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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2019-08-16白云鹏

智富时代 2019年7期
关键词:研究综述

白云鹏

【摘 要】管理层权力理论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视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本文在回顾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股东监督缺位、董事会治理薄弱、外部监管不健全的治理现状,并对国内外管理层权力的实证文献进行整理,最后提出了管理层权力的治理举措,指出了现有的研究不足和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为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管理层权力;委托代理理论;计量方法;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代理问题,始终是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最优契约理论认为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最为直接的方式。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下,董事会是企业决策的核心,对股东与管理者签订的契约协定进行有效监督,一方面为管理者提供合理的激励,另一方面对管理者自利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但契约有效性取决于管理层与董事会的讨价还价,权力的博弈决定着薪酬契约的合理性。由于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固有限制,最优薪酬契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由此衍生出管理层权力理论。该理论认为管理层会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弱化董事会的监督效应,使代理问题内生于薪酬契约。可以说,管理层权力理论是对代理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的重要补充,能够更好的解释代理问题的本质,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管理层权力理论基础

(一)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最基本的理论,最早由Jensen和Meckling提出,并经后来的学者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发展初期,企业主要采取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两种形式。在此制度背景下,所有者既是代表企业利益的股东,又是直接参与经营的管理者,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企业利润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但是工业革命产生的劳动分工使得公司制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主流。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分离使管理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偏离为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委托代理问题由此产生。原因在于代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该假说提出了利己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的本性是自利的,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股东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打工者的管理层则以薪酬和声誉最优为目标,二者目标的背离容易引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者掌握更多的经营管理信息,会利用信息的优势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这主要由于所有者知识、能力和精力的限制使其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类问题。逆向选择指委托人无法对代理人的选择进行预测,管理者会歪曲信息来进行薪酬契约的设计。道德风险指管理者追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和闲暇时间等机会主义行为所引起的风险。信息不对称会使管理层增大权力寻租空间,获取个人的私有收益,进而损害了股东的价值。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委托代理关系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不同学者分别提出了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着重研究高管激励计划对管理层和股东利益的趋同效应,强调契约协议能够有效解决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理论则认为董事会治理薄弱使管理层在权力博弈占优,管理层权力失去监督与制衡,会利用权力寻租来实现自身的利益,高管薪酬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

三、管理层权力理论现状

(一)股东监督缺位

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管理层可以使用权力获取超额薪酬,攫取权力租金。但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一旦被外部股东感知,便会收到严厉的惩罚。管理层可能对财务报表和企业业绩进行美化,来避免股东的愤怒成本。因此,股东监督是抑制管理层权力的重要平衡力量,主要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来行使权力。但由于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公司大股东的缺位和中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使股东的监管往往处于“缺位”状态,难以抑制“内部人控制”现象,致使管理层权力的膨胀。

(二)董事会治理薄弱

董事会是企业运营的核心,代表股东进行重大问题的决策,但现实中存在许多因素使董事会与股东利益不一致,进而使董事会无法对管理层施加影响。首先,董事为了争取连任,获得高额薪酬、在职消费以及更多的利益输送,会与管理层建立亲密的联系;其次,董事缺乏充足的知识、技能、时间等去监督管理层,这些限制使他们更加依赖管理层的工作;最后,董事考虑到冲突避免、团队精神等心理因素,倾向与管理层建立良好的个人以及工作关系。另外,董事与管理者兼任使董事会缺乏独立性,运行效率低下,最终造成董事会治理薄弱。

(三)外部监管不健全

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制约董事会和管理層对股东权益的偏离,保证薪酬契约的实现。

目前,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缺乏相应的激励与惩罚制度,从而不能实现经理人市场的充分竞争。此外,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能对管理层薪酬制定进行有效约束。近年来,政府出台许多政策加大监督力度,完善外部市场机制,但仍缺少具体可行的规定,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仅承担较低的法律成本。因此,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约束管理层权力的滥用,为管理层侵占股东利益提供了机会。

四、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

(一)管理层权力的衡量

Fimkelstein(1992)将管理层权力划分为结构性权力、专家权力、所有权权力和声望权力。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1)选取股权分散度、CEO任期、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来度量管理层权力强度。徐细雄和刘星(2013)寻找两职兼任、内部董事、控股股东指派、股权分散程度、CEO任职、内部晋升、CEO学历、CEO兼职8个变量的线性组合描述的综合权力强度。杨德明和赵璨(2014)采用两职合一、CEO任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反映管理层权力。谢佩宏和汪春霞(2017)选取两职兼任、管理层任职、股权分散程度、管理层持股来衡量管理层权力。

(二)国外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

管理层权力理论发源于国外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Bebchuk等(2002)认为管理层权力不断增大,使董事会失去独立性,从而使管理层操控薪酬契约。Jensen和Meckling(1996)指出管理层持股越少,就越会通过增加其非货币福利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Watts和Zimmerman(1978)认为由于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挂钩,高管有动机采取使其薪酬最大化的盈余管理行为。Caecello(2004)发现在两权分离背景下,管理者会利用自身的权力和信息优势获得更多的自身利益,进而削弱了会计信息透明度。企业的Pathan(2009)认为CEO权力越大,越会厌恶风险,更不倾向于进行冒险性策略。Hadlock(2009)提出管理层持有企业的股份越多,权力越大,从而会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起到促进作用。

(三)国内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

管理层权力是国内学界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文献中,涵盖薪酬契约、在职消费、盈余管理、信息质量、风险控制、投资效率等多个角度。李豫湘和廖秋宇(2015)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有利于高管薪酬,不利于普通职工薪酬;管理层权力会正向促进职工与高管的薪酬差距,影响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度。张铁铸和沙曼(2014)认为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长,管理层更能凭借权力增加在职消费的行为。孔晨和陈艳(2019)发现管理层权力强度越大,上市公司盈余预测偏离程度越大,相应预测质量就越低;产权性质强化了管理层权力强度对于盈余预测质量的负面影响。刘妍(201)认为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显著负相关;债权人约束能通过对管理层权力的有效约束进而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宋建波等(2018)指出管理层权力越大,风险规避的倾向越明显,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王化中和薛颖(2018)认为高管权力集中度会促进非效率投资行为,分析师跟踪对高管权力引起的投资过度有很好的抑制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对最优契约理论的质疑,管理层权力理论逐渐被许多学者所接受。该理论认为管理层可能利用权力使薪酬激励成为蚕食股东利益的手段和高管自肥的工具,从而对企业行为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目前,如何对管理层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是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首先,完善内部治理,重构公司治理权力体系。要充分发挥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制衡作用,提高中小股东的话语权;强化独立董事监督职能,提高董事会独立性;促进监事会有效治理,避免形同虚设现象,拒绝管理层的自利薪酬安排。其次,加强市场监管,发挥外源监督效应。建立与完善经理人市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导媒体发挥监督效用,为投资者愤怒提供渠道;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聘请第三方审计,提高审计的积极效应,进而抑制管理层权力滥用。

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文献,管理层权力理论已经发展成熟,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局限。本文认为未来管理层权力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要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思路,进行动态、系统、全面的研究。其次,要考虑企业内外情景因素,进行权变的分析与推理。最后,要纳入企业家精神等心理和文化因素,实现与组织行为学的交叉学科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妍.债权人约束、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透明度[J]. 财会通讯,2017,(33): 28-33.

[2]李豫湘,廖秋宇.管理层权力、公司绩效和薪酬差距[J].财会通讯,2015,(21): 57-60.

[3]孔晨,陳艳.管理层权力、公司治理与盈余预测质量关系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2019,(01): 128-134.

[4]宋建波,文雯,王德宏,申伟.管理层权力、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风险承担[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06): 96-112.

[5]徐细雄,刘星.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J].管理世界,2013,(03): 119-132.

[6]谢佩宏,汪春霞.管理层权力、企业生命周期与投资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7,(01):57-66.

[7]杨德明,赵璨.国有企业高管为什么会滋生隐性腐败?[J].经济管理,2014,(10): 64-74.

[8]张铁铸,沙曼.管理层能力、权力与在职消费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4,(05): 63-72.

[9]王化中,薛颖.分析师跟踪、高管权力与非效率投资[J]. 会计之友,2018,(06): 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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