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咏梅 孙如毓

纵观世界文明史，文明总是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如世界四大古文明均发祥于大河两岸，其中就有在长江黄河流域诞生的五千年煌煌灿烂、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时至今日，江河流域仍具有影响人类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地理和经济因素。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点建设的经济带，覆盖地域广阔，涉及人口众多，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第一，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总结长江经济带财税政策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为我国其他成规模的经济带发展中的整体化开发问题和常态化治理问题提供宝贵的管治经验和启示；第二，在我国积极推进“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一带一路”等涉及亿万人民的大战略、大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国家经济扩内需、去杠杆、促增长、缩差距的重要区域，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化的重要地带；第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剧烈变化，长江经济带战略与党提出的其他跨时代的战略构想可以实现联动和递进效果，对我国在经济外交方面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刘爽，2017）。因此，总结和研究长江经济带中的财税支持政策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同时也是具有较强现实性和紧迫性的一项工作，对推动长江经济带本身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研究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财税政策的理论依据——流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均需要考虑的，尤其是在疆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是影响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体量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经济背景都有巨大差异，因此地域发展更加不平衡，想要做到各大区域经济水平齐头并进需要付出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当前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和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较大，面临如何缩小地区经济差异、协调不同地域的相同部门的关系、平衡各地区的财税政策等问题。为此中央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让东部沿海地区发挥引领全国经济的作用，带动周边以及西部和东北的经济发展，主要政策有“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扶持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流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经济的概念是：以主干大江河为轴，以干支流构成河道网络，对整个网络内的资源、资金、信息技术等经济要素进行优化整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应辉，2016）。

国外对流域经济的研究集中在流域经济的开发与管理上，Tesfaye Tafessel（2009）选取了尼罗河东部流域作为样本进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流域内地区应当保持高效的沟通来建立最合理的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分摊机制。Martin Vilk（2008）以艾穆斯河上游为样本，通过建立生态与经济的综合模型进行模拟，对该流域经济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破坏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国的流域经济理论发展起步较晚，但在短期内便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先生通过研究区位论和空间结构理论，根据中国实际发展的需要，在1986年提出“点-轴”系统理论，提出以区域经济带模式进行国土开发和发展区域经济的构想，具有重大意义。张彤（2006）在其对流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中认为，流域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自然区域，又是经济单元。流域经济的分异由空间差异、经济分工、经济格局和经济联系等四个方面组成。具体来说，空间差异是指上中下游之间的产业梯度和经济水平差异；经济分工是由于自然资源差异和生产要素不同形成的产业分工；经济格局是指不同区段流域中发展形式的不同；经济联系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河流水道为核心的基本地理联系；流域上中下游之间要素的差异性与互补性；货物、信息等交通联系；基于流域的产业合作和经济共赢的制度层面的联系 （张侃侃、郭文桐，2013）。

在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历程中，众多专家学者对区域经济、流域经济的财税政策进行了研究。覃成林（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情况下，各区域经济在持续发展的同时，还能保证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呈缩小趋势。徐康宁（2014）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区域内各地区总体上发展同步、利益共享的状态。 Qiao Xuning（2009）研究了 1965-2005年塔里木河流域绿洲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其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研究指出塔里木河流域经济的经济重心已从源头转移到塔里木河中游；经济发展与空间呈正相关，经济增长波动加大，区域经济增长的邻近效应不断增强。张会锋等（2009）综述了近年来黄河流域经济研究的发展，重新强调了流域经济的概念和内涵，并归纳了流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层次性、开放性等，以及流域经济对国家经济产生的四种功能：一般功能、国民经济促进功能、资源要素集聚功能和其他特殊功能等。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历程与其财税机制建设

长江作为我国母亲河之一，贯穿东西、横跨腹心，因此长江经济带具有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发展空间，是我国最大的战略支撑区域。目前，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优势明显的现代产业走廊。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之后，沿江开发情势喜人：优质产业聚集势头迅猛，优化产业结构、奠定新兴工业发展的扎实基础；沿江旅游产业一体化，统一开发旅游精品路线，促进沿江旅游的优势互补；沿江城市管理整体化、版块化；投资规模不断升级，打造航道和港口一体的综合交通系统，建立专业招商引资队伍。

图1长江经济带流域资料来源：张畅，长江经济带经济运行机制和增长动力分析——基于流域经济学视角[D].

图2长江经济带内部城市的发展能力资料来源：张畅，长江经济带经济运行机制和增长动力分析——基于流域经济学视角[D].

图3长江经济带的运行机制资料来源：张畅，长江经济带经济运行机制和增长动力分析——基于流域经济学视角[D].

在目前的发展态势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形势呈现典型的“雁行”态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均GDP、城镇化率、进出口总额和公共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超过长江中上游地区。下游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跻身于发达地区行列，长江中游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地区的水平，而上游地区还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具有巨大上升空间。近年来，尽管长江各区段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仍然明显。

长江经济带作为一种流域经济带，其运行机制有别于一般的区域经济，多要素复合叠加等内在因素影响其经济运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所表现出的宏微观方面的机制如图3所示。

在这加速发展的态势中，国家财税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财税政策的职能已经高于经济层面，深入到政治、社会、外交等领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支柱和手段，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从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影响国家治理。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财税政策是保障发展、调配改革红利、增加发展动力、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法制保障。

当前长江经济带中的主要财税政策为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动力优化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2015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整合沿江12个省市的税收服务资源，建立了跨区域、多层次的税收协作平台——长江经济带税收服务窗；2015年6月，四川省原国税局组织会同重庆、云南、湖北等6个省市的原国地税局签署《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六省市关于建立长江经济带信息共享和征管协作机制的意见》，加速国税信息互通，加速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以上海、重庆、武汉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体系，增强长江航运能力。

三、长江经济带发展财税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在长江经济带的局域开发中，仍然呈现整体发展不均衡、东高西低的阶梯状分布；虽然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以建立综合性的交通体系为重要任务，充分利用丰富的长江航道资源，但水运优势仍未能充分发挥，存在通航等级和量级较弱、达标率较低、航运服务滞后等问题；从开放程度和吸收外资水平来看，尽管长江经济带投资的整体数额逐年稳步增长，但仍有规模扩大难、投资增速慢、区域吸资不均衡、外资分配不均等问题，尤其在长江中游更为突出，招商引资在整个流域里呈现中部凹陷状态。

长江经济带作为一种大型区域经济带，也有学者从区域经济的视角分析其财税制度方面的缺陷。长江经济带战略确立至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笔者从财税制度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长江经济带区域暂时还没有构建一个完善、权威的综合协调工作机制，且存在财税不协调问题。一是区域间税收优惠不平衡，长江经济带跨越上中下游地区，而中上游地区较下游地区在税收优惠上存在较大差距，造成“政策洼地”现象；二是税收不能“一碗水端平”，造成发达省份税收“净挣”、欠发达省份税收“净亏”的“马太效应”；三是税收管辖权的争议，跨域经营的企业常常将总部设在下游地区，实际经营却在中上游地区，造成财税政策管辖的重叠或遗漏；四是目前国家和地方都缺少一套完备的规范化资产横向转移制度，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狭窄，长江经济带的自然资源优势不能稳定、持续地转化为税收资源（万勇等，2018）。增值税等税收政策不利于高精尖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产业集聚的领域也缺少管理和相应的激励政策。

刘蓉（2015）分析长江经济带税收机制不协调的因素有：税收法治有待健全，地区间税收竞争有待规范，其中，税权集中与下放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现代财政体制尚未建立，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为满足本级财政收入任务，税源竞争十分激烈；区域税收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导致税收管辖权模糊。

四、长江经济带财税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长江经济带中产生的有关财税制度的问题和缺陷，诸多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笔者将这些建议提炼总结，从制度上、管理上对这些发展中的小瑕疵一一进行破解，希望对长江经济带的健康、持续、高速发展提供思路和措施。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事关全局的重要意义。财税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引导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手段，理应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财税政策建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财政体制、规范产业转移等方面。万勇等（2018）在研究中提出，中央财政应加大对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战略；引导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协作；完善支持生态保护的转移支付制度；构建财税协调合作机制。邓霞（2019）在分析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经济差异时提出应强化中心城市，发挥辐射效应；加强长江流域互联网发展，优化区域交通网络；积极推动地区产业更新换代。此外从法律法制和政企关系上，刘蓉（2015）认为应完善税收立法，实现税收法治，建立税收争端解决机制；完善我国税收管辖制度。

王金龙（2015）认为，财税金融政策应随实际情况的发展进行更新，完善管理技术应用也是十分必要的，财税金融的改革和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综合和复杂的过程。应在现有互联网基础之上，融合金融、会计等不同专业的具体技术。陈瑶瑶等（2016）对长江经济带进行了诸多研究，其中，加大财政投资和政策倾斜，利用财税政策引导沿江产业的结构升级，实施整体化的财税政策，推进沿江生态建设，支持沿江配套开发等是其认为的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进步的对策。此外他们对沿江中小企业、新兴高科技企业也提出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建议：创造吸引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环境，并给予税收优惠；将环境保护税与其他政策衔接，跟随国家财税改革的方向，同时完善和丰富环境污染的监测技术，建立环境治理的多元机制；加大长江航道的建设、整治力度；对高速公路、高铁应统一布局和建设；加大港口码头和仓储区的建设力度，促进港口城市企业外向型发展。

五、长江经济带财税政策发展展望

财税政策是我国调节市场经济、均衡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良好的制度也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涉及多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未来的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财税政策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需要学术界和政府机关加强交流，实地考察，实事求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下，秉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整体构建、合理管控，为长江经济带的腾飞提供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