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

二百多年前，第一批华人来到美国，在新大陆奋斗打拼。一百五十年前的五月，首条横贯美国的铁路举办竣工仪式，数万华工却被拒之门外。黑云压城城欲摧，《排华法案》百般打压华人。

“我们不是沉默的道钉！”饱受种种歧视、挫折和磨难，美国华人拒绝忍气吞声，他们聘请律师，决心依法维权。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的华人，他们的双语教学梦能实现吗？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会如何下判？

法案排华

公元1785年，首批华人来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显示：“那一年，三名中国海员乘‘帕拉斯号帆船，抵达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这是华人首次入境美国的记录。

根据美国移民委员会对华人的正式记载：1820年加州“黄金大发现”后，第一代华人进入美国淘金。这一批华工，积极参与美国建国初期的开发和建设工作，贡献卓著。1850年，中国南方动荡不堪，大批广东移民来到美国，全美华人人数突破2万人。

1864年，美国建国以来最宏大的工程太平洋铁路因缺少劳工陷入停滞，一万多中国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他们都有一个金山梦，他们也注定要在太平洋彼岸写下辉煌的一页。

1868年，为了吸引大量华工参与修建美国第一条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美国特使蒲安臣与清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首次允许两国公民可以自由流动。这一举措破天荒取消了200多年来清朝廷限制国人出国的规定，华人得以合法来到美国。

在修建太平洋铁路的过程中，数千名华工魂断他乡。穿越美国东西部的漫长铁路线，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

加州最高法院法官菲尔特赞美：“加利福尼亚的繁荣兴旺，实该归功于来到此地的中国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若没有他们，我们的港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船只，我们的土地上就不会有那些四通八达、穿山越岭的铁路，我们大概会因为没有他们而落后许多年。”

1869年5月10日，东西两段铁路在犹他州胜利会师，到场庆祝的铁路巨头欢欣鼓舞，打上最后一颗“黄金道钉”。通车后无穷无尽的财富滚滚而来，他们唯独忘记邀请世纪工程的最大功臣——华工。在著名的庆祝工程完工的照片里，找不到一个华人的身影。

铁路兴建完成，“沉默的道钉”——华工的命运每况愈下。原来19世纪中叶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失业大军与日俱增。以爱尔兰移民为代表的白人民粹主义勃兴，诬指刻苦耐劳的华人抢走饭碗。一时间，排华浪潮席卷全美。

排华论者大放厥词，诋毁中国人道德敗坏，又嫖又赌又吸鸦片，不愿采用美国的生活方式，对美国毫无益处。又谩骂中国人繁殖率高、工资低、生活苦，一有机会自然涌入美国，其趋势会使美国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使美国蒙古化。美国历史学之父班克罗夫斯特露骨表示：“我们需要亚洲人从事低等工作，工作完毕便要他们回去，直到再需要他们为止。”

白人暴徒抢劫、纵火、私刑迫害华人，种种恶行，无日无之。1856年12月8日，旧金山《沙斯塔共和报》报道：“在过去五年中，华人被杀者，不下数百人，伤害华人的事件几乎每日都发生。”加州政府更是针对华人，频频开征歧视性的人头税、海关税、道路税、医院税、警察税，甚至提篮税，损招不一而足。

移民为立国之基的美国，1882年国会悍然通过《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案》，总统签署生效。这部俗称《排华法案》的法律，规定华人不得归化为美国人;在美华人，被迫随时随地携带身份证件，为各国移民仅见;十年内完全禁止华工入境，此后有效期限一再延长。除了留学和经商等极少数例外，华人不得进入美国;且华人一旦离开美国，不得再次入境。

189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不是出生在美国的华人，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美国的公民，法律中也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权利。”金光闪闪的美利坚大门，从此重重向华人关上。

以种族大熔炉自诩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排斥一个民族分享美国梦。试问：政治替罪羊的华人，犯下何种滔天大罪？偌大一个美国，为何偏偏容不下华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从1882年到1943年，美国先后制定了排斥中国移民的法令达15部之多，并且条款越来越严。

1896年李鸿章访美，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痛斥：“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如果我们清国也拒绝美国商品，取消你们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作何感想？” 他反问美国记者：“你们为美国人的民主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李大人一语道破天机：“华人比爱尔兰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双语教学案开打

20世纪初第二代华人登上美国历史舞台。他们遭受白人主流社会的歧视，在学校、职场和择偶等方方面面受到排斥。

在华人聚居的加州，华人学生无法和白人一起上学。白人家长视华人学生如蛇蝎，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学者夏洛特·布鲁克观察：“在1920年代中期，家住北海滩附近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家长愤怒地要求市政府建立一所‘东方中学，以确保当地初中的种族一致性。经过教育委员会一年的斗争与协商后，华人学生赢得了进入旧金山中学的权利。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市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在中国城专门建立一所隔离的初中。”

“许多华人少年儿童在公共休闲中心、剧院和俱乐部都面临隔离的待遇。华人男孩和女孩的篮球队、田径队、乒乓球队、排球队和足球队都受到隔离。华人儿童通常只被允许使用部分娱乐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完全否定了华人在白人的场地从事体育活动的权利。”《唐人街的孩子》一书记载。

二战期间中美结为盟国，浴血奋战。1943年美国国会废除《排华法案》。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历史掀开新的一页。1965年《移民法》出台，废除执行五十余年的种族配额制，来自港台的新华人移民排山倒海而来。

在旧金山，这一华人民权运动最前沿的地方，加州大学任教的王灵智博士亲自见证并参与了华人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艰苦抗争。“1969年我在旧金山成立华人权益组织的时候，旧金山1800个警察中只有一个华人，1700名消防警察中也只有一个华人，报纸、电视台、建筑业等行业一个华人也没有，更不要说其他行业了，华人只能在唐人街里工作。”王灵智发誓要改变这样不平等的局面，让华人获得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平等的机会。

华人学生刘京望 （lau），英语水平有限，听不懂使用英语教授的课程。替穷人打官司的律师斯坦曼挺身而出，他和华人社区青年领袖王灵智联手，状告旧金山联合学区校长尼考尔斯，这就是美国双语教育历史上著名的刘诉尼考尔斯案。

1970年4月25日，13名母語非英语的华裔学生代表1000多名学生，在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对旧金山联合校区提起诉讼。他们控诉，因为未能接受英语方面的特殊指导，旧金山华裔学生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原告请求法院裁决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增设由双语教师教授的特殊英语语言课程，并且通过国会和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颁布法律表明双语教师教学的必要性。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和 1964 年民权法案禁止教育歧视的条款，所有学生有权享受英语语言方面的特殊帮 助 。

家中不说英语的华裔学生声称：因无法理解或不会说班级授课所用的英语语言，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并且校区拒绝给予他们英语方面的特殊指导，这不仅侵犯了他们的受教育权，也侵犯了美国宪法和加利福尼亚州宪法赋予的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最终“使这些孩子成为辍学者以及卷入失业大军”。没有双语教师，任何特殊的英语教学都是徒劳。

“刘案”是华裔学生在多次尝试获得教育机会均等失败之后的奋力一搏，提起诉讼是在其他方法都用尽的情况下，对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在教育方面所遭受的歧视所采取的最后举措。

5月28日法院调查发现，旧金山联合校区有2856名华裔学生需要英语方面的特殊教学，其中1790人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帮助或指导。在获得特别帮助的1066名讲中文的学生中，只有433人获得了全日制的辅导。

调查显示，1966年之前中小学没有正式的特殊语言课程。1969年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成立之前，华裔美国人的语言问题没有受到任何特别关注。旧金山联合校区在 1967-1968 年为建立中文双语教学计划预算拨款 88016 美元，1968-1970 年增加到280469美元。但1969年2月发布的《教育平等质量报告》表明，相关计划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该计划缺乏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老师（旧金山联合校区小学只有14名全职教师，初中只有4名）。

分班时，学校不考虑华裔学生的学业成绩或语言能力而任意安排，从而导致学生的愤怒、沮丧、逃学以及越来越多的辍学和犯罪。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困难是白人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消极态度，他们把语言问题视为教学的额外负担，歧视有语言问题的学生。

加州华人儿童尽管不会说也不理解英语，但一天 6 小时、一周 5 天、一年 36 周里所接受的都是英语语言教学，使用的课本和教学材料也是英语的。多年来，旧金山的华人社区试图解决母语非英语的儿童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问题，但作用微乎其微。学校的管理部门没有兴趣、意愿和能力解决数千非英语母语儿童的教育问题。

斯坦曼律师强调：“1969年，校区承认，当这些讲中文的孩子被安排到根据其年龄划分的年级，在与那些说英语的同龄人竞争时，他们因为不能理解常规的课程而感到沮丧。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不会说英语意味着在学校中表现不佳，中学生几乎不可避免地注定成为辍学者和贫民窟的失业者。”

校区承认这些学生非常需要特殊的指导，但并不认为这是法定权利。“为华裔学生提供与校区内其他孩子一样的教育环境，也就履行了应尽义务。如果资金和人力允许的话，愿意为这些不会讲英语的学生提供更多特殊课程，但这是无偿提供，而不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关系。” 被告律师强调，“新入学移民学生的增加导致了语言问题的产生。既然校区无法控制州的移民政策，因此也就对这一问题不负责任”。

法院虽同情这些学生的遭遇，但认为他们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已得到满足，因为“他们获得了旧金山联合校区在同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为其他数以万计的学生提供的同样的教育”。尽管原告称相同的教科书、教师和班级这些“表面上”的平等并没有为不会说英语的学生提供平等教育，法院仍裁定校区对于这一问题不负法律责任。

原告提起上诉。1973年1月8日，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校区对不会说英语的学生的责任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与校区其他学生一样的设备、教材、教师和环境，而不应该进一步扩大”，“每个学生站在教育起跑线上时，总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带有某种程度的优点和缺点，这些优点和缺点的产生和形成完全不是由学校体系造成的。其中一些可能是可以克服的障碍，就不能被计入校区‘拒绝提供平等教育机会，校区并不需要特别关注”。

上诉法院无情地声称，孩子们所遭遇的问题并不是州颁布的法律的原因，而是他们学习英语失败造成的。判决把错误归咎于孩子，归咎于“他们学习英语失败”，也意味着把父辈们的“过失”迁怒于孩子。

最高法院一锤定音

越挫越勇，华裔学生诉至最高法院。1973年6月12日，最高法院接受上诉状，并举行听证会。

1974年1月21日，最高法院一致决定驳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根据1964年《民权法》裁定：美国的每个校区都会接受联邦教育资金，如果不能为母语非英语的学生提供英语语言指导，就是拒绝了学生有意义地参与教育过程。

“如果只是为学生提供相同的设备、教材、老师和全部课程，并不意味着平等，因为这些不懂英语的学生完全被排除在了任何有意义的教育之外。”正在上学的有英语语言障碍的全美 500 万名学童依法有权享有参与有意义的公共教育的机会。

“基本的英语技能是这些公立学校教学的核心，在一个孩子能够有效地参与教育进程之前，就要求他已经掌握这些基本的技能是对公共教育的嘲弄。”最高法院总结说：“我们知道，这些不能理解英语的学生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课堂教学完全不能理解，也没有任何意义。”

道格拉斯大法官指出：“对于这些不会说英语的中国血统的学生，教他们学习英语，是一种选择。使用汉语进行教学，是另一种选择。或许还有其他的选择。”

最高法院刘案判决，无疑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一样有着深远意义。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摒弃了过去几年在教育和公民权方面执行的相对的司法保守主义不在乎校区的目的和动机，在实现这些儿童的权利方面最高法院不容忍任何托词。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加州乃至全美国不会说英语的少数民族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74年《双语教育法》修订案通过，扩大了联邦参与双语教育的范围，建立了全国数据交流中心，收集、分析以及扩散关于双语教育计划的信息。国会宣布，双语双文化教育是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均等的唯一适当方法。《双语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社会的多元化、多语言性和多文化性，其目标是“培养和加强孩子的自尊，并在两种文化中培养孩子的自豪感”。

1975年1月，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执行刘案裁决，以确保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接受平等教育。成立了九个刘案中心，协助美国各地校区发展双语教育计划。贝尔部长公布了行动纲领——刘案补救办法，它为确定和评估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确定合适的教学措施、讨论英语能力受限学生何时准备好进入主流语言教学班级以及规定少数民族语言教师的专业标准方面提供正确的方法、理论和步骤。通常要求用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最熟练的语言提供TESL课程，直到学生熟练掌握英语。

最高法院刘案的判决，确立了英语能力有限的学生享有特别教学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案成为美国华人史和双语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打赢官司，王灵智代表加州大学9个分校与全美大学学会谈判，要求他们把汉语、日语和韩语列入大学标准语言测试的外语成绩。王灵智博士亲自主持了全美大学学会的第一次标准汉语测试的命题工作，还帮助其建立了题库。

判决出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日报》纷纷作出深度报道。华人的不懈抗争，一举改写了美国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