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向军崔圣华朱 凌梁玉飞

(1.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59； 2.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成都 610081)

1 研究背景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地震震级高达Ms8.0级，此次地震具有震级高、历时长、释放能量大(是唐山大地震的3倍)、波及面广等特点。地震诱发了大规模的滑坡、泥石流、崩塌、堰塞湖等地震次生地质灾害。地震后地质灾害应急排查显示，四川省39个地震重灾县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8 060处[1]。汶川震后地质灾害的长期效应显著。

2009年8月6日，位于四川雅安市汉源境内的省道306线K73+000至K73+300段大渡河左岸的猴子岩处发生山体垮塌，估计崩滑体方量约90×104m3，汉源县是汶川8.0级大地震Ⅵ度烈度区内唯一Ⅷ度异常区，由于地震导致山体松动，因而触发了大量的崩塌、滑坡[2]。2013年7月10日，四川都江堰市中兴镇三溪村受极端暴雨影响发生高位山体滑坡灾害，滑坡碎屑堆积体方量超过150×104m3，研究区位于汶川地震VIII烈度区，距汶川震中映秀镇不到30 km，属于地震重灾区，汶川地震使三溪村附近发生了大量小型浅表层滑坡[3]。2017年6月24日四川茂县新磨村发生特大型高位山体滑坡，滑坡规模巨大，达1 800×104m3。“6·24”茂县滑坡位于汶川地震VII烈度区，与震中距离110 km，与地表破碎带垂直距离70 km，很多学者认为此次的滑坡与此区域发生的多次强震有关[4]。黄洞子沟位于绵阳市安县高川乡，距发震断裂直线距离3.0～4.5 km，汶川地震造成了黄洞子沟两侧大量滑坡灾害，如大光包滑坡、老鹰岩滑坡和红石沟滑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