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庆

1972年春，我来到江苏省东台县时堰公社（现为东台市时堰镇）的窑厂工作。我所呆的这个窑厂是国营单位，当时名称为“东台前进砖瓦厂”，主要生产砖和瓦。生产工人基本上都是临时工，只有干部和几个生产技术骨干是正式工。窑厂的工作大多是劳动强度非常大的体力活，城里人干不了，因而每年招工基本上都是从农村青壮年特别是复员军人里挑选。作为下放农村的知青，我是找关系才谋到了这份能领取工资的差事。

刚进窑厂，我被分到运泥组工作。运泥组比挖泥组要轻松许多，挖泥组是一人一条挂浆船，开到很远的地方去挖泥，挑上船再运回，再挑到岸上，劳动强度相当大。既要有臂力又要有肩力，还要会开船。而运泥组只需负责将贮存的泥挑往搅拌机处即可。然而就是这运泥的任务也不轻，因为运泥组配备人员不多，总共8人，4人挑土4人上土，互相轮换，来回穿梭不停，没有一刻停憩，比“挑河”还苦。“挑河”一担土从河床挑到河岸要五六分钟，空担子回时晃悠悠正好喘口气。这运泥路程来回不过两分钟，且机器吞吐量又大，容不得你喘口气。一天班下来，肩也肿了，膀子也抬不上去了。

好不容易捱到发工资（窑厂是旬工资，10天一结算），可我的工资却比别人少好多——别人10天拿了20块钱，而我只拿到15块钱。找组长一问，说工资数额是根据“评点子”评出的，我刚来，身子又不够壮实，干活也一般，以后“点子”会慢慢涨的。后来我才知道，所谓“评点子”，就是由所属班组的负责人（一般都是正式工）召集几个老资格的临时工（大多在窑厂干活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对干活的工人进行“评点”。高的一般8点，低的一般5点，按点子多少核发工资，这和农村的评工分异曲同工。自然，参加评议的人点子都是高的，而才来的、不起眼的人点子评得低是自然而然的事。

虽然我拿的是最低点，可能在10天时间内挣到15块钱我还是比较兴奋的。尽管在这里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是18个小时（早上6点到晚上12点，含中、晚吃饭时间1小时，春夏秋三季，冬天工作时间为12小时），然而这15块钱在农村3个月都难挣到。因而，我更加努力工作，希望以后我的点子会涨起来。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留在运泥组，也许是我工作发力太猛，亦或到了体力极限，一天中午临收工时，我鼻子流血不止，人也晕倒在工地上。醒来时，我已躺在厂医务室。一会儿，组长赶来对我说：“今天休息半天，明天到妇女组去拖坯吧。我跟领导已说好了。”

妇女组也就是拖坯组，劳动强度相对小一些，工资自然比运泥组低一截。在这里点子最高的每旬可拿到15块钱，最低的12块钱。我虽然是新来的，但由于是从运泥组过来的，因而首次评点就给了6点，算下来有13块钱。这让我很欣慰，拖起坯来更加卖力。

拖坯组有10来个人，大多是家属。男的就两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50多岁的老汉，他是正式工不拖坯，负责垒砖坯。拖坯就是用一辆板车，上面搁5至6块长120厘米、宽25厘米的板，每块板上排放24块砖坯，从生产机台前拖至晒场。路程单程200多米，每辆车重量在八九百斤。拖坯时用一根带子牵在肩上，这样拖起车来省劲不少。这个拖坯的活强度虽不怎么大，但体力消耗却不比运泥少，因为它跑的路程多，每天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你说这来回要拖多少趟，要跑多少路？

为了补充体力，我也学着其他人用一个粥罐吊在颈项上，肚子饿了，就低头吃上几汤匙粥。那时，我一天要吃二斤多米，超过平时饭量的两倍。粥吃多了小便就多，因而拖坯时去小便的人川流不息。尿尿是正常生理需求，这无可非议，旁人也不好管。可有些妇女却把它当作偷懒的机会，一天要往厕所跑七八趟甚至更多，而到了厕所又迟迟不出来，这就苦了其他工友，因为人员是核定好的，出砖的机器不会因为有个人上厕所而慢下来，你上厕所少跑的趟数其他人就得摊派。若遇上两个人同时上厕所，拖坯就忙不过来，于是大家便对着厕所大声疾呼，让里面的人赶紧出来。我原来尿尿不上厕所，随便找个地方解决完事，现在见到这里面有文章可做，便也假装斯文上厕所了。终于，组长过问起这事了，让大家自觉点，对上厕所频率过高、时间又长的人做记录，“评点子”时综合考核。这样一来，上厕所偷懒的现象才得到了好转。

窑厂生产高峰期是夏天，烈日炎炎正好晒砖瓦坯，这也是我们最难受的季节。我们的防暑用具是自带的一身旧夹衣、一顶草帽，外加厂里发的一条擦汗的毛巾。每天下班后，浑身湿个精透，衣服上全是汗珠蒸发后的盐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来到厂浴室，人跳进澡池就不想起来。可洗澡后还得洗衣服，因为就这一身“工作服”，第二天还得穿。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好在那时年轻，加之能赚到现钱的激励，头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也不觉得生活有多累，身体还挺得住。终于有一天我又累倒了。

那是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一天。这一天，为了次日机器检修，领导要求我们拖坯组要24小时上班。时值大伏，每天上18个小时的班已经累得够呛了，突然又要加码，就是机器人也吃不消。可那时8小时工作制对于远离城区处于偏僻乡下生产特殊的窑厂来说，基本没有约束力。也没有哪个窑工敢提出异议，只能服从。记得24小时班上完后，我倒在浴池边就一直昏睡不起。直到下午浴工来清扫浴池时，才将我弄醒。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浴室，又钻进宿舍的双人木架子床上继续睡，这一睡，省去了一天伙食，也罚了旷工两天的工资。

在窑厂，最让人崇拜的是出窑工。他们的劳动强度和承受高温的耐力是其他窑工所不能比的，在刚刚熄火的砖窑里，窑里的温度都在60度以上，走进窑里，酷热难耐，如同蒸笼一般。可出窑工却一点都不买账，弯着腰抓起发烫的砖块就往车上堆。一个出窑工每车装砖200多块，重1千多斤，每天出窑300余车。劳动强度之大、工作条件之恶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我认识一位姓吴的出窑工，离我下放的生产队不远，也是刚刚来窑厂的，与我在一个宿舍。他浑身烤得焦黑，身上长满了红色的疙瘩，和我搭话时用手挠痒不停，从脖子到胸口再到手臂，被挠得浑身通红。我叫他到医务室看看，他说看过了，医生配了点外用涂擦的药膏，说是皮肤过敏。我劝他找人换个工种，他摇摇头，说这活儿虽然辛苦，可赚的钱也不少，一个月就能挣到七八十元，苦上几年就能盖房子娶媳妇了。说到这里，他咧开两排黄牙齿笑了。可这位姓吴的出窑工还是没能笑到最后，因皮肤过敏又没注意保护，造成皮肤溃疡，继而引起败血症，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

我在窑厂虽只干了一年时间，却是我有生以来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挥之不去，刻骨铭心！在这里，我体验了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心理上也承受了极限的考验。自此，再大的困苦我也能忍受；再大的不平，想想在窑厂的情景，便自我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