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钧

摘要：中国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出版家、翻译家邵洵美，于1955年受邀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了泰戈尔的两部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四章书》。但两部长篇小说最后分别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2009年台湾INK印刻出版公司出版，其艰辛出版过程，和当时混乱政治局面以及个人惨遇，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和出版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邵洵美;出版;泰戈尔

一、邵洵美与泰戈尔初识

邵洵美与泰戈尔的相识得益于徐志摩。与徐志摩的交好，让他有了更多和这位伟大诗人直接接触的机会。1929年3月，泰戈尔二次访华。全程由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当时住在徐志摩的家中。受到了徐志摩的邀请，邵洵美带着自己的妻子盛佩玉去他家中拜访这位印度老前辈。邵洵美的夫人当时对泰戈尔的印象很深刻：“一天洵美应志摩邀同我一起去拜访老人，並和他们同桌吃饭，吃的是中式自备菜，老人身材高大，灰白的大胡子散在胸前，他穿着灰色的大袍，一顶黑色的帽子端正正地戴在頭上，好像我看到过的大寺院的老方丈打扮。老人态度严肃慈祥。只见志摩、小曼殷勤地招待他。”[1]这是邵洵美与泰戈尔的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接触。在那几天中，邵洵美还印了一本叫《一本没有颜色的书》的小册子。“印度诗圣泰戈尔的作品占了两页;他作了一首印度文的诗;又作了一张画，并题上小诗一首，特地从印度寄了过来。”[1]之后也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泰戈尔回印之后，邵洵美收到了志摩的一封信，告知他家中的印式的小亭中总有一只夜莺在啼叫。邵洵美觉得甚是新奇，便来到了志摩家中和好友共同“蹲点”等待夜莺的啼叫。白期待一场，邵洵美觉得是徐志摩自己臆想出来的，可能只是他对于那位印度老人的思念。后来邵洵美在《夜莺》一文中写到：“志摩描写说：‘声音越老越响亮，调门越来越新奇，情绪越来越热烈，韵味越来越热烈，韵味也越来越深长，像是无限的欢畅，像叫了几声，自己机会快乐的发了疯。”这只“难寻”的夜莺也印证了后来的出版。

二、挫折境遇拾笔杆

邵洵美因其有过留学英国剑桥的背景，自身所具备的开阔眼界和超强的英语水准，曾先后办过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刊物。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出版业方面，邵洵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相对来说，翻译工作是邵洵美早期和晚期的工作，但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

留学时期，他醉心与希腊文学和英法文学。翻译了不少的作品包括：早期诗歌译集《一朵朵玫瑰》（1928）、乔治·莫尔小说《信》（1928）、《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1929）、《冬天的夜晚与西方的早晨》（《金屋月刊》第8期）等许多文章。所以根据邵洵美出版的刊物《金屋月刊》可知，早在1929年邵洵美就已经翻译过泰戈尔的一篇散文。

邵洵美曾作为上海的风云人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动荡的岁月当中，他不停地受到命运的洗礼。艰难岁月当中，迫于生活压力，他最终不得不将自己引以为傲的从德国购买的印刷机卖给了《人民画报》。之后邵洵美举家搬到了北京。虽然卖掉印刷机让邵洵美有了一大笔钱，但是这个大家庭，巨大的开支，还是让他焦虑。为了支撑家庭的开支，邵洵美重拾笔杆，进行翻译工作。因为其深厚的英语水平和中文功底，还有对于文学的敏感度，让他成为翻译的首选。莎士比亚著名翻译家方平曾评价他：“你爸爸天资高，有才气。他确实读了很多书，有学问。他中文和英文都好。对英文，对文学的理解力强。译作发挥了他的才华……”[1]除了逼人的才气，还受到了当时已经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的帮助和引荐，获得了不少翻译的机会。曾受惠于邵洵美的夏衍也在邵洵美落魄之时几度帮忙。“‘等一会有一位客人来，他叫夏衍，现在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是我的老朋友，过去写过好些书，好些剧本，像《赛金花》、《上海屋檐下》等等。我办金屋书店时，也给他出过书。他原来的名字沈瑞先，很熟的……他来了，你请他先坐下来，就上来喊我。”所以在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的压力之下，也来自与值得信赖的朋友的帮助，邵洵美便顺利开始了他人生后期的翻译之路。

三、译作坎坷出版路

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逐步译介许多亚非拉国家的作品。就印度作品的出现的主要原因如下：1949年至1958年中印关系建交。“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这样，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不久，两国就西藏问题达成了部分协议，中印关系进入“蜜月期”。从1954年到1960年的6年间，周恩来曾四度访问印度。1954年到1958年中印友好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在当时两国友好的建交时期，在这样的友好氛围下，许多亚非拉国家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作品有机会译介到中国来。当时北京的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都出版了‘亚非文学丛书和东方国家的作品。”中印关系的友好和国内对于东方文学的关注和译介给邵洵美提供了翻译泰戈尔小说的机会。

1955年，时年49岁的邵洵美通过夏衍的推荐而受到了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三部作品：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四章书》和短篇小说《两姐妹》。据邵洵美的女儿邵红梢回忆自己与父亲一起谈论翻译过的作品，“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他译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给我，又拿出一本白色硬封面的精装书，那是纪念泰戈尔的特辑，他翻给我看他译的一个短篇《两姐妹》。那是他正在译泰戈尔的一本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也是‘人文的约稿。爸爸说，是夏衍向人文推荐他的。”邵洵美非常珍惜翻译的机会，并且也对翻译工作尽心尽力。当时邵洵美在读完泰戈尔的作品之后，写下了一些笔记，觉得泰戈尔的作品“全部读完，当写提要与初步体会”“泰戈尔的宗教意味（哲学意味）极浓厚。”邵洵美当时为了翻译泰戈尔的小说做了很多工作。据邵洵美的儿子回忆：“译《四章书》时，遇到疑问，有次竟叫了出租车亲往印度驻沪领事馆找文化官员查询。他不知道当时中印关系已骤变。结果是他译的雪莱长诗剧《释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1957年8月如期由‘北京作家出版，而泰戈尔的三部作品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之后的几十年，两国又重新建立了友谊，但是邵洵美又因国内的混乱状况以及而陷入厄运，其译作更是短暂失声。另一个导致邵洵美的著作未能得以出版的重要原因，就是邵洵美的无妄被捕。1958年，邵洵美时年53岁，当时中国反右开始后，他以“敌特嫌疑”身份被捕入狱。被捕的原因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托叶灵凤带到香港的一封信被截获，信的内容是项美丽偿还一笔旧款，帮助在香港的病重的小弟。邵洵美当时不幸被捕，在狱中身心受到强烈打击。

四、守得云开见月明

1962年，邵洵美拖着受尽磨难的身体出狱。之后的他无法维持生活，只能靠着变卖家产过活。1966年文革开始，邵洵美生活陷入绝望。1968年5月5日邵洵美在痛病交加当中过世。一直到他过世，他都没有机会目睹自己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出版。

但是妻子盛佩玉却一直无法忘记自己的丈夫在书桌前伏案翻译的辛苦模样，她努力的为丈夫的译作寻找出版的机会。而出版的轉机还是邵洵美的“贵人”夏衍。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夏衍被关押在文化部，遭到了批斗。1977年，夏衍恢复了党组织关系，9月份去了上海。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听闻这个消息，内心的激动难以平复。“年复一年的争取与等待，忽见夏衍复出，妈妈命我们起草写信给夏公。……信里请他能否过问一下邵洵美遗作的出版问题。有意思的是，某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的姐夫方平兴冲冲地告诉妈妈，他亲见夏公给出版社蒯斯曛的信。信中云：‘洵美先生身前曾告诉我译有几本著作，贵社若无意出版，请寄我，将交由北京出版。方平又相信夏公定会给北京亦去信。”1978年，中国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文化开始走向多样性。所以在夏衍的帮助下和大环境的影响下，1979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邵洵美所译的《家庭与世界》。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泰戈尔的另一部小说《四章书》却迟迟得不到出版。在再三的要求下，出版社仅仅将原稿退还给了邵洵美的家人。当原稿退还到了邵洵美的遗孀手上时，邵洵美的夫人悲喜交加。“当我们见到妈妈收到邮寄到的书稿时，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它，然后戴上老花眼镜慢慢地一页一页地翻阅它，不禁热泪盈眶。”[4]幸运的是，当时帮助盛佩玉出版《一个女人的笔记：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的台湾INK印刻出版社公司，决定出版了邵洵美《四章书》。最终于2009年，邵洵美所译的《四章书》在台湾上市。

两部小说《家庭与世界》和《四章书》无一不体现出一个印度老人所闪现出来的智慧光芒，而这背后的翻译故事，更是体现出一位上个世纪一位翻译家的坎坷一生和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以及其背后真挚的朋友和妻子对丈夫工作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五、总结

邵洵美和泰戈尔的联系是间接的。但是这两部小说《家庭与世界》和《四章书》其坎坷的出版过程，让我们无法忽视邵洵美对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所做出的努力。这位伟大的杰出的翻译家其敬业精神无法感动。正如他自己说的：“译书是为了向不认得外国文的中国读者介绍外国书，外国文学作品必须认真译，要对得起作者，要对得起读者，也要自己满意;既是为人的，也是为己的。”[1]暴风雨所带来的黑暗是漫长的，但是暴风雨之后像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却是弥足珍贵的。这两部优秀的译作小说仿佛就像那只在志摩家中印式庭院啼叫的夜莺，是邵洵美心中对于翻译工作的认真的热爱，也是志摩心中的诗意之美、代表了一种对于美的追求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光芒。他的译作曾经遭受过忽视和面临这石沉大海的冷漠境遇，但是他所作出的努力和其精湛的翻译水准在如今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