这对亚太地区来说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7]。

（三）中国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应采取的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和美国不太可能发动全面的“贸易战”，甚至不会扩散到金融和政治领域，而是提前计划。中国需要采取必要的反制裁措施来对抗美国的痛点，同时需要在其他方面采取预防措施。首先，中国应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增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定下了基调。在特朗普政府采取以“美国优先”为目标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中国应该采取相反的做法。加强与更多经济体的经贸往来，不断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沿线国家和人民受益，从而扩大中国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战略防御深度。

参考文献：

[1]  王玉主，富景筠.当前亚太区域合作形势分析[J].亚太经济，2013，（4）：3-8.

[2]  张幼文.世界经济学理论前沿[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367.

[3]  曲凤杰，朱梦曳，牛桐.美国加入TPP的动因、挑战和影响：从美国视角分析[J].国际贸易，2012，（9）：31-38.

[4]  张亚斌，范子杰.国际贸易格局分化与国际贸易秩序演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3）：30-46.

[5]  A Closer Look at East Asias Free Trade Agreements.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wtr11_forum_e/wtr11_10may11_e.htm.

[6]  特朗普.若能敲定一个比之前好的协议美国可重返TPP[EB/OL].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2018-01-26.

[7]  羅欢.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研究——基于TPP和RCEP的对比分析[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China-US Trade War”

HAN Hui-ling

（School of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Since the 21st century，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been active，wit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 as the main form，sh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mpetitive cooperation，multi-path and multi-framework.From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the US“301 Survey”and“Special 301 Survey”，coupled with the continued increase in the risk of Sino-US trade wars in 2018，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interest game.The trade cooperation immediately entered a new stage of“re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Key words：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Sino-US trade war;trade complementarity analysis;big country game

[责任编辑 史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