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

内容提要在晚清思想界中，“二十世纪”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的全新视角之一。本文在考察“世纪”这个新时间单位输入晚清思想界的知识历程的基础上，探讨晚清士人理解二十世纪的知识资源，进一步考察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与“十九世纪史”之间的思想关联。在本文看来，“二十世纪”一词不仅为晚清士人提供了一种度量时间的新单位，而且由此促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纪”交替的时间感，凸显了晚清士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与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之间的思想徘徊。

关键词世纪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晚清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8-0093-10

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思想巨变的世纪。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理解可以有多种路径，但回到作为二十世纪起点的晚清，重新梳理当时士人的思想变动，显然也是不可忽视的视角之一。将晚清与“二十世纪”联系在一起，并非故作新意，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复杂性的认知。事实上，一些学者已就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作了初步研究，探讨了“二十世纪”概念在晚清思想界中的运用情况、“世纪”概念所带来的新的时间意识和现实关怀、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与长时段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等方面。关于“二十世纪”的研究， 可参见严昌洪、许小青：《跨进20世纪的门槛》，《癸卯年万岁 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闾小波：《梁启超的世纪情怀》，《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号，第25～31页;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4期。需要指出的是，近期汪晖关于“世纪”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但其基本关切在于二十世纪与长时段的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特别着重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晚清士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本文的问题意识不在于此，并且认为晚清士人对于“二十世纪”的理解是多元的，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在晚清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的全新视角之一。不过，综观这些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外来的时间概念，“二十世纪”是如何进入到晚清士人的视野之中，并在公共舆论中发酵，却仍然有待于在知识和观念上作进一步的细究。同时，如果说晚清士人已然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二十世纪的全新局势，那么对于身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他们而言，如何理解即将面对的二十世纪与刚刚经历的十九世纪历史之间的关系，则也构成理应被检视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一词不仅为晚清士人提供了一种度量时间的新单位，而且也由此促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纪”交替的时间感，此处由匿名评审专家提示，特此感谢。凸显出了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与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之间的思想徘徊。

一、“周”“世纪”与“Century”

梁启超刊登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所记述的正是他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的所思所感：

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自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任公（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第109页。

梁启超对于时空的“蓦然忽想”，似乎预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个日渐扩大的地理空间。在天干地支意義上的己亥年到庚子年、光绪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的转变之外，出现了一个竞争性的新时间意识，即其所谓“新旧二世纪”的转折。而原本稀松平常的洋流潮水，也被一截为二，被视为东西两半球的分界点。进一步而言，他对时空的这种认识提醒我们，晚清中国的最后十来年，不仅是旧的时空观念的延续，同时还是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启，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转折时刻，是东西半球日渐融合的关键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这种认知虽为其一时情感之抒发，但在当时却也并非他的一人之见。诸如“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新世纪”等词，密集地出现在晚清的各类报刊上。意识到已身处“二十世纪”的，不仅有感情浓烈之梁启超，还有像一些热情洋溢之留学生、立志雪耻扬威之新军人，以及肝脑涂地之革命者等，也都清醒地将一己的责任与二十世纪的大时代背景联结在一起。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唐继尧：《论中国军队急宜注重精神教育》，《武学》1908年第3期;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51页。甚至在上至清政府官员的演说中，下至民间传播的通俗小说中，也都出现了以所处之“二十世纪”自居的论述。《吕钦使尚贤堂演讲文》，《申报·光绪朝》第12072号，1906年11月26日，第2版;《滑稽小说·支那旅行（三十三）》，《申报·光绪朝》第12501号，1907年11月15日，第18版。可以说，彼时的中国人面临着全新的局势，如梁启超所言，已不再仅仅是“一乡一国之人”，而是“世界之人”;已不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之人”，而是“二十世纪之人”。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1902年第2期。

不过，局中人的宣称与历史的事实之间，往往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探究的必要。虽然这些在晚清最后十来年间的文字中出现了相关词汇，但要是就此简单推断当时的士人早已普遍熟知“二十世纪”或“世纪”的概念，却也仍然值得存疑。事实上，传统中国虽然有将“世”与“纪”连用的情况，但在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内涵，多指的是记录帝王世系的典籍，如皇甫谧所撰的《帝王世纪》，便是诸多正史参考的书籍之一。这一点研究者已经指出，参见严昌洪、许小青：《跨进20世纪的门槛》，《癸卯年万岁 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另外，关于《帝王世纪》在正史中的参考，本文检索了台湾“中研院”的“汉籍全文资料库”。而在中西交冲之初的晚清，在各式的英华字典中，也是直到1908年颜惠庆编纂的《英华大辞典》，才出现专指百年意义的“世纪”一词，颜惠庆：《英华大辞典》（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上海商务印书馆藏版，1908年，第334页。此前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年）、麦都思的《英华字典》（1847-1848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年）、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1872年）、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1884年）、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1899年），则都是以“一百年”释义“Century”一词。卫三畏（S. W. Williams）：《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澳门香山书院，1844年，第31页;麦都思（W. H. Medhurst）：《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上海伦敦会印刷所，1847-1848年，第212页;罗存德（Rev. W. Lobschied），《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香港Daily Press Office，1866-1869年，第348页;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福州隆祥洋行，1872年，第66页;[日]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藤本氏藏版，1884年，第222页;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香港中华印务总局，1899年，第55页。需要指出的是，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原著者为罗存德。以上关于近代英华字典中的相关信息，参考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开发的“英华字典资料库”，特此致谢。而且，在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中，除了“世纪”外，“周”一词也被视为翻译“Century”对应词。“世纪”仅出现在“Age”词条下作为对“a century， a period of one hundred years”的翻译;在“Century”词条下则并未出现“世纪”一词，而是出现“泰西以一百年为一周”的解释。

事实上，若是我们深入挖掘其间的区别，对于理解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而言，到底是以“周”，还是以“世纪”，来作为“Century”的翻译词，看似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实则反映了晚清两个新知识传播群体在这个问题上的歧异。以“周”来对应“Century”，主要是由晚清传教士群体主导的翻译结果;而以“世纪”来对应“Century”，则是来华日本人和留日学生群体的日文翻译的结果。

就前者而言，在晚清流行一时的、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与蔡尔康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便是代表性著作之一。该书虽然是一部“世纪史”，邹振环称该书开创了晚清“世纪史”体例，邹振环：《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世纪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9～307页。但却全然未出现“世纪”二字，而仅以“周”来指代百年之意。在该书“凡例”中便有指出：“西历以每百年为一周，耶稣降世而后又即从诞日起计，相沿至一千八百一年，是为每十九周。此书专记一千八百余年之事，故西名曰《第十九周大事记》。”[英]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泰西新史揽要》，[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蔡尔康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页。而这种用法，在当时的传教士群体中并非特例。在《泰西新史揽要》初版的1894年，《万国公报》在报道法国的博览会时，便也提及：“西人以耶稣生后百年为一周，今为第十九周，至六年后，即一千九百年，则为十九周之季年。”林乐知译：《大法国事》，《万国公报》第68册，1894年9月，第60页。而在1900年前后，《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更以《十九周季年预迎二十周旺气说》《十九周季年天下三大事记》《论二十周之前途》《十九周季年预迎二十周厚捐》等为题目，记述了新旧周在转折之际所发生的事迹，以及对即将来临的二十周的期许。林乐知等拟，蔡尔康译录：《十九周季年预迎二十周旺气说》，《万国公报》第131册，1899年12月，第7～9页;林乐知命意，蔡尔康遣词：《十九周季年天下三大事记》，《万国公报》第144册，1899年12月，第7～9页;林乐知译，范袆述：《论二十周之前途》，《万国公报》第161册，1902年6月，第10～11页;高葆真：《十九周季年预迎二十周厚捐》，《中西教会报》第6卷第62期，1900年2月1日，第24页。

除了“周”之外，另一种译法则是以“世纪”来翻译“Century”。关于“世纪”一词何时由日本进入中国，过去大多认为是戊戌维新后大量留日学生译介日本著作的结果。严昌洪、许小青：《跨进20世纪的门槛》，《癸卯年万岁 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另外，关于“世纪”一词的日文源头，有研究者已点出，但也并未说明具体情况。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290、328页;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6页。但此一论断显然忽视了此前晚清报刊对于日文的翻译。事实上，1889年5月31日的《申报》“东报述西事”栏目中的一篇文章在描述英国博物馆的一本失而复得的古书时，便提及“是书失于十八世纪中，中英军侵入麦尼坚之际”。《申报·光绪朝》，1889年5月31日，第1版。此处使用了瀚海典藏近代报刊数据库的《申报》全文搜索。不过，虽然该段落中的“十八世纪中”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内涵，但并未对“世纪”作出具体解释，而文段也过于简略，因而是否是有意识的翻译，显然值得存疑。真正有意识地让“世纪”概念进入晚清士人视野中的，应该是主持《时务报》“东文报译”的古城贞吉。由他翻译的源自日本报刊中的文章中，直接使用了日译“Century”的“世纪”一词，并对之做了清晰的界定。在1896年《时务报》第11册“东文报译”栏目中，他翻译的原刊登在《东京日日报》上的《土耳其论》一文中，便在提及“世纪”一词时作出“西人以百年为一世纪”的解释。[日]古城贞吉译：《土耳其论》，《时务报》第11册，1896年11月15日，第24頁。而在第14册翻译自《东邦学会录》的《俄将论中国财政》一文中，他在提及“当今世纪”后，也以小字有意指出“西人以百年为一世纪，现世纪即西历千八百年也”。[日]古城贞吉译：《俄将论中国财政》，《时务报》第14册，1896年12月15日，第19页。而到了《时务报》第15册的《中国边事论（续第十二期）》《过波兰记》这两篇文章时，他便不再对“世纪”进行解释，径直使用“十三世纪初”“九世纪”“十六世纪”“十八世纪”等词汇。[日]古城贞吉译：《过波兰记》，《时务报》第15册，1896年11月25日，第24～25页;[日]古城贞吉译：《中国边事论（续第十二期）》，《时务报》第15册，1896年11月25日，第20页。在之后的翻译文字中，但凡遇到“世纪”二字，古城贞吉均直接翻译，未作解释，译者显然已视该词为晚清士人可理解之词。比如《时务报》第24期，翻译自日本《太阳杂志》的《论邦国交际公法学》中便直接使用“第七世纪之初”。[日]古城贞吉译：《论邦国交际公法学》，《时务报》第24册，1897年4月22日，第19页。关于古城贞吉的翻译贡献，可参见陈一容：《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略》，《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世纪”概念的这两种译介，在当时的士人中都不乏拥趸。以“周”的用法来说，当时一些士人便以之指涉具有现代意涵的百年之意，如唐才常在论述公法学时，便提及“改制垂世，以治十九周以后之地球者，殆有符契”;唐才常：《公法学会叙》，《湘报》第43号，1898年2月25日，第169页。而他在论述国会之重要性时，也提及“将来二十周文致太平之地球，其以此哉！其以此哉！”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国会》，《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79页。而廖平在探讨《春秋》时，则指出“《春秋》拨乱世反之正者，指今二十周世界言之也”。参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28页。与此同时，当时也出现了带有“十九周”一词的翻译著作，如许士熊翻译的《欧洲列国十九周政治史》、梁澜勋译述的《十九周新学史》。许士熊翻译的《欧洲列国十九周政治史》，参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27～428页。华丽士著，梁澜勋译述：《十九周新学史》，1902年，铅印本。不过，如同近代中国诸多概念一样，“周”与“世纪”之间的词语竞争，最终是以日译词汇成为了后来的主流翻译用法。关于日语译介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可参见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188～191页。事实上，早在1897年，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在《论译书》一文中探讨《泰西新史揽要》时，便不采用原书本有的“周”的译法，而直接以“世纪”二字来作论述。梁启超：《论译书》，《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2日。据此而言，闾小波和湛晓白都曾指出梁启超是在抵达日本，在1898年创办的《清议报》的《叙例》中才第一次使用“世纪”二字，显然与史实不符。参见闾小波：《梁启超的世纪情怀》，《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号，第25页;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页。而这种用法，随着日后大量留日学生群体在舆论界的崛起，更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压倒性胜利似乎不是一蹴而就的，邓实在1902年便将“周”和“世纪”联结在一起，以“二十周新世纪”指称当时的新时局，显示了新词汇交替过程中的复杂性。邓实：《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论》，《政艺通报》第19期，1902年11月14日，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