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

摘 要： 伴随现代性的深入，受第三波女性主义和中国社会性别话语之形塑，女性的性别实践传递出值得关注的讯息。对性别实践的考察需要联系其框架即性别关系和其标识即性别气质，通过访谈发现，包括权力、情感、生产和符号四个维度的性别关系在得到延续的同时，遭遇了危机倾向，女研究生的性别意识形态表现出过渡性特征。就性别策略与技术而言，游走于多类型的女性气质之间，女研究生在拒绝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上，认可二元的性别异质性，她们既会化性别气质为个体资源以达到性别社会化，也能发挥主体性而实现对性别身份的自觉和调适。女研究生的性别实践丰富与深化了性别社会学的理论及经验研究。

关键词： 女研究生;性别实践;性别关系;女性气质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3.0012

如今，女汉子、萌妹纸、女神、女强人、剩女等修辞组合出一幅关乎现代女性的斑斓图景，这些流行符号对现象的突出也意味着对事实的剪辑，在性别化的标签背后，女性的性别化经历究竟如何且为何？本文基于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的性别社会学思想，聚焦当代女性研究生性别实践的特征、过程和机制，以展现她们独特的经历、感受及智慧，藉此来丰富并深化性别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

一、 文献回顾

伴随女权运动及其思潮的播化，以及学界研究范式的迭代，有关性别的认识愈加丰富。性别的规定性和建构性体现在结构与日常的互构、对立、协商之间，它既是事实，又在生成（becoming）。简要地说，性别实践（doing gender）指与性别相关的人际活动，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构成性别实践的平台和产物，性别气质是性别实践的重要内容与可识别面向，在性别社会学中，性别关系以及性别气质对理解性别实践十分关键。

受符号互动论与常人方法学的影响，坎迪斯·韦斯特和堂·H.齐默尔曼主张性别实践借助性别问责（accountability）的机制，实现了与性类属（sex category）吻合的性别特质的建构和再生产[1]，这表明性别不仅是主体之所是，更是其之所为。此外，朱迪斯·巴特勒的研究也推动了对性别实践的认识，她认为在异性恋矩阵中，由“要求人具备理想形态及约束性身体规范的说法”所维系的现实成为“性别概念的表面形式的背景”，持续性的性别话语通过操演或戏仿实现了性别的稳定，而抛弃本质主义的说辞，“性别身份也许可以被重新设想为一种意义接受的个人/文化历史”[2-3]4，53。

性别实践持方法论个体主义，为全面而系统地理解性别实践，首先需要明了作为其生产场域——性别关系的内涵，在这方面，瑞文·康奈尔①[4]的工作贡献卓著。

（一） 性别关系的四维度

性别关系存在于男性或女性内部以及两性之间，包括各种直接或間接运作的联系，并在生活世界中得到生产与重塑[5]73，康奈尔提出一种统合物质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分析理路，其要旨在于重视实践特别是身体的反身实践的作用，以突出性别的动态运作特征[6-7]。

性别关系包含多重结构，以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和后工业社会为考察对象，康奈尔提出性别关系四维度（four dimensions）或四重结构（the four structures）的模型，即：（1）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包括父权制、殖民主义等形式，具有竞争性，权力关系的不公正引发了对性别民主的政治诉求;（2）生产关系（production relations），表现为付薪工作与家务劳作的性别分化、资本积累过程的性别差异以及职业和教育领域的不同性别期待等;（3）情感关系（emotional relations），指性、浪漫之爱、亲子关系等的性别化，其后果可能积极可能消极，或许有利或许有害;（4）符号关系（symbolic relations），关乎性别的情境化意义，呈现在语言、服装、化妆、姿态、照片、电影和建筑等中[5]76-91。

性别关系的四个维度既不相互独立，也不必然协调，从而削弱了性别关系的整合性;另一方面，性别关系还会与阶级、族群等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社会性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内部与外部呈现出“交织与交叉”（interweaving and intersection）的状态，这样结构性的不稳定使性别关系结构会遭遇危机倾向（crisis tendencies）——它根源于父权制合法性的丧失，使现有的性别模式受到破坏并被迫发生改变[7]。作为分析工具，性别关系的长处在于其整体性视野与体系化框架，操作时则需根据现实情况来确定具体的指标。

（二） 女性气质的类型学分析

性别气质是性别实践的具象呈现，其内涵包括多元的角色定义、人格特质和自我认同等[8-9]。作为理想类型，性别气质的刻板规范导致男性气质授权（empower）于男性而女性气质去权（disempower）于女性的对立[10]138-139。但从实际出发，两性气质所假定的泾渭分明因与生物还原论的耦合而具有过度简化的特征，复数形态的性别气质会表现出时空中的变异和亚型间的不同。以女性气质来说，既可强调它造成女性“不值得的牺牲”的一面即压迫性[11]，亦可赞赏它在“杯”的隐喻中所蕴含的“伙伴关系”伦理的一面即建设性[12]。梳理相关论述，可将女性气质（femininities）的类型学分析规整为如下三类：

（1） 传统类，包括被强化的与霸权型两种。被强化的女性气质（emphasised femininities）意在迎合男性的利益及欲望[10]26，[13]。霸权型女性气质（hegemonic femininities）作为对霸权型男性气质的补充，确保了男性的支配和女性的服从[14]。至少从字面意思理解，与被强化的女性气质相比，霸权型女性气质的地位和独立性有所提高，淡化了男性统治的绝对性。现实中，对传统类女性气质的实践赋予女性以社会认可的性别身份，但迫使她们归附于男性。

（2） 抵抗类，包括贱民型、抗争型和反抗型等。贱民型女性气质（pariah femininities）的表现包括对同性的欲望、对权力的追求和对暴力的显示等，是对男性统治的威胁，它就实质而言并不卑劣，因其男性化（masculine）无法被主流认可，所以成为羞辱的对象[14]。抗争型女性气质（protest femininities）旨在解构霸权型男性气质的合法性，体现了对女性弱势处境的不服从[13，15]。反抗型女性气质（oppositional femininities）则对等于非霸权的男性气质（nonhegemonic masculinities），后者代表对霸权型男性气质的超越，反抗型女性气质抵制霸权型女性气质，推动了父权制性别秩序的转型和性别关系的民主化[10]33。

（3） 现实类，包括矛盾型和优势型两种。矛盾型女性气质（ambivalent femininities）代表大量既不完全接纳也不彻底拒斥男性霸权的女性，它喻示了性别改革的开端[15]66-77。优势型女性气质（dominant femininities）则指最普遍流行且影响广泛的女性形象，例如苗条、年轻、性被动和缺乏自信便构成了美国中产阶层白人的优势型女性气质[10]137-142。

不难发现，传统的、抵抗的和现实的女性气质与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的三态——传统、平等和过渡[16]——形成了对应关系，性别气质的多种类型及其张力与互动，或体现、或动摇、或瓦解、或重构着既有的性别配置 （gender arrangements）[6]。作为性别关系动态变化的微观表征，性别气质成为捕捉个体性别工程（gender projects）的重要线索。

（三） 对调查的说明

虽有上述的理论的启发，但国内对性别实践的关注却寥寥无几，这一缺位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

女性群体既具有处境、利益与诉求的一致性，又因其它力量的涉入而分化，在对现代性的想望中，年轻女性的特殊尤其引人注意。进入以风险社会为表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公民被要求成为不依赖国家而能够自主发展与自我实现的灵活又尽责的个体，特别是年轻女性正成为建构新主体性的先锋[17]。然而，现实又一次展示出它的暧昧。在个体化时代，女性经历了从“为他人而活”到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过程饱含可能与未知[18-19]，在社会急速转型的今天，相较于认为女性获得了自由、权力和成功的流行迷思，年轻女性的实际情形并非多么简单而美好，她们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经历不乏差异与抵牾[20]Introduction。在重重的新机会、新期望和新压力、新挑战面前，“没有榜样的一代”的年轻女性会如何铺陈自己的性别叙事？具体到正经历压缩的（condensed）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情势又如何呢？

在本土语境中，年轻女性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她们出生于独生子女政策施行的年代，成长于市场化的改革大潮中，并继承了意蕴丰富的国家女性主义遗产，其生命史能够为理解性别实践的过程与逻辑提供丰硕的经验材料，也有助于对未来趋势的洞察。本文调查时为保证分析的集中，加之对可接近性的考虑，选择年轻女性中的女研究生群体为对象，运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在北京某高校选取了9位女性研究生，包括5位博士生和4位硕士生，以半结构性访谈的方法收集她们有关性别关系和性别气质的看法与经历等资料，直至信息饱和。调查时间集中在2018年3-5月，与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40至80分钟不等。

本文旨在探索当前女研究生性别实践的特征和机制，后文布局如下：以康奈尔提出的四维度的性别关系为框架，从权力、情感、生产、符号等面向勾勒女研究生所处的性别化语境，这样的性别关系构成其性别实践的场所（site），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女研究生性别实践的两个策略与四种技术，其独特风格呼应了第三波女性主义和转型社会的性别话语等时代旨趣。

二、 语境：性别关系及其危机倾向

（一） 权力关系

调查中，权力关系被操作化為与异性和同性的合作经历，特别关注其间的分工情况与等级安排。受访者均表示至研究生阶段，由于“男生和女生的能力没有很大差别”，因而校园中的性别等级并不赫然，同时，她们大多肯定了以性别为基准的协作效益（有3位受访者例外），男性展示出的任务取向、值得信赖以及自信、理性等，成为区别于女性的有利特质，后者则常显得或被认为更加依赖、被动和耍小情绪。

BSH暑假参加了一项社会调查，担任某小组组长，与男性、女性队员均有合作，她在分配任务时不会以性别为条件：“大家都是一个比较平级的状态，不是说你是男的就要去又穷又苦又累的地方，因为你是女的你就在城里呆着”，但在主观感受层面，男性身份内含的“可靠的感觉”给BSH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某省调研时，BSH和她的女组员“过得挺惨的，几个女生每天哭，后来T（另一小组的男性组长）就来了，但我们也分散在各个地方，T只是加到群里来（为方便联络，BSH参加的课题组在每个调研的省份都会建立微信群）。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地界上，然后瞬间就心安了，每天有什么事，我们就说，哎T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说有什么事，我们就一定要找他，心理上吧，一个男生来了，他带给你那种安全感、依赖感”。BSH认为T给予的心理慰藉独属于男性，相反“如果是女生，不太会有这种感觉。我们自己当时的心态评价就是处于很脆弱、很崩溃的状态，再来一个女生，也只会更焦虑。我和T之前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在那个情景里面，立刻他的人设就成为一个支柱性的人物，就是情感性的吧，其实能力上是一样的”。（个案编号BSH0316）

男性的优势还体现在能够使群体更加开放与活泼，不同于女性主导的温和氛围。如LY对比了师门中，以往有男性参加和今年全是女性的聚餐讨论：“和师妹们商量各自给老师准备什么礼物，都是我给大家讲该怎么买东西什么的，再加上我是博士，师妹们都是硕士，她们有一种爱护你的感觉，你说什么她们都在听。……我觉得我的想法也不成熟，想听听大家的意思，但大家都觉得好啊好啊，有男生就会补充;男生就会开开玩笑什么的，气氛会活跃一点，女生真的超级乖巧。……而且有男生的时候，女孩子们会更开心一点，会更热闹一点。”（个案编号LY0321）

上述经历在显示男性气质的可取时，还刻画出女性消极、脆弱、顺从的传统气质，但这并非全部，女性也在平等协作与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女性在权力关系中的优势可以体现为基于性别的均衡分工。如LSY在乡村调研时，和男性同门一起去各部门借阅资料，此时“如果对方是女的，那肯定就是他上去跟人家套近乎;如果对方是个男的，他就会让我去”，她认为这样与性别“有很大关系的”安排能使效率最大，因为“可能异性之间打交道更容易一些，同性尤其是陌生的同性之间，就会有点别扭”。（个案编号LSY0314）

女性在权力关系中的优势也可以体现为无关性别的能力施展。LBB曾经的女性硕士生导师便是如此，有次需要对全省社区干部进行社会工作专业的培训，导师让LBB负责小组工作的讲解，缺乏相关经验的她自觉难以承担这一任务，后在导师的鼓励下，LBB认为要给自己机会，于是与硕导分工：“她做知识讲解，我召开小组。她既给你力量，给你发展空间，但又不把你推得那么紧。”看起来，硕导的言行佐证了女性擅长情感抚慰与人际润滑的既有形象，但LBB认为导师的鼓励是技术性、功能性的：“她一直在肯定你过去的成绩，还会指导你心理状态怎么调整。她不纯粹是情感性的，主要是作为一个专家或者师者的角色，她从专业上去肯定你过去取得了一些成绩、以我角度来看你是可以做的。”（个案编号LBB0315）

虽然上述个案在与同性或异性合作时，都没有感受到强制权力的支配，但有时共同的参与经历和主观的平等感受并不意味着权力的退场，男性作为强势一方的让渡与女性作为弱势一方的默许/误识或许正成为两性权力关系现代化的表征。以LXY为例：

LXY的男朋友在外地工作，来北京出差时会挤出应酬的间隙陪她，通常男友“会说要不然我们这样，我先去應酬，然后你在哪里等一下我，我回来陪你下午茶什么的，或者就是你先在宾馆等一会儿，然后我叫车来接你。他就会给你PlanA、PlanB、PlanC，让你去选”。LXY察觉到与男友权力的不对等，“其实明明就是他就在支配我、是他在安排。他给了我一定的选择权，但他又决定了大部分的事情。要是我自己的话，我可以先在宿舍玩，等他结束了再过去，就不会那么早过去等他”——她承认这是利己的想法，赞同为延长两人见面的时间，男友的做法更加明智，并且当LXY感到不愉快、提出意见时，男友也会尊重她。这整体使LXY觉得自由和轻松，虽然“特别享受这种感觉”的她并不否认此间男强女弱的权力分配。（个案编号LXY0316）

有意思的是，LXY认为男友的布置是男性权力的体现，女性地位以男性的最终主导为前提，LSY则相反，她通过主动放弃女性的自决权并强调男性责任，来实现两性协作的平衡。

在LSY看来，“女人有能力是有能力，但是有时候，其实我有能力我也不想去弄，我想让他（指男友）去规划、操心，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他承担起责任，把女人宠起来、保护起来，不让她做任何事情”;同性间却不然，“要是和同学出去玩，那就看谁的能力更强，谁懂得多，因为两人都是女的，可能要更平均地分配任务。但男女之间，男性承担多，这是一个男人有能力、有担当的表现，（如果）什么都不懂，在外面还要靠女人，窝囊死了。”不同的性别期待赋予两性不同的角色扮演，“各在其位”的因果逻辑保证了两性地位的对称而不是失衡，故而LSY认为“男性就应该在生活当中承担更多的东西，但这不是说他的权力更大了，这个跟权力不挂钩，不是说因为他挣钱多，家里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因为他就是应该这样做，如果说他挣得少，我觉得这才是不平等。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男的”。这样看来，对男性的依赖和示弱，正是LSY拥有权力的体现，角色扮演而非本质主义的性别文化为之提供了理据。面对传统的男性统治，LSY既享其红利（dividend），认为男性要更“有能力、有担当”，又避其压制，主张女性表现弱势的正当——分化的性别规范和女性独立地位的混合，自相矛盾地拥有超越性的暧昧希望[21]811，成为她在以“挣钱”隐喻的充斥竞争与压力的风险社会的独特应对。

不同于上述表达，也有受访者坦陈不论与同性还是异性合作，能力和个性的差异而非性别才是其考虑的关键：“如果能办到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在意他是什么性别，就是为了大家合作共同完成任务，都比较平等吧。”综上，可见两性权力关系的平等趋向，虽然其中时有等级格局的浮现。

（二） 情感关系

调查中对情感关系的关注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受访者的婚恋期望，二是对与同性和异性之冲突的阐释和因应。

在女研究生对婚恋的设想中，平等与自主乃为核心旨趣，她们并不意图借婚姻的世俗取向来实现地位的跃迁等，因为这会损害其平权信念和自由追求：“我没有想要去找非常非常有钱或非常非常有权力的家庭，我觉得自己会变得卑微……我应该是找差不多家庭情况的人，我肯定不会找一个比我差的，我自己想过的美好一点、轻松一点。”与之相对，心灵的相通契合与情感的支持相伴更为受访者所重视：“我越来越相信佛法，所以我会越来越倾向于这个人是否也相信佛法，他的观念、对社会人事的看法和人生格局是否和我一致。”受访者不愿仅仅为了结婚而委曲求全，于是“宁可不结婚，我不会凑合”，这有时甚至显得悲观——“觉得找到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女研究生对婚恋的理解契合了亲密关系变革[22]与婚姻制度私人化[23]的潮流，反映出女性选择权力的获得和选择空间的拓展。

受访女性对理想伴侣的期待同时包含了传统的与现代的特征。一则，对方要拥有传统认定的男子气概，如“站在一个女生角度，我也很渴望有一个人出来给你遮风挡雨、呵护你啊。……男性气质首先要特别明显，特别爷们儿的那种人”，“比较传统的男士的特征还是要具备的，就是要man一些，主要是一个气质，不拘小节，还能独当一面，有那种大格局，还有雄心壮志的那种。……一个男士还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二则，对方也需具备现代注重的优良品质，如“不能大男子主义，不能直男癌”，“要有上进心，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人”，“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在他的那个领域是很有话语权，或者说很厉害的”，“有责任心……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等。整体而言，理想伴侣仍然具有明显的男性气质，但并不意味压迫女性的强势。

另一方面，受访者自陈如今很少同人摩擦，而且矛盾的发生和处理与性格的联系大过性别。在不多的性别差异比较中，冲突往往重现了对两性的刻板认知。如LSY认为就起因来说，女性和女性更容易争吵，因为接触更多，而且其性格偏敏感与细腻，对比两性，“女的才会在背地里做一些小事情，嫉妒心强。……这么说好像是对女性的侮辱，一个男的也有可能做这种事情，但可能比例比较低一些。”BF则以为从形式来看，“女性之间还是有一点面子的关系，有了冲突会压着火，会慢慢地去讲，但是你对男性朋友因为比较熟了，反而不介意这个，该翻脸就翻脸，不会计较。我觉得毕竟男生跟女生，男生应该让着一些女生。”（个案编号BF0327）而在ZLS的预想中，与异性或同性的矛盾源于各自性别气质的缺陷：“如果跟男同事发生冲突，男生可能觉得我们提的意见啊计划啊都很薄弱，他们不屑一顾，会忽略我们，或者说他们觉得你们都是浅显的，你应该向这我这边来。如果跟女性发生冲突的话，女性可能会更斤斤计较一点，可能是事情完了之后过很久，她也会说。”（个案编号ZLS0323）概括地说，具有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品格的性别气质趋向极化，与个别同伴打交道的经验一方面固定为对单一性别的概括认识，一方面也使对异性的理解在想象中朝反方向突出，从而凸显了情感关系的两性差异。

（三） 生产关系

鉴于女研究生尚未步入职场，对生产关系的考察遂集中在家务分工。在受访者的原生家庭中，女主内的生产模式最为普遍，她们也会帮助母亲分担琐碎家务，如清扫与做饭，但时间和内容常不固定。谈到未来婚姻家庭中的劳动，女研究生大都强调技术或市场服务的引入可以消解家务带来的大部分负担与矛盾（没有人表示会选择全职太太）。对女性持家这一安排，在剥除将之视为女性天职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女研究生表达出不认可、比较认可和半认可三种态度：其一是否认，“觉得两个人应该平均一下”，因为“没有只能女生来干，男生不能来干的，反过来也成立”;其二是重构基础上的认可，但“内”的含义发生变化，主要指对孩子的抚育，即“自己生的孩子，还是要自己好好带”，而“平时的做饭、卫生什么的，都可以请个阿姨”，不需要“主”，家务活作为“内”的地位也不再重要;其三是半认可，“半认可的意思是传统这样流传下来，它有它的道理”。

现代化催生的公私分割贬低了家务劳作的文化意义、市场价值和社会功能（女性参与的服务业兴起对这一事实有所冲击），家庭遂成为制造并再生产女性劣势的关键的性别化场所，但年轻的女研究生赋予家务分工以新的编码，使之转变为主体意志的表达，并需要得到作为伴侣的男性的认可。具言之，受访者认为家务是情感或爱好的结果，此时两性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可以给你做，这是我作为一个妻子我愿意为你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你就去给我洗这个衣服”，“我不会顿顿饭就一直做一直做，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当喜好，但它不能是我的任务。……我做了你就要感谢我，不是我做了是我应该做的。”不同于上述在两性互动中对家务的新释义，LBB则从内在体验的“受益”出发来理解家务：“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精英女性，所以你没有在外面做那么出色，然后回来又能够做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一方面丰富了自己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帮助你从自己和别人那里得到更好的认可。”无论如何，受访者对生产关系的新认知，有助于使家务劳动脱离女性化、无价值和不可见的固有污名，也在改写着对个体依据性别而分工的默会共识。

（四） 符号关系

对符号关系的考察关切理想的女性形象，为获得具象的理解，将之与“合格的女性”对比，调查发现归纳如下：

一些受访者认为每一位女性都是合格的，所谓“合格的女性就是比较一般的那种水平”，其特征在于以家庭为中心，即“是把一个家庭经营得很好的女人。……合格女性是依托于婚姻的”，她“更重视家庭。不可能说我为了家庭，就完全放弃事业，只不过说可能有一个升职的机会，但是我为了孩子，我就要放弃”。质言之，“合格”意味着符合主流文化界定的成人资格。

在互为参照的基础上，大多数受访者将理想视为合格的高级版本，并会以理想的女性来勉励自己。谈到“理想的女性”，女研究生提出的外在审美标准兼顾了大众品味与自我认同，主张理想的女性“知性”“优雅”“养眼”“精致”，同时诸如“健身，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体型……自己的状态感觉很舒服就行”;另一方面，对理想女性的内在审美围绕着自信、自主和自立的自我文化（self-culture），表现为：由内而发、无坚不摧的自信——“不需要什么事情来证明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性。我的理想女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信”;为自己而活的自主——“理想的女性就是活出自己的女生吧”，“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谁都不能拦，谁拦都没有用”;人格与事业等的自立——“理想的女性就是独立，有自己的事情，这方面是最重要的”。这些特质成为主观个体化的注脚。

以父权制作为参考框架，不难发现女研究生的性别实践在性别关系的四个维度中都流露出危机倾向，包括权力关系中基于能力的平等、情感关系中婚恋选择的自觉、生产关系中对女主内的质疑以及符号关系中清晰的规划和自我肯定等。但倾向不代表结果，受访者在性别实践中对男性霸权的巩固同样显现，特别体现为强调性别恰当行为（gender-appropriatebehaviour）[5]5的迷思在四个维度中均未得到彻底清算。显然，将二元的性类属身份与特定的性别表现相捆绑，其合理性既来自自然主义的理解和传统规范的加持，也源于例行化的现实效果的鼓励，对女性而言，这是愉悦、身份与认同的源泉之一[24]，亦会带来不适、限制及伤害。性别关系调整与赓续的张力使年轻女研究生的处境暧昧而微妙，在这一情境中，女性作为主体的性别实践又使用了哪些策略和具体的技术呢？

三、 特征：女性气质与性别实践的策略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指出：“如果定义性的恰当词语是‘男和‘女的话，那么用来定义性别的相应词语则是‘男人气和‘女人气”[25]，性别气质同时具備了结构的、现象学的以及隐喻的意涵。上已提及，在由权力、情感、生产和符号四个方面构成的性别关系体系中，女研究生一方面认可男性与女性的客观区别，一方面积极谋求两性间平等的地位以及自身的发展，使男性统治的性别结构出现危机。这部分将在上文的基础上，集中探讨女研究生在实践性别时运用的策略和相关技术，如下文所述，她们通过顺应、反对、协商与调整等方式，绘制出了独特的性别化轨迹。

其实，卡尔·荣格对两性通过异性特征（即男性的阿尼玛和女性的阿尼姆斯）来保持人格平衡的经典论述[28]，早已揭示出将性别气质作为互补互足的资源而非僵滞规定的合理性。在具有务实性、反身性与多样性的性别实践中，性别气质从规制变为资源的去例行化加速了男性统治的破落。无疑，家庭和舆论等会影响性别气质资源的可欲、可及和可成，但个体毕竟可以通过对它们的采纳与改造，想象并展开多元而流动的性别实践，如LJ反思道，“有女孩子她喜欢男性化的一些东西，完全可以。因为这些东西是怎么变成男性化的呢？不也是社会给的标簽吗？篮球怎么就不能女孩打呢，足球怎么就不能女孩踢呢？这些本身是没有区别的，是社会赋予它性别的标签。”（个案编号LJ0423）性别气质的资源化体现出女性主体的自觉性而非自发性，这属于支持开放的性别政治并会促进激进的多元主义的再性别化（re-gendering）[15]155，此时，面对曾被打上性别烙印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对个人体验的关注和自我发展的目标等成为女性取舍的关键。

2.技术二：发挥主体性。

主体性被视为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的本质属性，整合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实在性[29-30]。在女研究生的性别实践中，主体性的施展以如下两方面最为突出：

其一，主体性表现为对“我”的存在和价值的重视，这包括：对自我偏好的强调，如“可能各有各的好吧，我自己这样我自己接受就好了，就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对事业成就的预期，如“事业上我可能就真的会拼了，我觉得起码要走到我想要走上的位置”;对未来生活的筹谋，如“可能很多人选择走着看呗，先结婚，家庭稳定了再去考虑个人。我认为那样自己不太有底气，而是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觉得我能糊口了，我再去考虑建立新的家庭生活”;对自信自强的追求，如“我觉得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不是说为谁展示。就是说当你变成那样的时候，你自己会变得很自信，你的状态就会变得很好”，等等。

其二，主体性还体现为对性别不平等这一异己规范的觉知与因应、调适。并非意志的无限张扬才是主体性的证明，积极地理解并对付遭遇到的破坏性限制同样实实在在地是主体性发挥的结果。例如，受访的女研究生都耳闻或经历过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好，她们认为这从组织追求效益的目的来看是合理的，但对女性的权益而言则不公平，因为两性的工作量与工作能力没有差别，但女性常不能获得对自身（包括身体）的支配权并需要在工作上牺牲很多。对此，年轻的她们通过教育获得、家庭策略、自我反思与激励以及认同并接受现实等个体化的方式予以应对，其中多遵循平等交换的市场逻辑，也暗示了新自由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挑战。

主体性的发挥可能表现为纠结心境与挣扎体验，以及对此的清醒和自足。例如，作为“一种拟人化制度”[31]，身体习语铭刻有社会文化如苗条暴政对肉身的管理，女性的功用性美丽范例以符号暴力的方式发出对身体赋值的命令[32]。但个体的反身性却不应被忽视，于是对性别规范的犹疑使ZLS对“瘦”的体验微妙起来，她表示“我们现在追求瘦、苗条，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自己想瘦，还是因为别人的评价，觉得你瘦了更好看，你才想瘦。可能这两种因素都有吧，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们区隔开来。……取悦自己当然是一方面，但是当大家都对你评价好的时候，也是一种取悦自己，可为什么只有当你瘦下来的时候，大家才对你外貌评价好呢？”ZLS提到了瘦的三重取悦：取悦自己、取悦他人、因取悦他人而取悦自己，这时性别法则既是内在的又被客体化了。意识到束缚的存在与规训，使之脱离习焉不察的状态而可见、可说、可反思，又由此对性别实践感到困惑和模糊，这一矛盾型女性气质的体验正是主体性的体现。再如，职场和家庭都期待女性的全身心投入（这是以男性为准绳的设定使然），系统间相互颉颃的苛求使女性顾此失彼、左右为难，女性对自我实现与事业成就的追求却可能使她们遭遇“女性惩罚”，BF将此形容为“前途渺茫的无力感”，她感到“将来我可能也会面对这种困难。……我现在不希望妥协，但是我不知道我未来会怎么办，实在实在没办法了，那可能也只能妥协了吧，这就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当“为自己而活”成为义务，个体不仅陷入了无可参照的危机，而且不如意带来的焦虑和难堪也越发沉重（因为对遭际的归因和解决都在于个体而无他），但BF又表现出基于能力的自信和面对未来的积极：“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提前去规划的，就是你想好了，你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就去做就好了，有困难就解决，没办法提前规划，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他们说的好像都挺对的，但是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女生怎么办呢？”另外，虽然认识到性别规制和可能对此多少有些无奈的顺应，但年轻女性并不否认反抗的合理及其意义，如BSH表示“如果出现一个人，她和社会上所有标准的女性都不一样，但是她特别快乐，我真的特别羡慕这种人，她活出了自己一个女性应该有的样子，她不会被社会标准所左右”。女研究生对于性别实践的疑惑、无奈与坚定、灵活，构成了女性主体在现时代充满张力也充满可能的性别实践。

主体性的发挥也可能带来加强男女不平等的客观效果，这或许来自女性对偏袒男性的惯例的妥协。除上文LXY讲述的她和男友的相处模式外，BF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本科开过一个会计的实战演练课，假设一个公司要出售这个产品，会计部会怎么设计它。因为我上的是师范，女生比较多，当时小组里只有一个男孩，其实论专业来说，这个男孩并不是最强的，但是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男孩，就应该给他一个面子，所以就把小经理的职位赋予给他。其实这个活动的设计，还是几个女生叽叽喳喳说了算，但是最后的拍板决定以及中期的汇报，就都是由这个男生来说了。……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男生，我们都是群女生，只是认为大家这样妥协比较好，容易凸显出来一个人物，就给他好了。”BF称这是一种“传统理念形成的心理默契……为了大家整体和谐，为了照顾一下同学的情谊”。表演推崇的理想价值会让表演者刻意“降格”以服从理想化常规[33]40，导致女性与自我的疏离或者说异化（alienation），而被限制了发展的可能。即使知道对方的能力并不胜过自己，基于理性选择和情感劳动，男性在场时女生特意表现的顺从却成为男性获得优越地位的合谋，自我声音的丢失为女性带来关系的挣扎（the relational struggles）[34]。

最后，主体性的施展还可能溢出性别框架，个体因此不再在性别的“笼罩”下打转，性别亦不再规定生命一切的机遇——纵然这样的消解（undoing）性别并不容易。以CYH为例，她说话直接坦白而不刻意委婉，于是“我们四个女生一起吃饭，她们就觉得我有点直男。比如她问我，你看我最近胖了没，我会说你好像胖了，她知道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所以才问我;别人就会说哎，没有没有胖，就很会撩的那种感觉。我每次就是你瘦了就是瘦了，胖了就是胖了，问我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开心就是开心，不开心就是不开心。”还有一次CYH和一位男同学一起走路，她拎着两个包，男生表示他来拎，CYH便给了对方一个，自己拎另一个，男生见此，对CYH说“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了”，“他觉得女生就应该都让男生拎包，但是我不会这样，以后和男朋友出去逛街，除非特别累，不然我肯定自己拿，就是比较独立吧。……我希望自己一直是一个独立的人，不依赖别人。”（个案编号CYH0415）既然性别气质如前述是可以选择的资源，那么放弃对它的使用也是可能的。如果说女性在女性化一面和男性化一面之间的切换反映了“选择的自由”，那么CYH这种基于人而非性（类属）的认识则可视为主体拥有的“超越选择的自由”[18]。CYH不觉得自己和大多数女生不一样，即她并非有意地男性化而展示直率与独立等气质，但她无涉性别、关乎性格的表现依旧被朋友们解读为另类的性别实践，如“直男”的评价、找“男朋友”的需要等，可见主体性发挥的主观动机与所引起的外界感知之间的罅隙，正是普遍、稳定乃至机械的性别规范的作用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女研究生性别实践技术的第四点一方面与前三点在逻辑上构成因果关系，即女性主体性的张扬为前三点的出现奠定了前提，另一方面，第四点之所以被单独列出，是因其突出了性别实践超脱性别话语的可能（即使会被他人拽回去），这接近于康奈尔提出的去性别化世界（de-gendered world）之构想，显示了新一代女性对个体性的向往和坚持。综合来看，年轻的女研究生通过有别无等与为我所用等策略展开反身性的性别实践，四种技术成为策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践行。

四、 总结与讨论

在性别社会学中，性别实践是洞悉性别的现实性和作用力的渠道，性别关系与性别气质则是检视性别实践的关键线索，性别实践活动于性别关系中，落实在性别气质上。意识到女研究生群体构成和生命阶段的特殊，本文并不试图将发现做过度推广③，而尝试通过对性别实践之过程与逻辑的分析来充实对女性群体、社会现实和性别社会学的理解。本文以北京某高校的女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对她们在性别关系中围绕性别气质所进行的性别实践进行的阐释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性别关系的权力、情感、生产和符号四个维度中，危机倾向揭示出性别作为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统摄能力的松懈，但互补而对称的性别二分依然见于观念、行动与制度等层面，身处此间的女研究生既认可性别之别的客观存在——无论基于生理还是社会，也意识到性别等级化与刻板化面向的反动性，通过对作为资源的性别气质的扬弃，以主体之姿建构并重构其独特的性别实践。女研究生的性别实践具有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杂食”特征（这究竟是线性时间观中的过渡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事实，答案并不显而易见），对性别等级的否定、对性别差异的肯定、对不同特质的欣赏和对自我的张扬齐头并行，年轻的她们收获了兼具愉悦、自信、困惑和紧张的多重体验，谱写出当代青年女性性别实践的复调。

女研究生性别实践的图景植根于第三次女性主义潮流。受后现代思潮浸润，第三次女性主义出现在1990年代的西方世界，跳脱了支配者/受害者的传统分析框架，不再试图严格定义或全面囊括可能的所有选择，呈现出更加个体化、更加复杂以及并不“完美”的特征[20]23，38。第三次浪潮追求女性主义思想更大的包容性、灵活性与可行性，尤其关注年轻女性的话题，它通过愤怒机制而使女性发声，亦选择与男性合作，在广阔的文化领域中现身，表明女性主义的抗争方式以及青年女性的行动策略已经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有别于前辈[35]。本文观察的女研究生同样受到了第三次女性主义的影响，她们认为男女平等是毋庸置疑的，相信能力、推崇自我，极力淡化性别的规定性与结构性，并将性别气质作为实践的媒介，注重主体性的满足和彰显，身为当代青年的她们既出乎性别之尊卑，解构作为等级参数的性别不平等，又入乎性别之区分，再现作为类别参数的性別异质性。另一方面，市场化时期的性别话语也是女研究生性别实践的独特背景。改革开放后，女性主动利用市场主导的市场、国家和传统这“三种话语之间的牵制与合作，来最大限度地寻找自己可得的资源”[36]，性别话语结构渗透进家庭、学校和媒体等之中而试图规范女性，同时，年轻的女研究生也在秩序和行动、规范和自我的张力之间探寻着自身的合适定位。

或许令女性主义者沮丧的是，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女研究生，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形容的女性“把自己既当做自我，又当做他者”[21]813的含糊存在仍然不乏踪迹。卅余年前，韦斯特和齐默尔曼便提问“我们可以不进行性别实践吗”[1]？他们认为，倘若对个体而言，其性类属身份除具有相关性外还充满强制，则性别实践不可避免。照此推论，如果以平等的差异取代人造差别的社会[8]306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如果认识到并落实了“和使人们相互区别的一切特质相比，我们都是人这个事实有着无限的重要性”[21]203，那么性别会成为“僵化的范畴”[18]，个体更大的自在、自由与自为亦庶几可期。

注释：

① 作为跨性别者，康奈尔的性别身份经历了由男向女的转变，反映在其学术著作中，即署名从罗伯特·威廉·康奈尔（Robert William Connell，简称R.W.Connell，用于1976-2005）向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用于2006至今）的改变。为保持统一，基于尊重作者的考虑，下文在指代时将使用“她”。

② 本文提到的优势型女性气质并非取自定量数据，而是参考情境定义的内涵，从受访者的主位视角出发，她们认可的“大家都”就是优势型女性气质，因为这样的特性已经进入当事人的视域，成为其活动的框架。

③ 这意味着，有关女研究生性别实践的发现的外部效度需要与更多的实证研究相对话才能回答，本文旨趣并不在此，而是希望能够揭示当前女性性别实践的一些特征，并探索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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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