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兰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我们一般不会把大地震中建筑物的倒塌归结为建筑物本身的原因。同理,历史上一些发展不错的企业,若大面积轰然倒塌,也先要看看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是否发生了“大地震”。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全球经济的牵动下,也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洋务运动、民族产业的兴起催生了无数的工厂,建立在长途商贸基础上的“产供销”一条龙经济链条,瞬间瓦解。工厂成了经济的动脉,金融业随之发生了变革。为工厂服务,以资产负债业务为主的现代银行,逐渐取代了以汇兑网络为主经营业务的票号。在这个变革的关键时刻,既有新式银行递出橄榄枝邀请,又有票号内外仁人志士的集体呼吁,但是山西票号还是没能迈上现代银行的时代平台,遗憾地与现代银行擦肩而过。这背后有多少必然和不必然原因呢?

一、山西票号处于中国社会断层发展的沉降板块

学者们普遍认为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从打破中国社会原有的力量平衡,重心开始向西方国家转移这点来说,这个划分是十分科学的。但是对其后的历史发展大多一概而论,不再强调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似乎会让我们忽略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难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

地质运动中有“断层”现象。“断层”的形成缘于地壳运动中产生的强大压力和张力,大大超过了岩石本身的强度所能承受的力量,力量最终失衡的那一刻,岩石断裂错位,并因力量的大小和方向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断层现象。社会运动过程也会有类似的“断层”发展现象。在接近“断层线”之前,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但是已经有明显的力量在破坏这种结构,让它变得日益脆弱;当力量均衡最终打破的那一刻(社会发展断层线),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新的稳态社会结构要在很长一段不稳定状态下重新找到均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在断层线前后的差异大小,可以判断社会“断层”发展的程度深浅。

从以上观点出发回望中国历史,如图1所示,1840—1894年,为对既有社会结构起破坏作用的“无组织力量膨胀阶段”;1894—1911年的17年间,为“社会结构加速破坏阶段”;“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历史断层发展的“断层线”。这次“断层”,不仅来得迅猛,而且程度很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结构失衡”时期。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基本维持了两千年[注]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起,就进入了“大一统”的“超稳态”时期,自秦至清之间的几次国家分裂时期,属于“亚稳态”时期;侯家驹(侯家驹,1998：43)则以“一元体制”和“多元体制”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的不同时期。以来的“‘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的小农经济+集权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互相适应的“大一统”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封建王朝被彻底摧毁、儒家正统思想遭到怀疑和挑战,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动乱和分裂。

图1 中国社会断层发展及票号转型时机示意图

“断层”的程度有多深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从中国世界地位的变化看

自10—19世纪中期前,中国在某种层面上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贸易中心和政治中心[注]《世界经济千年史》著者麦迪森认为“它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30%”;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1988)提出的“中国中心论”认为,一直到19世纪,中国是亚洲纳贡关系网络的中心。这种复杂的纳贡关系网络,不仅维持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上的藩属关系,在本质上更是一张商业贸易网。东亚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随着纳贡关系的扩展而扩展的……这种纳贡贸易也是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的中介贸易……欧洲人唯一的选择是把他们的贸易马车挂在亚洲庞大的生产和列车上,而这列亚洲火车正行驶在早已修筑好的轨道上(也就是陆上和海上网络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中期后,国家内乱与重新分割世界的外部力量结合,强有力地撕扯着中国持续千年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击碎了已经脆弱的结构外壳,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落入被动的“次级”[注]见张亚兰.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演进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49。地位。

(二)从意识形态变化上看

民主思想、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皇权统治、家长权威的一场“思想革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彻底和深入。

(三)从政治制度变化上看

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的“议会制”,受到国人的普遍欢迎,“宪法”对“帝制”的较量与最终胜利,是政治制度的一场颠覆性革命。

(四)从经济制度变化上看

辛亥革命前,中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出现了受全球贸易牵动的商业大发展,并在甲午战争后,在被动应对西方工业入侵的背景下,兴起了洋务运动。但是民族工业的大发展,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时期。图2显示1895—1927年中国工矿企业的最高数量,辛亥革命之后是之前的两倍;图3显示工矿企业最高资本额,辛亥革命之后是之前的3倍。这种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非自然演进的、跳跃式发展,说明了社会发展断层程度之深。

图2 中国历年设立的工矿企业家数(1895—1927)

图3 中国历年设立的工矿企业资本额(1895—1927)(单位:千元)

图2、图3资料来源:根据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7-78数据绘制

另外,中国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制度危机、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财政破产,资金外流,汇率决定、金融市场、投资市场等的控制权悉数归列强所有,这一系列巨大变化均发生在清末民初,更进一步说明了断层程度之深。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引起的变化,在当时的诸多史料记录中,均有“始料不及”“毫无准备”[注]见《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第573页之《高钰传略》:“其收敛之计划,甫办理就绪,而辛亥之变即于彼时实现耶。其他各号犹然做梦,毫无准备,故多纷纷失败,相继倒闭,为大德通则处之泰然。”的说法,说明“断层”裂变的力量之大、时间之快,“迅猛”程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断层”客观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以旧的社会结构为生存土壤的官民,成了“沉降”板块的连带“受害者”;以“工业经济”“民主思想”“议会制”等为生存土壤的官民,成为“上升”板块的“受益者”。山西票号因为与政府官僚、传统国内商业根深蒂固的关系,毫无疑问地处于“断层”的“沉降”板块。

那么,山西票号是否有机会踏上“上升”板块,求得一线生机呢?显然,最大的机会应该在“断裂线”之前,且要求山西票号有足够的预见睿智、充分的实力、机敏的决断能力。越接近“断裂线”,转型的难度越大、几率越小;“断裂线”之后的转型求生,对处于“沉降”板块的山西票号而言,几率近乎渺茫。

二、山西票号在不断叠加的系统风潮中跌入低谷

过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山西票号改为银行,做银行的业务就能存活,尤其是将“汇兑业务为主”改为“存贷款业务为主”、将“信用放款”改为“抵押放款”、将“无限责任制”改为“有限责任制”,它就能为自己闯出一条生路。历史真实的情形恰恰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推断。事实是,在内外商贸为主流经济的时代,汇兑业务是社会对金融功能的主要需求,其它业务远没有存在的市场;山西票号改为银行的重要目的不是要做银行的业务,而是让自己变得与当时作为“对手”的银行一样强大。正因为如此,票号的实力变成了其生命能否存续的最重要因子。但是,作为票号立命之基的中国社会渐趋虚弱,山西票号虽长袖善舞,历史留给它的舞台却越来越小,清末民初不断叠加的系统风潮终于将山西票号抛入低谷。

(一)汇兑业务是当时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

山西票号的出现,本就是为了满足长途商贸的资金异地支付需求而生。在以跨国商贸为经济大动脉的时代,汇兑业务是金融机构最主要的业务。鸦片战争前,中国商人主导的陆上跨国商贸是经济主动脉;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倾销中国,方向不同,但一样是国际贸易占主流。山西票号后期大量给各地方政府的垫款业务,也是因汇兑政府官款而引起的，就连票号1906年经办收存的川汉铁路股银,仍是与汇兑业务紧密相连的[注]《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第345页:“所有股票息折,以寄交天顺祥、协同庆银号收存,以便就近取填,所交股银即交该商汇川”。，不仅票号如此,其它在清代末期成立的官银钱号、新式银行、外国银行,在当时的主要业务也是汇兑。户部银行、官银钱号、通商银行等成立之初,均以分割票号的官款汇兑为主业，1904年成立的天津信茂银行、1909年成立的云南云兴银行(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2002：373-381),在其业务说明中,首先提到的是“专做仕商汇兑”,其次才是存放款业务;如图4所示,汇丰银行在1865—1925年的业务中,汇兑业务也超过放款业务。

图4 汇丰银行汇兑、放款在资产中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第354页数据绘制

(二)山西票号是汇兑网络的完美舞者

“票号的产生,是由于商业发达至相当程度,而交通及货币本身,尚未能相随俱进,票号乃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2002：353)。从社会发展对汇兑业务的需求越来越少,同时相应的供给者越来越多的情形看,山西票号似乎早就应该被时代淘汰。但是山西票号却渡过无数的危机,最终大面积倒闭发生在1912—1921年间,还有1家票号(蔚丰厚)改组为银行,乔家的大德通1940年改为银号后继续存续至1956年“一化三改”时期。

人们总能列出很多致票号衰亡的原因,这些评论自票号末期到现在依然不断。大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1.从社会进步对票号汇兑功能的需求看,交通日益便利,邮政的出现,分润了一部分票号的业务;2.票号深涉官款汇兑,清亡票号亡;3.南帮票号兴起,分割了票号的市场;4.钱庄、现代银行、官银钱号及外国银行的竞争;5.票号将钱庄作为事实上的二级机构,缺少与更多存贷款户的直接接触;6.票号管理方式落后。

那么这些是不是票号衰亡的真正原因呢?它们对票号走向末路影响又有多大呢?

1.交通便利、邮政侵利,减少票号汇兑业务(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2002：353)

中国铺设铁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中国铁路百年史来看,这个初创时期的铁路建设数量少,未大范围投入运营,且主要用于沿线矿藏的开挖[注]这一时期的铁路有:津榆铁路(1892年,李鸿章下令修建);胶济铁路(1904年通车,德建);大清东省铁路(俄建,1903年通车);滇越铁路(1910年建成,法建);京张铁路(1909.9.24日通车,中国人自建)。,建成通车不几年,清政府就垮台了,所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还谈不到,对票号汇兑业务的影响也就更谈不上了。

中国邮政创办于1896年,但据《山西票号史料》(352-353)载,1906年邮政局还在取缔民信局的业务,1908年票号才与邮政局签订了邮寄票号信件的合约。“初办时候,信用未孚,票庄利用邮政的方便,汇兑增加迅速”“后来邮政获得民间信仰,已自办理汇兑”“邮局已开始做小宗汇兑”。由此看来,在清朝末年,邮政、铁路系统对票号业务的侵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在民国时期,票号在那时已经衰落。

2.票号深涉官款汇兑,清亡票号亡

票号涉足官款汇兑是不得已的事情,也是当时所有金融机构的主要选择。“军兴以来,藏富于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清政府财力见绌。大量的资金被通过税收、捐输等方式,从全国各省汇集官库,一方面用于对内镇压各种叛乱,一方面用于对外支付赔款。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商业日渐凋敝,票号又是当时唯一能担负资金调度重任的金融机构,所以从同治(1862—1874)时期汇兑京饷,到光绪时期汇兑洋务经费(1875—1900),再到庚子(1900—1911)之后汇兑赔款,票号都是主力,南帮票号、钱庄、新成立的银行,只不过是后来加入这只汇兑队伍的成员。1906—1910年源丰润(南帮票号)、义善源(南帮票号)等票号、钱庄的倒闭,危及到了存放商号的官款安全,清政府下令(1907年),凡设户部银行分号处,所有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兑交京师;1896—1911年成立的24家各省官钱局,也夺走了票号不少汇兑公款业务。因此,票号不是因为涉足政府汇兑而亡,而是因为后期没有政府汇兑可做,导致票号业务根基空虚,无力抵抗清末各种风暴的冲击。

3.南帮票号兴起,分割了票号的市场

南帮票号的兴起,始于1863—1865年成立的阜康票号,随后,自1863—1910年间,先后成立过8—10家南帮票号。这些票号能在市场立足的原因是“经济重心南移”和“官款汇兑增加”。图5为清军录档财政类各年收汇各省关款项统计图。可以看出,在1862年后,官款汇兑量虽有波动,但梯级上升的趋势很明显,说明这个市场的巨大容量。图6、图7则比较了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成立与关闭、改组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南帮票号兴起的时期,山西票号有更多的机构成立,且新成立的票号数量要远远超过南帮票号。表1显示蔚丰厚票号(山西)在南帮票号兴起的时期,资本和红利都有显著增长;表2比较了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在不同时期成立的票号的寿命,显示即使在同一时期成立,山西票号的新成立家数和寿命都要远远高于同期的南帮票号。这说明南帮票号的生存能力远低于山西票号,更谈不上挤占山西票号的市场了。

图5 山西票号汇兑官款数量(1862—1911年)(单位：两)

资料来源:根据《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第128页,表1-1-18绘制

表1 蔚丰厚1879年与1859年两个账期业务比较

注:1859年账期为1855—1858年;1879年账期为1875—1878年

资料来源: 根据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第218页资料整理

图6 山西票号历年新设、歇业、改组数据

图7 南帮票号历年新设、歇业、改组数据

图6、图7资料来源:根据《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各时期数据统计绘制

表2 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寿命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各时期数据统计编制

4.钱庄、现代银行、官银钱号及外国银行的竞争

1894年至1911年,广东、江西及长江流域各省,陆续成立了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钱庄,做实业，放息，东南亚、香港等地与沿海内地的汇兑业务、部分官款汇兑业务,并且在主要贸易城镇开设分号,可以经营与票号一样的业务。但是从业务重点、区域分布上看,与票号还主要是互补关系，在官款汇兑量上,已有的统计显示,钱庄实力远逊于票号。

清末(1897—1909)成立了13家官商银行。除户部银行(1905年9月成立)有分行21处,分号35处;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有7处分行;交通银行(1908年成立)有8处分行外,其余的银行成立时间都不长，资本规模有限，分支机构几乎没有建立。户部银行独揽官款汇兑业务的政策出台于1907年,而票号汇兑官款的量也在1908年出现了巨幅下降(见图5);24个省的官银钱局在1896—1911年陆续成立,并迅速抢走了大部分票号的官款汇兑业务。因此,拥有政府后台的户部银行、地方官银钱号是致使票号业务空虚的主要金融机构。

外商银行对票号业务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天津、上海、汉口等重要沿海口岸。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外国银行的信誉高、业务规范性强、资本雄厚、存贷款利率及汇兑费率比山西票号优惠,但事实表明,虽然在这些主要贸易城镇,外国银行的势力对票号构成了威胁,但还不至于致山西票号于死地,不至于让票号在1911年后大面积倒闭。

5.票号将钱庄作为事实上的二级机构,缺少与更多存贷款户的直接接触

过去我们认为票号在1860年后重心南移,主要与政府、大商号、钱庄打交道,致使其业务根基不深,且容易受钱庄倒闭的牵连。回顾明清商业史,做长途批发贸易的行商(如盐商、粮商、布商、茶商)与坐商(各地方商行)的相互分工早已经成了贸易习惯,晋商转为票号后与钱庄、银号的金融系统内分级关系,不仅是商业习惯所致,更是金融协调的一种自然行为。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后对钱庄的依赖,与票号相比,如出一辙。钱庄成为票号的金库,并成为票号低成本、有保障地融通地方中小商业企业的桥梁。这种模式增加了钱庄的实力,也降低了票号的成本和风险,便于票号集中精力做好大的金融批发业务。钱庄资本小,投机性行为导致的风险不容忽视。针对这一风险,一家票号往往选择三、四家殷实钱庄为自己的业务代理,并在平时加强监督,遇到危机时及时收撤资金,规避风险。但是,大的系统性风险由钱庄传导到票号仍不可避免,1883年上海金融恐慌、1878年汉口金融恐慌、1893年厦门金融恐慌,不仅让钱庄出现大面积倒闭,也连累了多家票号资金损失,甚至倒闭。这是清末我国金融系统日益脆弱的表现,哪家金融机构都不能幸免。

6.票号管理方式落后

票号家长式的管理方式与西方银行的管理方式相比,确实存在不能与时俱进的弊端。而且在票号发展后期,明显出现了对外界事务不够敏感,总号没有随经济重心的转移而南移至上海,对时局发展的判断往往滞后,且思想保守、拘谨的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票号百年来在商海驰骋中摸索出的信义理念、用人制度、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卓越本领,让票号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险滩,并能在屡遭重创的情况下,于庚子(1900年)事变后,以诚信可靠的声誉再次崛起,达到了它的发展高峰。

汇兑网络的运营,除了要具备“酌赢济虚、抽疲转快”的资金调度能力外,还要占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拥有如活水般流动的资金、并且有巨大信任网络的持续支撑、有及时避险、同时迅速抢占市场先机的能力。山西票号凭不多的人力(一个分号仅6—7人),二三十家字号,能把网络铺向国内外,居于金融体系顶端达百年之久,赚取最丰厚的利润,遇到障碍谨慎收缩,遭遇失败旋即再起,不能不说他们是汇兑网络的完美舞者。

(三)不断叠加的系统风潮将票号拖入深谷

以上列举的原因都不至于让山西票号迅速衰落,那是什么原因呢?后期不断叠加的系统风险才是其衰落的直接原因。

让中国社会出现断层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外部,来自于中国被动融入世界后所承受的西方世界的拉力。鸦片贸易麻痹了中国“巨龙”的躯体和灵魂,赤字、战争、赔款引起的白银外流导致“血液”耗干,列强入侵瓜分中国、侵占投资领域,中国无疑被“啃食”和“肢解”。就在这样“地力”日益贫瘠、王朝空壳行将碎裂的关口,清政府出台了《银行通行则例》(1908年)。这个《则例》对票号的真正影响是抹去了罩在票号头上的“美丽光环”。山西票号瞬间从神秘的金融神坛,跌落到与钱庄、银号、新成立的银行一起,要同时接受法律认可、承受国家检验的地步,它的无形资产带来的优越性没有了;又恰在此时,户部银行与官银钱号大挖票号墙脚,拿走了票号赖以为生的官款汇兑业务;在商业凋敝、银根趋紧的情形下,各省官银钱号滥发纸币、滥铸通货,外国银行也在其势力所及之处发行纸币,于是引发了数次金融挤兑风潮[注]1895年汉口金融恐慌,钱庄出现倒闭风潮,票号紧急撤庄;1897年上海出现贴票风潮;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又引发了金融恐慌,各类金融机构遭受资产损失,仅天津的钱业就倒闭了十之八九,票号也受重创;1904—1905年日俄战争,票号在东北的分号受到重创;1908年天津、上海、汉口中国商行因拖欠洋行贷款被迫清算,引发3起金融恐慌。风潮波及北方各省和长江沿岸各省;1909年上海、镇江、汉口等商埠因债务清偿而出现资金断裂,引发了3起金融恐慌,出现金融机构倒闭潮;1910年受上海橡皮股票风潮影响,全国发生8起金融恐慌,1911年又发生5起全国性的金融恐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又陷入战乱和更大规模的金融恐慌中;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滥发纸币,国际局势动荡,“财政奇绌、币制混乱、金融窘滞”的局面日胜一日;1913年蒙古“自治”,晋商在蒙古的势力迅速衰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晋商在俄资产全部被没收。金融贸易相互挹注是晋商经营制胜的法宝,最后二者变成相互连累、相互牵扯的关系,进一步加速了票号的衰亡。,1893—1911年10月,票号倒闭了9家,是新设票号的1.28倍;1911年辛亥革命,票号资金网络南北断流,南方贷款收回无望,北方官款遭遇挤提;票号以诚信为本,仍勉力兑付,最终在资产耗尽的情形下相继破产。 1911年期间,票号倒闭17家;辛亥革命后,又接连倒闭3家,随后几年,又倒闭了2家。到1921年,票号在整体上衰落;到1936年仅剩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三家票号萎缩或改组维持经营。

三、山西票号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是什么

(一)合组成银行是否能改变票号的命运

无论是票号从业者,还是社会舆论,以及后来的研究人员,绝大多数认为合组成现代银行就能改变票号的命运。理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银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2.抵押放款降低信用风险、有限责任制降低股东资金风险;3.宽泛的业务范围，扩大业务规模。这些判断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还需要分时期,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表3粗略地反映了山西票号在不同转型期的状况、其主要竞争对手外国银行的状况,以及当时国人对现代银行的议论与实践。我的观点是,山西票号要转型为现代银行,需要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成熟才能成功,否则,即使勉强转型成功,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注]孙建华在《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1840—1945)》中认为,1860—1894年间国人自办银行失败的原因有:1.缺乏法律依据;2.风气未开(国人习惯传统金融机构的无限责任制等模式,对现代银行有限责任、集股融资、抵押放款等方式处于抵制阶段);3.股票投机风潮破坏了华商信用;4.洋务派“中外合办银行”动议,遭国内外其它集团势力反对。。

从票号自身的条件来看,转型为现代银行,不仅要对现代银行优势与威胁有较强的敏感,而且要主动在管理思想、组织机构、业务运营方式等各个方面,按照现代银行的理念改革,如果不改革,历史的发展表明,传统金融机构在断层发展时期必定是衰落的群体。从客观条件上看,社会风气、法律制度、现代银行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等,都需要一定的成熟度。主客观条件同时成熟的时期,便是票号转型成功的时期。

从这个角度看,票号仅在发展后期,才有李宏龄等开放口岸的有识之士呼吁改组银行,而寓于“风气未开”[注][清]李遂、李宏龄著,黄鉴晖校注.山西票商城败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898.11：181.营口票帮回京都分号信,解释总号对改组银行反应迟滞的原因。的总号的掌柜们则鲜有这样的观念。在总号管理模式下,其它现代银行需要的软硬件条件,票号自然不会具备。因此,从票号的主观条件上看,始终没有成熟;从外在客观条件上看,国人对设立银行达成普遍共识、开始有了银行管理法律、已经有足够的开设银行经验用来模仿,并有相当理念的人员来管理,有银行生存的工业经济环境……,这些客观条件的初步成熟,是在1895—1908年之间。错过这最后有可能、有资金实力转为银行的关键时期,票号的转型就会彻底无望。

表3 票号转型时期分析

那么,票号主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此时期转型为现代银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认为清末民初,国力衰微,社会资金干涸,商业凋敝,币制动荡,金融竞争者众多,个个岌岌可危。这个时候让票号转为银行的目的是与“汇丰、道胜、德华、正金”[注]《南洋官报说帖》,见《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第395页。等银行一决高下,所以才有“非结团体不能成银行,非立银行不能御外患”[注]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第5-7页。的呼声。在金融土壤日益干涸(从表4可以看出当时中国资金外流加剧的情形),各金融机构飘摇不定,投机性金融机构大肆发行纸币,进一步摧毁金融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大的金融机构已经没有立足的根基,况且票号已经出现内在空虚、主营业务被大部分剥夺的窘境(1909年)。可以想象,与同期衰落的其它传统金融机构一样,票号获得新生的概率极低。

表4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单位:百万关两

项目1894年1895年1903年1909年1912年1913年1920年 贸易收支差额1314.3-59.1-57.7-87.6-148-158 偿还外债本息-2.7-4-26.1-33.2-39.4-79.2-16.9 外国企业投资利润-8.1-20.8-49.5-49.5-49.5-49.5-86.5 战争赔款-79.2-21.8-24.1-1.9-54.7-2.2 银净出入-25.8-35.96-6.8-19.2-36-92.6 金净出入12.86.9-0.16.8-7.51.4-5.1 合计-10.8-118.7-150.6-165-205-366-361.3

资料来源:根据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第244页数据编制

(二)中国金融机构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从票号兴衰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票号只不过是附着于清代社会的一棵金融“大树”。 导致票号衰亡的原因不是要不要改成银行,而是整个社会的断层。社会断层的巨大力量,来自于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合力牵拉。那么改变票号命运的力量,也就绝不在票号自身,也不在票号发展末期。很显然,中国融入全球贸易的初期,就应该警觉,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早应该合力。但是,长期的麻痹、放任,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以破坏经济、吞噬票号等民族产业的力量来勉强维持,最终的结局,只有集体的崩溃。所以,金融机构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能像山西票号一样停留在维持自我生存的“小企业”意识上,而是要汲取西方世界崛起的经验,从掌握全球演变局势着眼,从致力于国内社会各阶层形成合力着手,改善自己生存的土壤和制度结构,只有这样金融机构才算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