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信仰世界与生命践履

2019-08-16刘文星

智富时代 2019年7期

刘文星

【摘要】方孝孺宁可被“诛十族”也不屈从于当权者的示好，这种慷慨赴死的行为并非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也并非是不识时务的迂腐，而是一种忠于内心信仰的自我成全。在儒学道统观的熏陶、成长环境的影响下，方孝孺成为了一名深谙孔孟之道的“读书种子”，形成了具有儒家圣贤色彩的正统观和生死观。作为帝师，儒生的理想追求在方孝孺的政治实践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虽其政治举措太过理想化而难以推行，但也恰恰反映了其作为儒家传统读书人的纯正。

【关键词】方孝孺；诛十族；儒家道统；践行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明初著名儒臣，仕洪武、建文两朝。在明靖难之役中，方孝孺因不愿与朱棣合作而落得“诛十族”的下场，令人扼腕叹息。作为明代历史上唯一一位被“诛十族”的儒生，方孝孺无疑是古今学者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他的身上始终充满着争议。不言而喻，引发争论的根源便在于其在生死抉择面前宁可被“诛十族”也不肯屈就的行为。对于方孝孺之死，古今学者多有探讨。古代学者对方孝孺之死的评价多为或肯或否的言辞：一方面，有人对方孝孺宁死不屈的行为大加赞赏，如谈迁在《国榷》中汇合了明代士人对方孝孺的评价，多认为此举乃是方孝孺作为儒者气节的表现，是士林的典范；另一方面，亦有人将之定义为“愚忠”、“迂腐”，认为方孝孺不懂变通，用数百人的生命为建文帝陪葬，持此批判态度的主要是清代学者陈法、蔡东藩。当今学界对于方孝孺之死的评价视角则更为多样化，如资中筠通过方孝孺与布鲁诺之死的对比，认为方孝孺维护的只是谁当皇帝的正统性 ①；郭万金从文化史的角度来阐释方孝孺之死，认为这一现象是明代君主与士人志行间的间隔被推向极端的后果 ②；赵映林着眼于方孝孺生活的时代背景，认为他的死难客观上具有顺应时代大潮和要求的、不同反响的深远性，具有历史符号意义 ③。

纵观古今学界对方孝孺殉难一事的评价，已由简单的是非对错的评判向多角度、深层次的探究演变。基于此，本文试以方孝孺的“绝命词”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绝笔的内涵，探寻其慷慨赴死的原因，并结合其思想观念的形成，进一步窥视其精神世界和对信仰的践行，从而对其人物形象作一全新的认识。

一、方孝孺“绝命词”解读

方孝孺之死在《奉天靖难纪》、《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史料中均有记载。虽有部分出入，但大体上都清楚地记录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建文四年（1402）五月，建文帝殉国之后，燕王朱棣想启用曾身为建文帝师的方孝孺，并想借方孝孺之笔为其起草即位诏。方孝孺宁死不肯屈就，并指责朱棣篡位的行为，致使朱棣大怒，下令将其诛杀。并因为方孝孺一句“便十族奈我何” ④，又牵连亲友八百七十三人致死，谪戍之人不可胜数 ⑤。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因政治斗争而使族人被株连是很常见的现象，方孝孺并非是对朱棣造成重大威胁的政客，不是非杀不可，却造成“诛十族”这种惨痛的结果，除了朱棣作为胜利者的严酷无情外，方孝孺不肯屈服、至死效忠建文帝的态度亦是引爆悲剧的直接导火索。

方孝孺慷慨就戮前，做《绝命词》一首，从中或可了解其就死前的心境。其词为：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⑥

从字面上看，其词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对天降祸乱、奸臣如愿篡权夺位的愤慨；其二，对忠臣发愤却落得血泪交流这一下场的不甘；其三，忠于君主，为君而死的释然与无悔。简单来说，在王位继承的角逐中，“奸臣”得道，方孝孺作为一介忠臣，安能容忍，誓死与“奸臣”作斗争，却落得命丧黄泉的下场。但想到为忠君而死，又感觉别无所求。这就不难理解，古往今来很多人在评判方孝孺时，认为其是“愚忠”的一种形象。同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无论是朱棣继承皇位还是朱允炆承继大统，明王朝不都还是朱家的天下吗？从这一层面上看，方孝孺誓死不服从新君主的行为确实有些迂腐。常被人用来与方孝孺做对比的南宋文学家文天祥，在生死、利益面前同样选择了慷慨赴死，然而后人却更多地赞叹他的气节，是因为他面临的是民族危亡，是不屈从于入侵者的民族大义，而让方孝孺慷慨赴死的原因却是“以此殉君”。当今学者资中筠也直指方孝孺为了维护建文帝而赔上性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且看同时期的解缙，在历史的变故中灵活变通，投入朱棣门下，颇受重用，领导数千文人，留下了工程浩大、影响深远的《永乐大典》，使其作为文人儒士的才华得以展示。而方孝孺逼到尽头只求一死，可惜了一身才华，无疑是文学界、思想界的一大遗憾。这也难怪著名学者蔡东藩评价其“一迂腐耳” ⑦。

以上的评价似乎有几分道理，但进一步探究这首词，便可发现这样评判难免有些单薄。方孝孺在绝命词中使用了三个人称——“奸臣”、“忠臣”、“君”，不言而喻，在方孝孺眼中，朱棣便是那篡權谋位的“奸臣”，“奸”与“忠”二者相互对立，不可相容，他对于忠、奸的评判，则是取决于自己内心的一种既定的价值准则。进一步讲，朱棣触犯了方孝孺心中的信仰，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方孝孺坚定地赴死，不只是单纯地为建文帝殉葬，更重要的是其不愿接受超出其价值观范围的事物与历史变动。无力改变现状，又不忍内心的信仰受到玷污，唯有一死方能保全，唯有一死方能释然。从这一精神层面上看，方孝孺与“民族英雄”文天祥是有相同之处的，只是方孝孺似乎显得有些生不逢时，因为历史给予他的境遇不是国家破碎、民族危亡，而是皇室内部的王位之争，故而给后人留下一种“殉君”的“愚忠”印象。

二、方孝孺信仰世界的形成

在生死关头，方孝孺宁可赔上性命也不肯屈服，这一选择自是受其内心信仰的影响。史书有载，方孝孺在被朱棣囚禁时，听到门生廖镛、廖铭劝其投诚的言辞时，大叱其“不识个‘是字” ⑧。这个“是”字大概就是方孝孺内心的价值准则，也是其舍命也要守护的信仰。具体说来，这一信仰就是儒家伦理道德观。

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与其生活的时代背景、生长环境、受到的教育都是息息相关的。从时代背景来看，方孝孺生于元末明初王朝更替之际。明太祖建立明朝，恢复了汉族的政权，使得士人从蒙元统治下的不得志的境遇中解放出来。明太祖出身草莽，对读书人多加礼遇，希望与读书人共商大计。时天下初定，元氏纲纪不立、法度不行，太祖遂召集诸儒臣籍考古制，订立礼乐、法律，建立国家各项制度及纲常伦理，以建立统治秩序。这些与蒙元统治时期的治国方式大为不同，对儒学的倡导，对先师孔孟都多加尊崇，对传统秩序的继承，无疑极大地影响着方孝孺信仰世界的形成，激发了方孝孺学习先哲之学和孔孟之道的热情。从成长经历来看，方孝孺出生在具有浓厚儒学气息的浙东地区，祖上三代皆从儒，其父方克勤曾任济宁知府，喜好读书，深谙孔孟之道。成年后，方孝孺又跟随一代名儒宋濂学习。这样一种地缘优势和家庭环境，自然使方孝孺从小耳濡目染，对孔孟圣贤之道的研究和继承异常深入。方孝孺一早便认识到“圣贤之学，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为吾轻重也，遂有幕乎道德之心。” ⑨在他的意识中，唯有圣贤之学，才是立身之本，道德之源。可以说，以仁义为核心价值的儒家道统观就是方孝孺口中的“是”，这个“是”是评判事物的根本准则，是指导方孝孺做出选择的根本遵循，也是其最原始的信仰。这一信仰对方孝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指导着他对事物的认知与实践活动。

这种信仰首先体现在方孝孺对正统与否的判断上。方孝孺将先秦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正统思想有机地结合、融会贯通，形成了纯正的正统思想，使得他对正统、变统有着清晰划分。在何为正统的问题上，方孝孺在其《释统上》中曾提出“正统一、变统三”的理论，在他看来，所谓正统，是君主能够遵循圣贤之道、体恤人心、秉持君臣之礼的政权，而篡臣、贼后、夷狄这三类政权，则属于变统。朱元璋一统天下，建立明王朝，恢复先王之治，是顺应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准则的。相比于蒙元王朝的统治，明政权可以称之为正统。建文帝以儒法治天下，遵循圣贤之道、礼遇儒生，这种政治状态符合方孝孺内向对正统的界定。而一旦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状态被打破，势必对方孝孺的价值观产生极大的冲击。靖难之役后，方孝孺之所以赴死，正是因为朱棣触犯了他心中的是非判断标准。具体来说，朱棣作为臣子，不守君臣之礼、篡权夺位，恰恰符合方孝孺心中“篡臣”的形象，此等“篡臣”是不符合圣贤之道，违背正统之义的，方孝孺自然无法接受、宁死斗争。其慷慨赴死，就是为了维护其心中的正统观信仰、守住心中的善恶是非而做出的选择。对圣贤之道的信仰还反映在方孝孺的生死抉择上。在生命和信仰的选择上，儒家先哲早已给出了明确的指向。孔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仁”，在《论语》有“杀身以成仁”的言论；孟子亦称要“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孔孟之道中，仁义道德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宁可牺牲生命，也要成全仁德。这种生死观无形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终极追求。方孝孺一生追求圣贤之道，这种舍生取义、信仰高于生命的价值导向使他免不了带上儒生精神、气节高于一切的印记。因此，方孝孺做出赴死的选择，不是一时鲁莽，而是听从于心中正义和正道的召唤，这是一个“读书种子”应该有的气度和风范。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方孝孺形成的儒家正统思想使他不惧权威、抛开外界束缚，坚持以内心的醇正信仰为导向来衡量政治、社会。在靖难之役前后，儒生或多或少都有对儒家道统的坚守，但大多能够顺势而变，在新的统治下施展治国理念。而亦有方孝孺之辈，与朱棣激烈对抗，甚至配上性命。表面上看，其殉难一事是忠于旧主，实则并非忠于某一个人、维护某一个君主的权威，而是忠诚于抽象化的传统君臣之道和正统信仰。在生命与信仰的博弈之中，将内心的标杆倾向信仰的天枰，这一选择无所谓对与错，无所谓愚与智，只是给世人呈现出了一种传统儒生坚守信仰的姿态。

三、方孝孺对圣贤之道的践行

方孝孺一生都在践行着圣贤之道，这从古人的评价中可以窥见一斑。在建文帝殉难后，姚广孝便对朱棣说：“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⑩其言语中将方孝孺称为“读书种子”，可见方孝孺在明初文人中的地位与影响之大，也可窥见在儒学作为官方文化的社会氛围下，方孝孺是纯正而博学的儒生。方孝孺的老师宋濂曾评价其：“凡理学渊源之统，人物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一丝，而会归于大通。” 11可见方孝孺深得理学的精髓，能够将理学融会贯通，消化吸收。天顺时期，学士李贤在其《古穰杂录》中评价道：“孝孺受业于宋景濓，其文章滂沛、议论波澜，类东坡之才。” 12直接将方孝孺的文才与宋代大才子苏轼相提并论，可见方孝孺才学的深厚。明末黄宗羲更是进一步将对方孝孺的评价推到一个新高度。在《明儒学案·师说》中，他将方孝孺评价为“有明之学祖”，并将其与朱熹并称。宋濂、李贤、黄宗羲等人都是被历史铭记的名家儒士，都一致称赞方孝孺的学识和才华，侧面可见方孝孺确实是一个学识渊博、理論水平深厚的大儒。

作为一名儒家道统下的忠实弟子，方孝孺在其政治实践中也极力践行着其信奉的圣贤之道，积极地发扬着儒家的治世之道。洪武年间，明太祖扩张皇权，采取了高度集权的专制手段，对官僚进行钳制，使得明初的政治处于极度的高压状态。这显然与方孝孺所崇尚的儒家传统“仁政”不相符，面对这样的政治状况，方孝孺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其仁德政治的主张。他提出：“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13 “古之圣人既行仁义之政矣，以为未足以尽天下之变，于是推仁义而富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义亦阴行其中。” 14想要遵循三代之仁治、改革政治。在遇到与其政治理念相投的建文帝时，方孝孺的一腔抱负便得到了展现。他辅佐建文帝推行了新政，以纠正洪武朝重典治国留下的弊端。如“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省并州县，革冗员”等措施，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在实行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初名儒王绅在《逊志斋集》的序文中写道：“其言功业，则以伊周为准，语道德，则以孔孟为宗，实有志于圣贤者也。” 15极力肯定了方孝孺的治世才能与学问水平。然而，这样的评价对方孝孺来说似乎有些过分抬高之嫌。且说“功业”，伊尹帮助商汤灭夏，周公旦辅佐周武王两次东征伐纣，二者皆是辅佐几代君王的治世能臣，不仅是思想家，更是有能力的政治家，军事家。反观方孝孺，很多政治措施只是锐意效法古代圣贤，生搬硬套三代的治世理念，想要按照圣贤的标准来改造政治现状。如孟森先生认为，方孝孺“以官制、古宫殿门名日夜讲求，自命制作，其所以应变之道，多不中窥要” 16。然而笔者认为，方孝孺的这些实践，虽然很多是没有太大意义且不符合时局的，但从另一个侧面讲，恰恰体现了方孝孺作为一名儒家道统观下读书人的纯正。他虽没有太多的治世经验，但在纷繁复杂的利欲中却并没有迷失自我，忘记初心。他“有志于圣贤”，以孔孟为榜样，沿着圣贤留下的精神财富，去展开自己的实践活动。他的这些政治实践，就是为了实现一种规范，为了创造其心中圣贤政治应该有的蓝图。

方孝孺作为一个受儒家正统思想浸染的儒士，无论是在思想、气节，还是对圣贤之道的践行上，都实在是无可挑剔。然而人终究不是圣贤，不可能样样皆通。儒家的治世之道是宏大的、理想化的，在并非只有主观精神的纷杂客观世界中，其有着很难克服的弊端，方孝孺不结合实际情况，一味地按部就班地推行，必然会出现问题，这样决定了他不能成为一名灵活而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当然，方孝孺这样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儒士的纯正，用尽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信仰。

四、余论

一生儒生气，一朝为道死，在生死抉择关头，方孝孺忠于信念，令人叹服。他将儒学圣贤之道刻入骨髓，将儒家精神、气节融入骨血，他的每一个抉择与举动，都是一个传统儒生对信仰的践行。然而，正是由于方孝孺被儒家道统洗礼的太过纯正，也使得他过于理想化，太过刚直与执拗，将对圣贤之道的信仰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使人生顯得有些独特。被后世诟病最多的无非是方孝孺被“诛十族”的事件。虽然有学者对“诛十族”的真实性有所怀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历史传说，并非历史事实。” 17但方孝孺被杀是牵连无辜的生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在信仰与生死的较量中，忠于信仰本毋庸置喙，但一人殉道即可，牵连无辜性命却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同是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在《寄惠州弟》一诗中写道“葬骨知无地，论心更有谁？亲丧君自杀，犹子是吾儿。”表明自己为心中道义而死，死而无悔，却劝说弟弟保全自己，尽孝父母。这显然比方孝孺多了一些对生命的敬畏，显得更有人情味。

方孝孺之死像是一个符号，刻在历史的画卷上，它代表了一种现象，一种传统文人的价值追求。它反映了文人与政客的斗争，也蕴含着文化与政治的较量，方孝孺在斗争和较量中败下阵来，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两种力量不均衡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方孝孺的这一失败，赢得了士人的感叹，却也影响着更多的人屈从于当权者的重压，成为了见风使舵、奉“识时务者为俊杰”为至理名言的投机派，明朝后期士风浮躁，国祚渐衰便是明证。若“士可杀不可辱”的气魄所剩无几，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逐渐淡化，那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将该何处去寻？生命与信仰之间的抉择，始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 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23页。

② 郭万金：《“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方孝孺之死的文化阐释》，《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

③ 赵映林：《方孝孺精神与时代转折的历史拐点》，《文史博览（理论）》2009年第11期。

④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1页。

⑤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2页。

⑥ [清]张廷玉：《明史》卷141《方孝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19页。

⑦ 蔡东藩：《明史演义》第二十六回尾注，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⑧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1页。

⑨ [明]方孝孺，徐光大校点：《逊志斋集》卷11《答俞敬德二首》，宁波：宁波出版社，第395页。

⑩ [清]张廷玉：《明史》卷141《方孝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19页。

11 [明]宋濂：《送希直归宁海五十四韵》，《逊志斋集》附录，第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