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渝

故忆

听到舅舅去世的消息，脑子一片空白。慢慢走出那片空白，遂想起初次见他的情形。在那个特殊年代寻找舅舅，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特殊的遭遇。

巫宁坤是我母亲的堂弟，我叫他舅舅，以示区别于大舅舅。从小我们就跟大舅舅熟，1949年以后他和我们都住在台北，时常见面。而舅舅呢，我则是到了将近而立之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很小的时候，我有一条裙子，黑色带小白点。我不太喜欢它，妈妈告诉我那是降落伞做的，改变了我的感觉，竟然非常地喜欢起它来。我觉得穿上它，好像漂浮在天空。妈妈说舅舅在空军当翻译时送给我的。很久以后我体会出那是妈妈编来哄我穿那条裙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把我和舅舅联系上了,凡是大人聊天说到舅舅我特别留心听，于是从捡拾来的只言片语，我拼凑出心目中舅舅的形象：聪明勇敢。抗战时期，读西南联大二年级的他投笔从戎，因为英语好，在飞虎队担任翻译，后来留在美国读完大学，还准备攻读博士学位。我在台北刚上初中的某一天，大舅舅气冲冲来到我们家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说舅舅从美国回大陆去了。那时台湾的宣传把大陆称为“铁幕”。回到“铁幕”里面，当然很惊人。大舅舅认为他学成会来台湾，在这里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他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难怪大舅舅气得直骂糊涂。

一九七五年，我们开始定居纽约，外子夏沛然在联合国任职翻译，我则在华文报纸《美洲华侨日报》担任副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