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琪

【摘 要】熙丰改制作为北宋中期的著名事件，对北宋后期的政局演变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人多能从利弊两方面，站在客观角度分析，但从明人视角来看，对熙丰改制主要存在赞同和抨击两种观点。“为祸”论作为明代士人的主流评价之一，不仅是对原有历史论调的继承，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从明人视角看熙丰改制“为祸”论，可以更好的了解明代当时的政治环境状况。

【关键词】熙丰改制；熙宁变法；元丰改制；“为祸”论

熙丰改制作为北宋中期的一场政治改革，对北宋后期的发展以及宋及宋以后的官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从明人的角度看来，包括北宋熙丰改制实为“祸”，是导致北宋国内混乱，国力衰退的重要一环，甚至是北宋灭亡的不幸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术界对元丰改制研究的相关成果颇为丰硕，有的从某个方面切入，考察元丰改制对某个部门机构的影响，如刘后滨的《正名”与“正实”———从元丰改制看宋人的三省制理念》，从宋代三省制度的角度对元丰改制进行剖析；有的将改制置于历史整体中进行研究，如葛桂莲的《论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详细的说明了元丰改制在官制改革方面对后世管制体制的重大作用。都从超脱皇权社会的视角，用较为理性、客观、现代的思维，结合北宋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元丰改制的出发点、内容进行分析，并对其利弊进行评价。也有许多评价熙宁变法的著作，如李华瑞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系统的阐述了宋至今世人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其中对明清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状况也做了阐释；在此基础上，东北师范大学王少博的硕士论文《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变化》将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褒贬看法的变化及原因作了较详细的梳理，并认为后期以褒扬为主。但以上研究多只研究元丰改制或熙宁变法，未明确的将其放到一起看待。本文拟从明人的视角出发，对明人眼中熙丰改制“为祸论”的印象及形成原因进行再探索，因相关史料及前人着墨较少，未尽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明代的熙豐改制“为祸”论

熙宁变法与元丰改制虽然内容和侧重点不同，但同为在宋神宗时期发生的政治性改革，都有宋神宗的支持，元丰机构改制的推行与熙宁变法密切相关，都是宋神宗改制决心的体现。明代相关著作中，提及熙宁变法、元丰改制等相关事件，很多都以“祸”、“弊政”等负面词语形容，认为北宋后期的衰颓之势多由此一系列变法改革所致。“为祸论”确实是明代士人对熙丰改制的主流评价之一。

（一）熙宁变法之“祸”--元丰改制的前奏

北宋仁宗年间，国家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已不容忽视。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冗”问题使国家财政亏空严重。面对财政危机，政府不得不对民间加征赋税，给人民造成严重的生活负担，社会危机也逐渐加剧。同时，辽和西夏对宋朝虎视眈眈，外敌的不断侵扰对宋朝时不容忽视的外部威胁。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家的改制迫在眉睫。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面对如此局面，宋神宗决心通过改革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为此，他启用主张改革的王安石共同完成这项事业。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他认为，北宋之所以如此困顿，国库如此空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生产不足。官僚地主兼并了大量土地，农民占有土地仅占国家土地总量的一小部分，但却将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导致生产力不足。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一直到熙宁七年（1074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陆续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不断推行新法。富国方面，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强兵方面，颁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在取士方面，改革科举制度，正对太学，为变法创造舆论，选拔人才。但是新法的施行，伴随着改革派和反对派的激烈辩论及斗争，进行的并不顺利。除此之外，熙宁七年还发生了天灾。如此种种，使得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变法已经得不到太多支持。熙宁九年（公元1076）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神宗趋势胡，元祐更化全面废除新法，熙宁变法彻底失败。

明代知识分子对熙宁变法的评价大多持否定态度，如“王安石变法，名为聚財而实则割肉以充腹”、“王安石变法，其祸至于基宋之乱，”可见明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不足，并将其视为“祸”。由镇守太监陈道监修，黄仲昭编纂，始修于明成化乙巳（1485年），成于弘治己酉的《八闽通志》中有载： “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浸兆裔夷之侮。”可见作者认为熙宁变法与元丰改制关联紧密，危害甚广，甚至被视为元丰改制之弊政的源头，而王安石变法是王安石为私利己欲发动的，对时政大为有害。这种观点在明代相关资料的记载中较为常见。

（二）元丰改制之“祸”--熙宁变法之后调

宋初以来的职官制度十分混乱，存在诸多问题。太祖立国之后，建立新朝官制，但同时继承了一部分旧官制，许多旧朝官职依然保留，导致官职复杂，十分混乱。机构重叠，名实混淆，既无专职，又无定员，出现了许多只有名头而实际无事的冗闲机构和官员。北宋的冗官问题不仅是财政亏空的原因之一，还降低了北宋官僚机构的执行力和效率。

元丰三年至元丰五年，宋神宗主持陆续展开了一场职官制度改革，史称“元丰改制”。主要内容包括：一、校勘《唐六典》，恢复唐朝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职，相关平行机构则或罢或废。这一措施裁减了一部分冗官和重叠机构，但实行三省分权制，行政效率很低，“文字繁冗，行遣匣回，近者数月，远者跨年，未能决绝”；二、制定新的寄禄官阶，颁布《寄禄格》、《官制格目》，使官称与职守合一。杂取唐及宋初旧制，将官阶定为二十四阶，取代原寄禄官中书令、侍中等。以阶易官，确定官员傣禄及升降品级标准，成新寄禄官。原寄禄官则要求官称与实际职务相符，成职事官。这一措施纠正了唐末以来官职名实分离的混杂状态。元丰三年八月，神宗下诏推行新官制，旧官制中只有空名的官制，一律撤消。省、寺、台、监等官，依照唐朝旧制，各还其职；三、制定新官品位、任期、章服以及补荫之制，减省官衔。罢文、武官散阶，以及实际不起作用的加官。

但是，元丰改制存在许多弊端，冗官冗费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且在改制期间，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越发激烈。元丰改制期间，虽然王安石已经罢相，但熙宁变法时的新法的绝大部分，在调整之后还继续执行，并没有废除。熙宁变法与元丰改制前后相因，且都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中失败，因此明人视之为因果关系。熙宁变法明人视之为祸，在其后由宋神宗主持的元丰改制则被视为熙宁变法的后续，认为“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称改革派为“熙丰邪臣”。

二、明人的熙丰改制“为祸”论的原因分析

（一）皇权社会背景下对“祖宗之法”的看重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中，历代后世帝王，一般都对其开国祖宗秉持追思、敬奉的心态。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封建政体下，祖宗之法对天家及国家整体来说更是意义非凡。開国祖宗制定家法族规，在国家范围内准行，以家法补充国法。后世帝王由于对开国先祖的敬奉及崇慕之心，多将祖宗之法看做先祖意志，谨慎更改。邓小南先生主张：“两宋时期，对于“祖宗之法”的重视与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宋代政治史中诸多纽结正在于此。”北宋的政治体制内部结构不断僵化，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丰改制等诸多变法均以失败告终，一项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维护祖宗家法而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宋神宗曾说：“大凡前世法度可行者，宜谨守之。今不问利害如何，一一变更，岂近理耶？”可见改革过程中皇帝既欲维护统治阶层利益，保留祖宗之法，又想通过改革革除弊政的矛盾心理，从而使得改革手段不彻底，影响改革成效。

明朝作为打败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汉人王朝，各项制度均效仿唐宋，重视汉王朝政权的正统地位。对于北宋时期极为看重的“祖宗之法不可废”也非常推崇。且明太祖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作为开国之君，极受明人推崇，其“祖宗之法”在后人眼中地位颇高。明人亦对“祖宗之法”如此看重，将熙丰新法看做“祸”，也不足为奇。

（二）熙丰改革不彻底造成的种种弊端

熙丰变法的种种弊端确实存在，使得明人加深了为“祸”的认知。熙宁变法时期实行的各项新法的实施收到一些成效，确实使得政府财政收入显著增长。富国强兵的相关措施效果也十分显著，北宋国库空虚，冗费负担严重的局面有很大改善。但是，变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和弊端。首先，王安石的初衷是“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矣”，希望国富民亦足。但在实施效果上看，国富取得一定成效，但人民生活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同时，新法措施也过于激进，而弊端并没有相应的解决措施。“王安石变法妨民”确为熙宁变法的弊端，引起了人民不满，变法失去了群众基础，转而为“祸”。

同熙宁变法一样，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元丰改制有许多弊端。“元丰改、制计相职分天下之民，困于取之无度而公帑日窘，虽欲会其岁之登，耗審其储之盈，缩稽其民之虚，实以衡出入不可得也。”元丰改制的重点在调整和改革职官制度，清晰划分统治集团内部各机构的职能，裁撤有名无实的机构，故对于北宋社会政治的改善，基本上没有起多大作用。反而又在某方面给宋代官制，甚至后世官制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弊端。首先，元丰改制，废除了重叠的宰相机构。但机械地、教条地按照《唐六典》，恢复已经不合时宜的宰相三省制度。三省制表面上三权分立，实质上互相干涉，甚至互相阻挠，严重影响诏令发布速度和中枢机构的执行效率。其二，改制虽省并了一些机构，由于处理不当，又增加了新的冗员。元丰改制并没有使北宋的冗官、冗费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改制以后，冗官现象依然如故，甚至在神宗以后继续发展。南宋时期，还出现闲官数倍于在任官的现象。一直到宋王朝覆灭，冗官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其三，财政管理机构经过改革，有所清减，但是过于分权，户部财政权利严重削弱，部门执行力度下降，且改制后依旧存在机构重复设置的缺点。其四，元丰改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冗官问题，减省了部分财政支出，但这一成效毕竟是相对的、有限的。因为从改制的范围来看，它只局限在中央机构之内，并未涉及地方官制。从改制的效果看，它也未能解决将使职差遣及重叠机构彻底废除；又由于宋代的官傣是依据寄禄官阶而定，元丰改制对此并无改变。此外，神宗虽然对于恩荫和任子的数量稍作抑制，但也未作彻底的改革。改制本身的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到解决冗官冗费积弊的成效。

除此之外，熙宁变法与元丰改制都加剧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党争，为党锢之祸提供了政治环境。变法推行之初，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党派之争，改革逐渐变质，变为两党派相互倾扎的工具，使改革加剧了朝廷内部动荡。因此，作为皇权社会中的人，明代知识分子多对熙丰改革多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对改革派，多以“熙丰邪臣”等负面词汇描述。

（三）官修正史对熙丰改制的负面论调

熙丰改制时期宋朝国土受外敌觊觎的大背景，与明代建国之初北方受蒙古军队威胁的情况很相似，因此更受明代士人关注。明代士人在研究过程中，宋代传下来的史书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史料，想要研究熙丰改制，必须研读。因此，前人所做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就有着先入为主的影响。官方史书与文史大家的著作影响尤甚。宋代大儒多是改革反对派，在自己的著作、歪曲的《宋实录》以及以《宋实录》为底本的《宋史》中，都以对王安石进行消极批判为主，明代士人必然会受到影响。

明代知识分子必然饱读诗书，尤其是如果想入朝为官，必对史书所讲了如指掌。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南宋以后，熙宁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作为被看做熙宁变法的后调的元丰改制的评论也多为负面。在读相关史书时，明人很容易受其影响，承袭这个观点。

（四）受明代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明人对其评价带有政治色彩

明人的熙丰改制“为祸”论为主流，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其一，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威望极高，他所规定的各项制度被后人尊为“祖宗之法”，轻易不可改动。其二，明初开始大兴文字狱，对时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监控比较严密，明太祖时期设置锦衣卫，成祖时期又设立东厂，大兴诏狱，对时人形成了严密的监控网，稍有错漏，便会招来杀身之祸，以致人人自危，侧目而视。学问上多墨守成规，苦学八股，不敢有创建之言。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不敢随意评价历史，尤其是像熙丰改制等容易牵涉评价国体的事件，只能对原有的历史评价原封不动继承。其三，熙丰改制“为祸”论也成为明朝保守派反对改革的武器。万历年间张居正根据弊政进行改革，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反对张居正改革，保守派利用熙丰改制后的“妨民”，党锢等弊端对改革进行攻诘，如“熙宁元丰诸家为不足法矣”。尤其在张居正去世后，作为反改革的强有力武器，受到推崇，为保守派废除张居正改革的各项措施起到很大作用。不止如此，直至崇祯朝，保守派大臣一直借助“祖宗之法不可废”与变法“为祸”论，反对进行改革。种种政治环境的限制与政治派别进行斗争的需求，使得熙丰改制“为祸”论必然成为主流。

三、结语

明代对北宋熙丰改制的评价，以“为祸”论为主流，不仅是对史书上原有的观点的承袭，更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为有心者所利用，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武器。熙丰改制在今人看来有许多可取之处，不仅在实行之初取得了一定效果，且很多措施都讲求长远效益，只遗憾当时未能长期执行。但明代是皇权社会，且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在如此大背景下，知识分子多来自或想成为统治阶层，自然从统治者利益出发进行论断。同时，由于政治需要，熙丰改制“为祸”论也成为有力的政治武器，为反改革派所利用。由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不全面，论述难免有缺漏和偏颇。但毋庸置疑的是，明代对熙丰改制“为祸”的看法，不仅是对原有历史论调的简单继承，更是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息息相关。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不仅要以后人的客观、理性眼光进行分析，还应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感受和发现，二者结合，才能更全面的认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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