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译的介入：理论的引入与词汇的“创作”

汉语言学界对“外来语”的界定曾有过一段争执，但总体上不外乎两个特点：在国外先创造并应用，经音译或意译进入中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汉语词汇系统有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其中包括明末到近代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革开放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期。这几个时期也与中国传播学科的几次重要发展阶段相契合，在翻译学家、语言学家、传播学者等多方的共同推动下，在这几个时段里，新传播学词汇从不断出现、完善到推广和应用。

中国传媒行业快速发展，传播学理论逐渐丰富，传播学领域的名词词库也在不断也被扩充。对西方专业著作的引入翻译成为丰富学科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传播学科引入西方理论的两个重要时段[1]，其中第二次的引进对传媒学科的发展推动作用巨大，特点是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的增多以及学术出版物的引进频次和规模的增加。1978年以后，欧美传播学趋向于体系化、体制化、全面化，而此时的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新闻学与传播学也开始大范围经由翻译引入，迅速地丰富了中国新闻及传播领域的研究。

二 翻译的过程：原语的“降解”与再译的“升华”

翻译者首先是原语的接受者，然后才是解释者。对原语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译文的输出结果。

传播学名词的引入者和译者主要还是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当然也不乏关联学科如信息科学、人文学科学者，翻译学者或者英语言文学研究专家直接参与其中的不多。这种现实情况也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的不足与对西方文化理解的缺失导致信息传递不充分等现象的存在。对于整个学科而言，存在一个翻译群体，这个翻译群体是由译者、学者、应用者等多方构成的集体。受传播学翻译群体的知识接收程度、文化理解度、表达程度的影响，在名词引入初期存在名词翻译准确度弱化的现象。可以用一个模型来更明晰也解释这种现象（图1）。

译者处于原语与译语之间，是原语新闻转变成译语的桥梁。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原语传递到译者时，已经成为一个有损的信息。译者对信息的理解，有技术也有非技术层面的因素，非技术因素包括个人文化、民族特性、环境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南京大学梁鹏的相关调查研究，原版著作出版时间与翻译著作所出版时间约有14年之差[2]，除去原版書出版、宣传到上架的周期、翻译版权引进、出版等必要的时间，至少也有10年的间隔。而这些主要观点被用在教材当中，则还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讲，不论是名词时效性，还是概念前沿性都有影响。这就更需要译者具备丰富的翻译经验与传播学科的理论知识储备。

随着译词在学科内的应用和研究的深入，学者在解释传媒现象时会探究翻译的准确性与字词的准确性等。这种应用过程中，学者会追根溯源，开始考查原词，完善译词，并对释义修订以求准确。许多词汇尽管已经有了指称，学者依旧在追求最佳的表达方式，同时给予定义，并开始词汇推广，进行专业术语的泛化，同时利用语言经济原则，不断组合成新的名词搭配。整个过程是一个初期呈现递减弱化态势，而后强化、充实的过程。

最典型的词汇引入案例当属communication的翻译。

英文中 communication的含义主要包括：表达、交流、交际;通信、交通联系;信息、消息、电话。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将communication revolution译为“交通运输工具革命”或“交通革命”。早期传播学领域对communication的认知也是围绕交通的意思，如“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1]“公众通讯”[3]等译词都曾被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国内学术理论掌握更加全面，学者在研究、辨析下，该词被更正为“传播”“交际”等，并生发出许多词汇搭配。

同样， 英文media economics的引入也可作一例。

media economics（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的美国，media economics一词在初译进入中国的时候，被翻译为“媒介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使用“媒介经济”“媒介经济学”。有的还使用“媒体经济学”。在将皮卡特（Robert Picard）的Media Economics： Concept and Issues一书首次中译时，media economics也被译作“媒介经济学”。而随着传播学领域学者对媒介、媒体、传媒等中文相关概念的溯源、厘清和辨析，以及翻译语境和本土化研究发展，“传媒经济学”逐渐被多数中国学者接受。

还有部分词在译入后，随着应用的增多，在本土语境下生发出许多组合词。如“版税”一词，在20世纪初从英文单词royalty译来。随着传媒及相关行业的发展，涉及的版税种类繁多，又新生了“出版版税”“音乐版税”“固定版税”“阶梯制版税”等。

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提道：语言之用处实不只所以表示意向，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的明达，亦必求使读者有动于中[4]。我们也看到在诸多传播学外来词汇中也有部分在翻译的过程中保持“原汁原味”。译者偶尔会采用“拿来主义”，将具有特色的词“引进来”。这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译者省去了许多无对应的词翻译时的苦恼，同时又可以将新鲜的“理念”“代表性思想及文化”及时传递。相关翻译例如：报界婆罗门—brahmin of the press、脱口秀—talk show、蒙太奇—montage、吹哨人—whistleblower、比特经济—byte economy。

三 译词的本土化再生

1.“向古”与“趋新”心理对名词用字及定义的困扰

在外来词本土化的过程中，有两种现象广泛存在，一种是“向古”，即崇古心理，在中国古文中寻根。“咬文嚼字”是中国学者在词汇辨析、解释常有的习惯。由于中国汉字一字多义，单字、形近字的典故皆有所指，所以对词语意思进行解释时，学者一般都会到古代历史时期相关著作中去引证。这有利有弊：利的是能从古汉语中找出具体指代相关事物的字词，方便解释和定义词汇。弊端是过多地从中国古典著作中寻找交集，往往偏离了外来词的原本含义。

另外一种是“趋新”心理，在语言运用上表現为译者的求新求异与再译者对已有词汇的“再创造”，从整体学科发展方向来讲，这种“趋新”有正向的推动效果，但是难免“过犹不及”，一味地求新求异，淡化词汇的普适性，则会造成词汇理解和传播的困难。

译者在输出译文的时候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学术理论的背景，一个是文字表达力。刘宓庆在《文体与翻译》一书中提道：译者与原作者一样，也应当是一个“calm factteller”（冷静的叙事者）[5]。所以在对传媒外来词进行翻译及解释时，要综合考虑并客观表达和叙述。

2. 词汇的本土化再生

通常，学术名词的名称演变反映了当时学术界主流话语的演变，外来词的译词传播反映了学术界对西方传播学认知的转变。相比于几十年前，现今中西学术“流通”时间差已经很小，但是文化、语言、理解差异等原因依然影响着名词术语的认知与互通。

所谓名词的本土化，是指在含义能够与外来词源尽可能匹配的情况下，用规范的、准确的、易于传播的、尽可能符合国人认知与价值观的字词来翻译和修正译词。名词术语是传播学科的基本载体，名词翻译同时要考虑整个国内的学术框架、业界接受度与可传播性。

传媒行业是一个随着技术发展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体系，随着发展不断出现的新名词，不断地扩充着整个传媒学科的词汇，并引导着热点词汇。对于一个新鲜出现的学术名词，在两个文化、语言系统里，一开始很难有完全一致的应或者解释。如图1所示，原词经过翻译后，译词在表达上和解释上可能存在缺失，但是经过不断地摸索与修正，一方面是在表意上无限趋近于原词，另外一方面就是赋予它本土的含义以及背景，通过本土化让译词再生，以丰富本土传媒研究。

四 结 语

新闻与传播学科本身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基于各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等因素，词汇常常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传播是一个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科技发展密切关联的领域，在数字经济大时代背景下，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名词不断出新，且时常出现热点词，比如“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电子商务”等。综合上文的分析，结合现代翻译的方法和传播学领域学科的特点，在进行词汇翻译时，应秉承词汇的时代性、本土性、发展性等特点，通过引入、初译、磨合、再译等实现词汇的本土化再生。

参考文献

[1] 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J].现代传播，2016（1）：32-43.

[2] 梁鹏.中国传播学的知识框架及知识地图绘制：基于传播学教材的内容分析[D].南京：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6.

[3] 邵培仁.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36-41.

[4] 贺学耘，陈水平，石红梅，等.翻译理论综合案例教学：中西方译学理论选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 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