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胜

在这边荒小镇，我给镇西胡三媳妇接过生，给镇北莫大烟袋取过瘤疮。

我是这小镇唯一的郎中。

打十年前进入小镇，日子像长途跋涉的驼队在傍晚时分进镇时那样，踢踢踏踏，散散漫漫。从前我虽然想象不到这样的生活，但慢慢喜欢上了。散散漫漫多好，自在舒适，无风无浪。

不是夸口，小镇的七八百口人，谁没喝过我给抓的汤药？这七八百口子人，都是我的衣食父母。但有个人我不怎么喜欢，那人是镇西烧酒铺子的来喜，二十岁了吧，白净瘦弱，像根豆芽菜。第一次到我铺里，是一路呻吟着来的。我还以为他病得多重，不过是额头上有块鸽蛋大小的瘀紫，这点儿皮外伤本可不用管它，三五天自然会好。可他一定要我上药，好像只要上过药就立刻瘀散紫消不疼不痒了。好吧，给他抹藥酒，才一沾额头，他那惨痛的样子，让我差点儿有了摘他脾脏的错觉。

“怕疼？那还打架？”

“哪打架啊。不瞒你说，长这么大我都没打过架。赢了别人疼，输了我疼。哎哟，是撞的。”他龇牙咧嘴申辩，我哑然失笑。没想到，就是这个来喜，唉……

那天正午，我坐在柜台后眯了眼睛打瞌睡，到我这年龄了，总有太多的瞌睡——细细的灰尘从屋梁上落下来，落到我脸上。起先我没在意，但更多的灰尘落下来，我便坐直了身子。街面上，崔寡妇那只老母鸡孤寂地咯咯叫，银匠胡老三在扑哧扑哧拉风箱熔银，对街唐烧饼立在街沿处的焙饼炉子，一块炭在饼炉里炸裂了……所有的声息和往常一样。我重新弯下了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