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

《抗美援朝诗选》从旧书摊捡回《抗美援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1953年12月编印）。据前言说，三十多个月的战争中，中国诗人写了一千多首有关抗美援朝的诗。这本书选辑其中50首，作者有郭沫若、艾青、萧三、袁水拍、叶圣陶、李瑛、胡昭、田汉、田间、柯原、李季、牛汉、王希坚、严辰等，为一个血与火的时代留下诗的记录。此书扉页上有两枚印章，“清华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图书馆”，“北京市第一一一中学图书室专用章”，看来是本图书馆淘汰下来的书。按：抗美援朝战争引起许多文艺名作，歌曲有“一条大河波浪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散文有《谁是最可爱的人》，小说有《东方》，还有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京剧《奇袭白虎团》等，广为流传的诗歌好像不多。

《中国战士歌谣资料》上下册 “中国战士歌谣选”编辑组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国庆献礼丛书办公室1959年6月印。全书按历史顺序编为六个部分：工农红军时期歌谣（476首），抗日战争时期歌谣（275首），解放战争时期歌谣（350首），志愿军歌谣（176首），建国十年来歌谣（223首），大跃进歌谣（421首），共收歌谣1924首，26684行。如此大规模的战士歌谣，第一次见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国庆献礼丛书办公室1959年还编印有《中国歌谣资料》（三卷本）。

解放军政治工作丛书 1965—196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一套“解放军政治工作丛书”，计有10本：《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连队政治工作经验》，《连队管理教育工作》，《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郭兴福教学方法》，《一帮一 一对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尖兵》，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做法。我在旧书摊上遇见几本，随手买回，没有刻意凑齐。上网一看，网上很便宜就能买齐这套书。1958年6月5日，毛泽东说：军队中“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人民军队的好做法好传统好精神值得珍惜与传承，某些不那么好的做法更值得反思总结。

孔子“烧书”老读《论语》，读十几遍总是有的。不懂—稍懂—佩服—质疑。比如说，老先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三百篇的丰富内容，被他用“思无邪”三字“一言以蔽之”，倒是提纲携领，简明扼要。问题是，他的“蔽”，也是一种遮蔽，他用三个字屏蔽了“诗三百”中的繁复意向和思想，让人们看不到《诗》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诗中的异见、邪见、反叛、反动，都被所谓“思无邪”遮盖了。不仅如此，他面对三千首诗，用自己的标准选了三百首，成功地遮蔽、屏蔽了二千六百八十多首。那两千多首诗因此而失传，相当于把那么多的诗烧了，所以郑板桥说孔子删《诗》，也是“烧书”。

图书“十五厄”图书的厄运称“书厄”。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提出图书“五厄”：一为秦始皇之焚书，二为西汉末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南朝梁末魏师入郢，梁元帝下令焚书14万卷。明胡应麟又補充“五厄”：隋末混战为一，安史之乱为二，黄巢入长安为三，靖康之变为四，南宋末伯颜军入临安为五，总结为“十厄”。近人祝文白又续上“五厄”：一为李自成陷北京，二为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编修《四库全书》），四为咸丰朝之英法联军，五为中华民国时代的八年抗日战争。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次战乱，都是图书的厄运。红卫兵运动，是图书又一厄。

“西纠”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中最出风头的红卫兵组织，除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简称西纠）。“西纠”散发传单，发出通令，指点江山，指挥造反，趾高气扬，影响全国。《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32开本，42页），“西纠”1966年9月编印，收入“西纠”成立宣言、六项守则、六大任务、十号通令，是“西纠”造反文献的结集。“西纠”通令，气势逼人，杀气腾腾，布满暴力语言。此书稀见。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中下册，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1版1印，收入文章176篇，反映了中国农民进入农业合作社的宏大叙事——一个曾经被认为是桃花源般的美好社会。这部书由毛泽东亲自选编，他组稿，他通读，他修改全部书稿，他先后两次写序，他一口气写了104条按语——按语短者几十字，长者两三千字。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新中国乡村的革命性巨变，何其关注，何其兴奋，何其激动。他说，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套书同时还出版过一册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历史的无常是：“合作社”之后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之后又回到“合作社”前的相似状态。上天的鸡毛又落到地上，果真是一地鸡毛。人去楼空，革命激情革命故事俱往矣。需要思考的是，在历史的磨道里走这一圈的意义与启示是什么？

徐中远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版。徐作为毛泽东图书服务管理人员，从1966年开始管理毛泽东的图书，负责为毛泽东管理、寻找、购买、提供图书，对毛泽东的阅读十分熟悉，由他说毛泽东晚年读书，再合适不过了。他以第一手史料，生动详实地披露大量毛泽东的阅读信息，读来很是受益。徐中远还有一本《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与之配套。谈毛泽东读书的书，印象深的还有：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朱永嘉口述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陈晋的《毛泽东阅读史》，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等。

《女神一号》一个美女网上高叫：“冯唐，我要找你看妇科。”冯唐他妈唠叨说：“别成天写黄书了，不就是那点破事儿吗？得罪人间，或者泄露天机，都不好，不祥。”冯唐在妈妈的忠告声中写成《女神一号》。我在高铁上读《女神一号》，旁边人告诉我说，这本书原叫《素女经》，2014年香港出版，内地出版时改名《女神一号》，删了几万字。记得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也有两个版本，一本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的，一本是北京三联出的，三联版比香港版少了二万来字。

《我的奋斗》北京“蜜蜂书店”陈列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1939年羊皮版。《我的奋斗》1925年7月出版。到1945年，《我的奋斗》在德国出版发行量达980万册。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多国发行。二战后，被列为德国第一禁书，亦有人说它是“20世纪最危险的书”。历史学家诺曼统计过，《我的奋斗》中，每一个字使125人丧生，每一页使4700人丧生。这样的书太可怕了。曾见过汉语的《我的奋斗》，是个盗版本。

并蒂莲一池荷花，全都开出并蒂莲，开成了童话世界。遇见这千载难逢之景象，是在《宁陕厅志》：“乾隆四十九年，厅南斜峪河王姓池内荷花皆并蒂。”前天，看人家桌上有本《宁陕厅志》（林一铭1829年纂修，三秦出版社2013年6月版），见书手痒，随手一翻，这页上记截着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满池塘都盛开并蒂莲的仙景。手机百度：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龙年。这一年《四库全书》四套书完成;这一年中美两国第一次直接贸易。合上书与手机，众生在谈论史诗般的中美贸易战，我好像依然站在斜峪河王姓池塘边。题《并蒂莲》曰：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一棵树与一棵树之间，一朵花与一朵花之间，哪怕只有一厘米的距离，哪怕等上一千年，它们也不可能变成一个人、一棵树、一朵花。偏偏有一朵荷，偏偏还有一朵荷，经过千万年等待，千万年机缘，千万年修练……在一个夏天隔山隔水遇见了。它们一见如故，两情相悦，相互爱慕，相互追逐。终于，它们俩个拥抱在一起。风把它俩拉不开，雨把它俩拉不开，天把它俩拉不开，地把它俩拉不开。它俩紧紧抱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这样，抱成一个身子一个心思，凌波微步，于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一个亭亭玉立的花茎上，开放出两张喜悦的笑脸。从此，天地之间的万丈红尘中，并头莲，为万物展示着不一不二的美丽……

“革命”的《算术》教科书从地摊捡到一本甘肃省五年制小学试用课本《算术》（四年级第二学期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甘肃人民出版社1969年1月版。這个教材有意思。不信，看二道算术题：1，红卫兵日夜思念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初期，决心以“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从兰州步行串连到北京。平均每天走38.2公里，走了48天，离北京还有29.4公里，革命小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连夜赶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红卫兵小将从兰州到北京一共长征多少公里？2，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最大的幸福。1966年7月16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乘风破浪，畅游长江。历时1小时零5分钟，游程15000米。平均每分钟游多少米？（得数保留两位小数）

《速求共眠》水准在一群人鬼之上，毕竟是谈阎变色之“王”字辈的作品。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速求共眠》，是他的“换口气”之作，我一口气读完。阎连科依然把“阎连科”作为小说的一个角色，并且挖了个深坑，把“阎连科”填了进去，把顾长卫、蒋方舟等名人也拉了进来填坑……嘲弄“阎连科”们嘲弄得痛快淋漓。这个仍具阎连科风格的小说，同步书写当下，愤怒出离，镜射现实，“缓气和换气”都不错。后记名曰《走向谢幕的写作》，寓无奈、恐慌、批判与悲愤于其中。谢幕跟开幕，谁说得清呢，天地不仁，然而然而……而已而已。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今晚看新月，忽然想起丰子恺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画，他画了不止一回，充满诗意禅意，把我们带入一个清凉境界。美中不足的是，画中有个常识性的失误……你看出来了吗？丰先生本来是要画新月的，却画了一弯残月。

《四十二章经》“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这是习近平2014年9月18日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时的一段话。公元67年，白马驮经到洛阳，汉明帝专门在洛阳建白马寺，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此译出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从此走向中土，融入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