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畅

摘要：《平原上的摩西》是东北青年作家双雪涛近年来收获颇多好评的一篇力作。小说以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为背景，用先锋的文字追索了时代转型中个体心灵的痛苦与挣扎;通过观照历史，串起两代人超越记忆的集体反思，并试图用理想的信念探寻人性之间照亮和疗愈伤痕的可能。

关键词：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转型东北

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5-5312（2019）14-0006-02

一、前言

作为80后青年作家中的一匹“黑马”，《平原上的摩西》不仅让双雪涛引发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更收获了“迟来的大师”这一夸赞。一向将故乡沈阳作为其创作开掘对象的双雪涛，在本篇小说仍延续着这一风格，以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为叙述背景，由一起跨越十年的出租车连环杀人案件的侦破，接续起了时代转型中两代人对于国企改制历史的回顾和反思。

二、形式的追索：先锋叙事和语言的运用

纵观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小说的叙事结构，最显而易见的是其采用了是多重第一人称叙事方法，让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以自己的口吻去讲述同一个故事。在漫不经心的个人叙述之流中，叙述者的限知视角呈现出与己相关的同一故事不同侧面，人物之间互相指涉，自我的主观意识和他人的评价并线交织，构成一种“复调”的对话。

只有将这些零散的碎片化的叙述拼合，才会发现这样的先锋叙事手法对于《平原上的摩西》而言，这一种叙事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所在。从表面上看，多声部、多视角的叙事，使整部小说构成一个连续的、多声部演奏的人物内心独白。作家精巧地将不同的声音所形成的碎片化叙述断章连缀成故事，最大限度地保持着每个个体记忆的原貌，通过文本中不同个体记忆的组接，还原国企改制下东北个体的生存际遇与复杂的时代面貌。另一方面，这种叙述也重组了案件的时间脉络，增加了小说叙述的张力。案情在叙述人的对话中向前发展，小说人物在自我倾诉和被别人言说中闪现或隐退，丰富着案情的侦破。几个叙述人穿插交替，互相印证补充，案情的真相在不同叙述人的讲述中逐渐浮出水面，打破了小说家自己过多的叙事介入，避免了对案件独立性的干扰，使案情的真相真正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调。

当然，在这种非线性的叙事趋向里，还埋藏着作者更深层的隐喻，即世界本身就不是按照一定的线性叙述逻辑发展的，任何一个人在历史的空间维度，都只能站在自己所在的视角去观察外部，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把握时代的整体性。命运的偶然，历史的必然相互交织，种种的偶然与必然都可能叠加成为成负载在我们个体身上的伤痕。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叙述中唯独只有李守廉隐藏着没有说话，而他恰是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关键。那么，李守廉以这种“缺席”的方式出现在故事的叙述中是作者一个重大的疏忽吗？显然不是。李守廉的“缺席”，并未“缺无”，而毋宁说是以一种“缺席的在场”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中。放在国企改制的背景中进行考量，李守廉成为故事的被叙述者，正是暗示着以他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工人被剥夺了话语权、无法自白的集体失语生存状态。

此外，《平原上的摩西》充满了象征性的隐喻贯穿全文。例如，受上帝之命，率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摆脱苦难寻找光明的摩西暗喻为衰落的东北寻找出路;广场上矗立着的主席像被拆，换成了西方人设计的太阳鸟，象征着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虽然一定程度上，因为象征的丰富性、隐晦性时常造成了阐释上的困难，但正是这种特点也成为了作者投射创作意含的隐晦表达。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先锋形式的追索其实都能清晰地在文本中回归它的意涵，这也使《平原上的摩西》先锋叙事和语言的运用有益地对作品主题进行了升华。正如同名小说集的后记《我的师承》中所提及的那樣，双雪涛有意地履着前辈的足迹前行，“先锋作家某种探索的精神，某种在文学之内实现文学的精神，某种自私地表达自己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提醒我，文学本身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啊以说，这种“先锋”的冲动正是双雪涛用文学介入当下思考的不竭动力，也给予了他不断追索历史的勇气。

三、历史的回望：对转型东北的隐形书写

从小说的表象来看，《平原上的摩西》像是一篇悬疑类型的小说，先锋冷峻的文字从头到尾牵动的是整起案件真相“浮出水面”的那一刻;但事实上，双雪涛并未将笔墨落在案件的侦破过程，而是借着悬案的外衣，层层深入人物情感的精神内核，冷静的沉思寄寓了双雪涛对于时代转型的历史反思。

东北曾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共和国的总装备部”，在计划经济时期它承载着历史的辉煌，构筑着新中国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性的想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汹涌的浪潮席卷而来，东北昔日承载的荣光黯然褪去，象征着共同体的“工厂”分崩离析，老工业基地纷纷衰落。在这场社会变革的大转型中，残酷的国企改制引发了大规模的“下岗潮”，工人阶级无论在身份还是地位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溃败。

记忆是建构历史的核心元素，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正是运用这种方式返还上世纪末国企改制的历史原场。小说中，人物回溯着对于这起案件的记忆，工厂、工人、厂区大院、红旗广场、艳粉街等的记忆也一一顺着时间之河溯流而上。悬案发生在颇有深意地发生在老工业基地濒临崩塌的空间形式之中，不仅是为了给小说故事提供人物活动的布景和道具，更是国企改制记忆的一枚时空标本，为回望历史的叙事提供了具体细节和对象，召唤着读者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若隐若现的时代记忆。

显然，往事并非如烟，国企改制带来的不仅是这一个庞大群体集体的失语，更是带来了群体之下的个体们心灵上难以愈合的创伤。生长于斯且作为“工人后代”的的双雪涛，对于这种附着在东北地域以及阶级精神上的创伤有着更深的体悟，因而在对历史投以回望姿态之时，他带着自觉的表达，更像是冷静客观的记录者：记录着国企改制前夕老工业基地溃败的图景，也记录着时代转型中两代人心灵的伤痛。

正如方岩对他所做的评价那样，双雪涛对历史中的个体有着相当的敏感，在讲故事时常常“以从容、舒缓的反讽语调推进着故事，偶尔会瞥向历史、投过去一两个漫不经心的眼神然后继续心无旁骛地讲述下去。”所以，我们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才会发现双雪涛并不是正面去书写表层的历史，而是将时代洪流中人物心灵深处的历史袒露了出来，透过社会转型发展中个体人物之间情感的互渗来隐形书写转型时代东北的变迁。

四、人性的观照：寻找照亮和疗愈伤痕的可能

尽管双雪涛借着悬疑片的外衣，书写了时代转型之痛在人物个体身上留下的创伤，但不难发现，仅仅书写这些徘徊在主流之外的“失落者”的痛远不是双雪涛写作的目的。双雪涛写作真正的本意试图，换句话说，更具现实主义精神的是，他希望作为工人阶级后辈的一代，能够循着记忆的火把，在与父辈共返那段黯淡岁月的同时，找寻到照亮和疗愈伤痕的可能，在人性的层面上抚慰彼此的创伤。

在这种找寻之中，双雪涛首先在人物个体的身上试图去捕获这一丝人性的光芒。例如，带着父母“原罪”出生的庄树，少年时期暴戾乖张、叛逆轻狂，他试图用暴力去解决他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极力反抗政治、社会、制度的力量。但当他在一名辅警的身上看见勇敢与正义之后，他选择了改变;随着阶级地位滑落社会底层的工人李守廉，当命运的不公与无常给予了他生活种种重击之后，他仍沉默着，在艰难中选择坚守内心的尊严与善良;还有阴差阳错嫁给仇人的傅东心，将积蓄己久的痛彻心扉化作了最后的原谅，用宗教得到了灵魂的救赎。

这些人物的转变，实则也折射出了作者对于人性的另外一层期待，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之于他人朴素的力量，只要内心永怀着善、尊严、正义，我们都可能对抗沉沦，赋予人生的真正意义。

在末尾处，这束人性的光亮更是照亮了小说的人物，照亮了人性。作者有意绕开了真相揭开后悲愤的表达，让小说人物庄树把手伸进了怀里，绕过手枪，掏出了象征他们友情见证的“平原”烟盒，在烟盒静静在水面漂浮的想象中，小说轻盈收束。所有过往的纠葛和扭结，在这盒在水面漂浮的烟盒的浮浮沉沉之间释然。在一片平静中，双雪涛留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人与人之间，代际与代际之间的情感，倘若能够更多一层理解，那么我们是否就能跨越创伤，看见“平原”，带着希望向着通往救赎的岸边走去呢？

小说的结尾以溫和而克制的方式发现了弥补了创伤，给予了人性的那一面观照。“我在小说里用基督教的故事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基督教里讲情感比较多：关于爱、关于恨、关于悲悯和宽恕。它对善恶的想法，原始的构思，善恶的搏斗，到现在也没有过时……我觉得他别好，它里面有一种信念，就像摩西劈开红海。”双雪涛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道。而这句话实则也道出了《平原上的摩西》更深的哲学意味，那就是他希望所有的一切都能以情感的共通抵达理想的彼岸，希望悲愤和犀利批判的背后，能够有更多的救赎与理解。

回望整篇小说，确如黄平在评价这篇小说时所说的那样：“在悬疑的黑色故事下，《平原上的摩西》就像是圣经中的故事，是朴素的诗”。双雪涛用深情凝视故乡与回望历史的姿态，向转型中国纵深处投去了关切的目光。抛去了宏观地再现国企改制后烟囱坍塌、厂房废弃、铁路衰败的图景，双雪涛打捞起散落在历史深处的潮湿的个体记忆，用先锋形式和语言带领读者重新抵达了被遮蔽的历史原场。但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去指认掩藏在幽暗历史深处负载的伤痕，而是作家试图用文学重启两代人的沟通与对话，并以此来寻找照亮和疗愈伤痕的可能，进而追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写作使得每一位读者读后因为饱含心灵救赎的力量而感到人性的温暖。这种温暖就如同作家在小说中说的那样——“谁也不能永在，但是可以永远同在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