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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开放条件下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2019-08-16陈治

智富时代 2019年7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青少年

陈治

【摘 要】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开放的社会条件为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因此,维护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多元开放;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此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是关乎未来成败的重大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自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中共一大的与会者平均年龄只有28岁,但却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革命之路,可视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在当下,意识形态在青少年中的传播关乎国家的未来。

随着不断深入的对外开放以及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加深,意识形态跨越国别的影响不断加深。高科技通讯软硬件是当下最普遍的传播工具,世界上流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通过互联网媒体工具对广大受众会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些受众当中,廣大青少年,既包括青少年学生,青年学者也包括青年干部,都是这些工具最活跃的使用者,是受影响最大的目标对象。青少年的特点是思维活跃,接收能力强,三观可塑性强,正处于信仰确立的关键时期,如果不重视青少年的意识形态安全,放任世界多元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将会对他们的未来以及对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不断面临挑战

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1957年前后,在世界大环境的冲击下,不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受到影响而出现弱化倾向,这种情况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展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攻势,其宣传手法颇具欺骗性和隐蔽性,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1989年由于青年学生意识形态弱化的问题而造成的政治风波也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大伤害。

冷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不少政治思想派别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冲击。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新自由主义,这种理论表面上是一种专业的经济学理论,而实际上是西方作为一种战略工具的意识形态。借用这种工具,“一方面瓦解和毁灭第三世界民族文化的根基,一方面用精神鸦片毒化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和人们的灵魂。”[2]这种思潮破坏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严重的甚至使某些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在我国,这种理论体现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西式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至上主义,这种披着伪装的思潮容易将辨识能力不足的青年人的思想引向歧途。

随着党的十四大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主性和平等性的特点会使得人脱离在以往社会条件下对权力、人身等关系的依附,而使个体形成自己鲜明的特征。传统的权威主义弱化以后,个体的价值标准势必从唯一走向多样化。在这种背景下,消极负面的价值观将会滋生,形式上表现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甚至发展为精致的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体在利益的诱导下容易变得功利,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相比较人的服务奉献精神则不断弱化。这些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必将严重冲击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削弱民族共识和凝聚力。

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政治认同的相应变化。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但社会意识形态没有随着现实的发展马上建立健全,并与时俱进,结果与主导意识形态产生偏差。有些青年党员干部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的危险,不思为人民服务,反而用手中权力进行寻租,滋生腐败,削弱了民众的政治认同。

二、影响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层次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不足

四十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而随之对应的意识形态建设则相形滞后。当下马克思主义要解释的两大问题。一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一致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问题,贪腐的问题,贫穷的问题等。二是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存在不小差距的问题。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来看的确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然而当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起步于经济社会极其落后的状态,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直到现在仍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较大差距。另外,资本主义并未如以往宣传的那样即将终结,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新的发展,比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权、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发展。在开放的多元化场景中,我国意识形态无法充分解释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导致了人们的困惑,结果造成了“意识形态悬浮”的现象。

(二)整合不同社会利益结构的难度上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从单一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化。从利益结构到社会阶层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由此必然引发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差别。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方式,这些矛盾和差别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会不断加剧,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对抗。作为超越各种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理应对各种复杂利益进行调和,但实践中再通过比如以往在意识形态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去调解当下社会多元而复杂的利益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出现失灵的现象。当今社会存在这样一些困境,诸如社会阶层固化,社会阶层固化实际就是利益格局固化,现在人们仅凭个人努力来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比二三十年前难度大的多,社会上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以及“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言论都是阶层固化的表现。又比如政府对不同利益结构整合力不够。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不完善,许多个人或企业通过微小的风险成本来实现巨大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贪污腐败,假冒产品、偷税漏税等成了实现巨额利益的捷径。比如“假疫苗案”、“范冰冰偷税案”、“过度医疗”等,这些都从现实层面构成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挑战。

(三)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这些进步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对社会道德领域有着巨大影响。在市场经济求利性的导向下,社会价值取向不自觉地会向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靠拢。社会上流传的“有用论”、“无用论”本质上都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发声。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强调利他、奉献的伦理道德规范势必弱化。价值标准的模糊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人们的困惑以及是非对错标准的混乱,更严重地会影响社会诚信和社会和谐。为了追求利益,社会上存在的医疗黑幕,假冒伪劣产品,行政部门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等现象,都加剧了社会大众、社会组织、行政部门等之间的不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物化的社会关系中,传统道德机制的约束力不断减弱,“讲道德”的动力变小,金钱开始凌驾于道德之上成为评判一切的终极标准。当下许多青少年追捧的往往是那些经济成功人士,并奉为人生偶像和学习对象,而对那些有奉献意识、牺牲精神的道德模范则不屑一顾。

(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新发展

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到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改变中国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一贯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等主客观因素,为西方国家输出其意识形态创造了客观条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互联网越来越成为西方重要的意识形态拓展工具。2011年,在希拉里的第二次“互联网自由”演说中就肯定了互联网是“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大力推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上传播,广大青少年则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向他们传播错误、腐朽、消极的思想。另外通过各种方式在网络上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唱衰我国发展,编造事件,无中生有,抹黑我国国际形象,打击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煽动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在网络上不断扩大反华空间,妄图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开始实现自我消解。

(五)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

在开放多元的条件下,原来受主流思想压制的各种非主流思想得以大行其道,这些非主流的思想的流行严重冲击了广大青少年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信念。在当今青年人的思想领域拜金主义颇为流行,有些青少年将金钱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认为“谁富谁光荣”,社会上出现的“炫富”现象就是拜金主义的重要表现。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被部分青少年奉为人生信条,甚至有将利己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精致的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部分人必然表现为对社会冷漠,无利不干。“走捷径”思想在当下青少年中比较盛行,一些人不愿意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人生价值,而总想通过某种“走捷径”的方式来快速实现人生目标,现在社会上很多青少年总想通过各种选秀活动来实现一夜成名的现象其实都折射出这种心理。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佛系”青年,更是影响了青少年的人生观,弱化了他们应当努力拼搏的意志。迷信仍有一定市场,在社会交往和工作中,不是靠科学和努力,而是迷信所谓“星座”、“算命”等。

三、多元开放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机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开始进入万物互联的时代,互联网几乎被视为开放多元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并不能被简单视为一次技术变革,它是一个包含各领域全面变革的历史阶段。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包括权力、认知、社交、经济、舆论等方面的各种新体验。互联网场景成为不同国家、地区、社会、阶层和群体等发声的重要舆论场。在路易·阿尔都塞看来,互联网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器”。较之于传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要在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难度变得更大。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则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工具

在万物互联的情境下,依托各种高新技术创造出来的传播工具层出不穷,比如微信、QQ、微博、抖音、快手等,这些工具冲击了权威等级观念,打破了过往时代信息传播的垄断权,任何人都能成为信息传播的生产者,突破了传统方式下信息传播的时空间,真正实现信息传播的零时间零距离。这些技术特点打造了一个巨大的视听群。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应当也必须充分使用这些传播工具。通过这一批极具时代性和科技感的媒介,传统高大上的意识形态自然变成大众现象,能以零时间零距离的特点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通过积极拥抱新媒介的方式来拓展自己的传播力。

(二)新媒体有利于青少年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传统媒体往往是以高大上、正统、严肃而单一的说教者形象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但新兴媒介如微信、微视、朋友圈、抖音等传播平台则大相径庭。新媒体表现形式立体感较强,图片、声效、视频、文字都极丰富。图片视频拍的是身边事身边人,往往随手拍的一副图片、一段视频就胜过千言萬语,极具感染力,容易为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接受。网络情境中的文字往往讨论性强,氛围轻松,简洁大方,用词鲜活时尚,容易激发广大青少年的关注和思考,增强他们的思考和辨识能力。这些互联网新媒介是在青少年思想塑造过程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三)互联网的开放性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弱与意识形态安全有着重要联系。随着互联网媒体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拓展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及方式。网路舆论已成为一种新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公民通过网络获得了从传统媒体无法获得的权力自由,公民实现了表达的自由和监督的权力。通过对热点话题和事件的围观讨论,增强了公民对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影响了事件走向,曝光了社会阴暗面,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兴趣。另外,互联网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公民提供了社会监督的渠道,在互联网的开放环境下,很多隐蔽性强的腐败事件和不合理事件得以曝光,许多腐败和犯罪分子得以绳之以法,一些不合理的做法得到纠正,很多敏感的政务信息也得到有效监督。

四、多元开放时代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途径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法规、行政监督、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加快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3]

(一)提升互联网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高科技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源于发达国家,随着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但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依然明显。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大量散布各种“思想病毒”,误导我国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破坏我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信仰,这使得我国目前对些“思想病毒”的拒止技术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从载体上看,互联网流行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众所周知,意识形态的外壳是语言,其中必然包涵着该国或该民族的价值理论及思维行为方式。很显然,如果长期被这种语言工具所包围,则不利于我国意识形态全,因此,要在互联网世界大量开发和使用中文软件工具。众所周知,西方的话语体系在世界上具有强大优势,而这种优势同样也体现在互联网上。强大的话语体系能达到依靠传统手段,比如战争、经济等所无法达到的目的,当今世界,互联网情境下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影响和治理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依托互联网技术大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

(二)不断完善互联网治理体系

技术手段是实现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单靠技术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网络安全技术虽然取得长足发展,但反网络安全技术也在同步发展。因此,一个科学而完善的的网络治理体系也显得不可或缺。就法制层面而言,目前专门针对互联网的相关法律制度还明显不足,具有滞后性,甚至还有空白,比如垃圾邮件、人肉搜索等。互联网监管步伐必须紧跟时代,当下流行的各种网络直播,微信群聊,QQ群聊,各类应用等存在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和漏洞较多,如现在网络直播存在的“七宗罪”,某些直播者和平台在利益的裹挟之下,突破道德底线,甚至踏入法律禁区,这些不良甚至违法的直播内容严重污染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是需要治理的重点领域。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未来要加强网络法律法规建设,开发新的网络技术管理手段,逐步实行网络实名制,加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互联网治理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孤立地进行,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协同协作以及与国际法律接轨的问题。另外,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要加大力度教育网民合法、合理、正当地使用网络,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2]卫建林:《新自由主义与第三世界》,《红旗文稿》2006年第22期。

[3]崔耀中:《加强主流网站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人民日報》200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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