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时报》8月17日文章，原题：凭什么中国就不能有全球雄心？“这并非一个新亚洲，而是前殖民时期亚洲秩序的回归。中国和印度是这个天然秩序的一部分，已有千年历史，这也将是今后千年的现实。”欧洲人从亚洲知名外交官那里听到这种当代亚洲观，尽管逆耳但不无裨益。马来西亚外交部副秘书长阿比丁即将离任，转任该国驻华大使。他是在有关“欧洲在新亚洲：新焦虑，新格局”的讨论会上发表这番讲话的。

他尖锐批评了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不久前的一篇文章。比尔特呼吁欧盟加强外交政策，避免在美俄中的大国竞争世界里被边缘化，且中国已“从一个友善的贸易伙伴变成推进自己全球雄心的自负国家”。阿比丁质问，为什么一个自信的中国就是问题？复兴的中国推进自己的全球雄心，难道不是自然而然、意料之中的事吗？若一个西方国家出现同样转变，比尔特还会那样说吗？他认为其中隐含着种族主义，觉得同样做一件事，白人就可以，棕色或黄色人种就不可以。西方须习惯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也有此类雄心并支配自己的命运。

阿比丁不像一些西方战略家那样，从零和角度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等战略性问题。他也拒绝认可不选择就是输的观念。东南亚国家应接受并适应（中国崛起）的地区新现实。

从非西方角度看国际关系，无疑是有益的。印度出生的理论家阿米塔·阿查亚的近著《美式世界秩序的终结》认为，与其说是美国由盛转衰，不如说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不久前还处于支配地位的国际秩序在走弱。特朗普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而非起因。这预示着权力和影响力正从西方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

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区，正成为超越大西洋的世界商业政治中心。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有理由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扩大与那里的接触。一些重大地区倡议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及上合组织——而西方对这些几乎没有影响力。欧洲人理应欢迎这些巨大变化，并更彻底地讨论如何最好地与他们建设性接触。▲

（作者保罗·吉莱斯皮，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