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放舟

[摘 要]2018年高考全国Ⅱ卷的作文题引发社会关注，许多媒体都向公众解释了它背后的“幸存者偏差”原理。人们对于这种统计原理所表现出的热情源自于整个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一种思想风尚的转变。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人文学科各门类越来越趋于独立和专业化，同时在传统人文学科领域中也开始有更多的数理方法的介入。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在认识领域中更加强调缜密的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这对语文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尽管过去人们也常常强调逻辑思维对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它始终不是学科的主流，学科的主流向来都是情感性的和审美性的。在新的思想风尚之下，语文学科有必要审视和反思其学科定位。

[关键词] 语文学科;算法;语言学;人文科学;数理化

[中图分类号]H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9）02-0114-06

0 引言

2018年高考全国Ⅱ卷的作文题一出，即引发大量关注，它受到的好评之多是近年来少见的。不同于以往，还有许多媒体相继刊文为这道考题做注解，阐明它背后的一条叫作“幸存者偏差”的原理。这种情形在人们关注高考作文的过程中也不多见。这一现象实质上是近年来知识界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风尚的反映。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更为专门化的、更依赖于实证和严谨的逻辑推论知识的推崇。这种风尚当然也反映在人们对于教育改革的期待之中。中小学语文教育向来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在新风尚影响下，人们自然会对一般以感悟和情感体验为主导的语文学科有更多的反思。由于语言本身并不止于抒情和艺术创造，其更为基础的功能还在于陈述事实、进行概念推理等方面，因此，对于加强和完善语言教育的这些相关方面的呼声日渐增多。其实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小学语文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个部分，存在着一条可以追溯的脉络，本文的意图就在于尝试说明语文学科所依附的思想线索，指出当下新的思想风尚向它提出的问题与挑战。

1 历史的回顾

1.1 20世纪80年代的文科学风

笔者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谈起，因为今天语文学科的许多风格直接继承自那个年代。30多年前，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潮流，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文化热，那股热潮的思想背景是一种对社会改革、文化革新和塑造个人新人格的综观式的视角。李泽厚先生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树立了以人性或人道主义为旗帜的新观念[1]。李先生的话部分地揭示了80年代思想的综合性特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综观的视角意味着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论立场是含糊的，这造就了80年代特殊的文化——文学观。对于在80年代接受教育的人来说，有一种近似于文化就是文学，而文学是一切文科的精神内涵的思想倾向。1986年，刘小枫出版了一本书叫作《诗化哲学》，哲学家甘阳后来谈到这本书时说：“从北大外哲所开始到编委会，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来，可以称作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诗歌性的东西。小枫这本书是比较可以反映很多人讨论问题的这个域。”[2]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学热是一体的，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文艺作品塑造人物、描写社会，同哲学、心理学或是社会学探讨人性，探讨生活方式、伦理价值等主题基本上是一回事，人们关注文学的伦理价值要远远多于其艺术价值。80年代文化思维的核心载体是小说，这尤其表现在当时社会（当然主要还是城市）——从各类学校的师生到普通工矿企业的职工——对于名著有一种普遍的热情。这种风尚也常常被看作是80年代式的理想主义。

这种思维方式同样反映在中小学语文学科和高校中文系当中。人们一度认为语文和中文学业的最高境界就是理解文学，这种理解表现为能够对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表达的情感和暗示的价值做出抽象的概述。一般而言，此类概述通常被看成兼有文学、社会和伦理的意义，人们在文学分析中所说的“理解人物”“概括主题”之类，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范畴。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强大传统。

1.2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思想风尚的变迁

进入90年代，知识界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讨论，成为了时代的标志。这场讨论发端于《上海文学》1993年发表了王晓明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1993年这个年份肯定是有意义的，经历过上世纪后20年的人都会从中领悟到某种时代划分的意义。正如许多文化界人士所指出的，关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焦虑，首先来自于经济大潮中价值观念向金钱一方的偏转。中国传统的文化人一向都是政治和伦理理想的坚定维护者，又是社会主流话语的掌控者。当各种媒体为“效益”“大款”之类的概念所占据的时候，文人就有了一种被边缘化的危机感。王朔曾调侃“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一话题：知识分子“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3，4]。但是，作为一种自我辩护，文化人的立场未曾改变，90年代知识界所关注的人文精神，实质上同80年代的文化理想主义一脉相承。杨庆祥说：“80年代借助90年代得以重建。”[4]这真是一语中的！从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以文學发端（王晓明文）、以文学参与者为主体这一点来看，也表明90年代知识界对80年代精神特质的继承。

然而，90年代的学风仍在暗中发生着变化，原因却在于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学科分治。90年代中期以后，职业研究者的学术活动日渐从所谓的“文化批评”当中独立出来，转而追求价值中立和学术规范化[5]。从学科角度来说，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领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系统化的研究规范，并且表现出同国际学术接轨的强烈愿望。这些学科的研究把原来普通人心目中笼统地划归为文科、文学、哲学的内容做了细分。所谓学科分治，意味着学科的专门化和独立的倾向，这是真正“溶解”或“稀释”80年代思维方式的“溶剂”。那种在大学里把文科等同于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时代在90年代末悄然落幕。

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这种变化，对大学中文系和中学语文学科的影响却非常有限。首先是因为，如前所述，单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80年代和90年代一脉相承，故而中学语文倒是很容易把“人文精神”的概念融入自身。其次，大学中文系在学科分治中的角色，是努力构建自身的专业独立性，从而维护文学解释的学科价值;避免诸如心理学式的解读、社会学式的解读等倾向。这种努力在90年代表现为对“文学性”的讨论和对“纯文学”概念的热衷[6]。就中学语文教育而言，由于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它很自然地受到中文系思维方式的辖制。同时，中学的学科分类法也没有给文科的学科分治留下什么空间。因此，中学语文教学对阅读和写作材料的基本处理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80年代的思维模式（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上海语文教材配套的教学参考中录入的参考文献大部分都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文学评论文章）。当然，中小学教育的保守性通常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力图把中国文化中相对比较稳定的部分传递给涉世未深的孩子，在这方面潮流前沿往往具有不稳定性，甚至有些观点的价值立场还有待明辨，中小学教育一般来说不应该承担这样的风险。

1.3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科和语文学科

90年代后期人文学科自治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知识分子大都从身份焦虑中走了出来[5]，文学则放弃了早年那种雄心勃勃地将自己视为全面的社会认识、文化批评和伦理关怀的载体的倾向，更乐于把自己构建成为一门独立的关于文本艺术和文本审美的学科。尽管人们大都没有放弃“文学即人学”这一基本理念，但是就人文诸学科而言，又有哪一门不是“人学”呢？所以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自我限制带有保护和捍卫自身的研究领域、抵制被“溶解”的意义，“纯文学”这个概念强烈地显示了这种内在的诉求。这一方向在最近20年始终没有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还来自于互联网的强势崛起。网络媒介使得知识传播的速度大幅提升，成本大幅降低，视窗成为了一扇真正可以让普通人看世界的窗。这样，多元的世界和人生一览无遗，知识界无法再把持文化传播的方向。80年代的理想主义其实是一种“一元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恢复这种“一元论”思维就更无可能了。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也催生了一批网络作家。这些网络写手的作品内容纷繁芜杂，水准参差不齐，对个别作者的评价也往往存有争议。但是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文学并未如先前有些人担忧的那样在功利化的氛围中日趋衰落，反而以另一种形式繁荣起来。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小学语文学科的地位显得多少有一点尴尬，因为它仍然保持着其原有的综合性特点。事实上，它不仅与中学物理、数学一类理科不同，而且与历史、政治也有差异。由于并不与高校的学科设置对应（参见第3部分），严格来说它就不能算是哪个学科的基础部分，也不能算作专业文学评论的简化。刚从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如果从事语文教师的行业，就会发现在大学课程中学习的内容，很难直接与中学课程进行对接。因为文学批评的方式是思辨的、多样化的和不稳定的。它同中学阶段要求的确定性不相容。特别是中学教育依赖于标准化考试作为评判机制，对于这样的考试来说，总是要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评分标准。80年代模式的大一统文科思维，事实上有利于在一张语文试卷中为涉及到的问题建立统一的衡量尺度（无论这种尺度有多么含糊）。除了教学内容同考试的匹配之外，很难回答如下问题：语文课程究竟是如何为受教育者提供未来生活的知识或思维基础的？这同语文学科自身缺乏现代学科特质有关，它因而很难从比如语言学和文学批评这样的学科的发展中直接获益。问题最为深刻的一面还在于，社会思想的变迁也是人们世界图景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语言（概念化体系）来包装的。就这一点而言，语文课程的反应是迟钝、拘谨和犹豫的，它很少尝试处理当下媒体中的信息，不主动帮助青少年解决网络阅读的问题，毋宁说语文在真正面对当下的语文现象时显得缺乏信心。这同语文课程学科在基础的方法论方面的薄弱也不无关系。

2 算法时代的作文题

20世纪以来的数轮技术革命，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加深，人文学科的分治本质上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学科分治也是人文科学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因为不同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关注的问题有差异，更多的还在于探讨问题所依赖的方法不同。人类和人类社会是高度复杂的对象，人们往往可以从许多不同的侧面去观察它。同一个问题由于研究者所依据的理论框架不同，选择的参数不同，会形成较大的差异。学科的独立使得一种特定的研究脉络更清晰、问题更集中，数据得以共享和持续接受查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倚重于更为精细和严格的专业知识，这一点在理工科和人文学科中是一样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次一道具有心理学和逻辑学背景的高考作文题会引来如此之多的关注和好评。人们不希望看到年轻人对社会的认识仅仅停留于某种情感体验，或者是满足于一种宽泛的概念包装。对这种宽泛的社会认识的批评在对90年代的“人文精神”的批评中就已经出现，一位研究者写道：“由于文化问题所具有的这种宽泛性，因而它往往缺乏某种必要的学科性的‘规范。”[4]

当然对于文科来说，无论是规范性还是严密性，同理工科仍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总体而言，这种差别有缩小的趋势。其中对逻辑性的要求是共同的。近年来，在基础教育体系中更多地渗入逻辑教育或是直接开设逻辑课程的呼声不断高涨，有学者直接批评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缺乏数理所需的基本逻辑素养[7，8]。传统上，文理科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对数学基础的依赖不同，但是随着计算机科学、大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的不断推进，统计方法、数学模型等手段都对传统的文科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像心理学、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已经高度依赖数学和统计，计量文體学、计量历史学一类的研究也都在不断发展。笔者去年参加了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会议论文目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算法的文章。按照传统，语言学应算作典型的文科，但如今看来这种分类已经显得有点过时了。在人们一度认为是人类创造力的最后保留地——艺术领域，大家对人工智能写诗、作画也抱有极大的热忱，它们绝不仅仅是供人取乐的噱头，其背后支撑的也是数学模型和算法。正因如此，人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算法时代”。至于那些仍然以思辨为主的学科领域，比如围绕着哲学的一些领域（美学、伦理学等），往往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倚重于学科的历史。正如之前已经谈到，这些学科通过遵循历史的脉络来获得概念的稳定性和论题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人们将本学科的讨论视作为随意的发挥。这就决定了参与这些学科的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和进行专门的训练，那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能够凭借阅读小说或是通俗的社科普及本来参与的了。

今年全国Ⅱ卷的作文题，让许多人了解到了“幸存者偏差”理论，这是一则跨统计学和心理学的学说，它在更基础的层面上又涉及到样本选择、性质赋值、条件蕴含等等诸多统计学和逻辑学思想，这些都可以将之笼统地称为“算法”。唯其如此，这道题才踩中了时代的节拍，引发了社会的共鸣。问题是，中学阶段的文科教育教学同社会的理智风尚之间仍有差距，其中的主要原因本文第一章已经提到。这道高考作文题当然不仅是出给了解幸存者偏差这一思想背景的考生的（我估计真正知道这一理论的高中学生应该不多），它的意图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语境中引导年轻人建立全面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尽管如此，它还是引人思考：中学语文学科究竟应该如何在新的理智氛围中构建自身的问题。语文学科的边界在哪里？哪些具体问题是应该或不应该由它来处理的？就此而言，对语文学科来说还应特别注意其自身的诸组分与各个相应的分支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能使得执教者明确其所传授的内容背后的理论基础，也可以避免学科自身在“人文精神”的大旗下变成什么都讲，又什么都泛泛而论的一门课程。

3 新的时代风尚和语文学科

去年，笔者聆听了一场某市当年高考语文卷说明会。会上一位教授做了大致如下的表述：高考语文命题，要能够帮助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语文好的学生，让他们不至于在考试中被埋没。这个说法当然是很含糊的，因为目前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说明“语文好”应该被解析为哪些层面，这种能力又是如何获得的。在此笔者并不想对高考命题本身做什么探讨，因为高考其实涉及许多学科领域本身以外的考量。但笔者认为这位教授的发言显然还是站在了80、90年代式的文科的立场上看待语文，“语文好”听起来特别富于那个时代的浪漫气息。由此，笔者想到有一些问题亟待明确。

3.1 语文是不是一门统一的学科？

高校学科设置中有中文，而中小学有语文，此二者并不重合。我国目前存在着两套学科分类标准，一套依据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另一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前者是高校学科设置的依据，后者主要为出版和文献行业采用。但无论在哪一标准中，语文都没有出现在学科分类目录之中（无论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如果图书单列的话，则应按主要内容分别归入文学或语言学。

目前中小学的语文学科很难说是单纯的文学教育或是语言教育，只能说是二者在某种意义上的混合。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因为语文课程还涉及（尽管相对较少）比如历史、社会、心理、逻辑、哲学、伦理等内容。语文学科无疑是综合的，只要一个对象是通过语言来呈现的，它就可以成为语文课程讲授的内容。就此而言，从当代学术体系来看，语文学科应该更偏向于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见下一小节）。然而一般人对于语文学科的直观体验却是它与文学更为亲近。这恰是80年代一元论的遗产。语文学科的这种状态使得现代的学科规范很难真正渗入到中小学的日常教学之中，为之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使它无法同学术研究的前沿保持一定的互动（这种互动既能帮助教师吸纳一部分已取得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也能够帮助高中生在进入大学之后迅速地进入学术角色）。语文在人们眼中常常是这样一种形象：谁都能谈上几句，又没有谁能真正说清。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与此密切相关。

3.2 语文学科应该严肃地面对语言学的发展

语文教育亲近文学疏离语言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8年5月，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知名语言学家李宇明在的一次演讲中说：“国家储藏的语言知识和语言学知识太少。语言学的学科专业训练严格说是始于硕士阶段，而很多学科的人才培养中学就开始了。在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相关专业的本科培养阶段，多数学生有志于文学，对语言学感兴趣者很少。”[9]这一现状同语言研究表现出的情感和价值中立性很有关系，它显然同人文学科中的理想主义相冲突。但是这只能说是对语言学的一种误解，与国内语言学理论发展相对滞后有关。

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认识的重要基础，但是中国传统的认识范畴始终满足于把语言视为仅仅是指陈性的。这种传统根深蒂固，使得许多人自幼就建立起了一种认识模式，它认为：相对于实在而言，语言是次要。这从“有名无实”“文以载道”一类语汇中也可以看出。然而，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语言的创造性力量，以及它作为思想和文化组分的深刻影响。同时，由于语言与人类思维的直接相关性，今天的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都有专门同语言学的接合域。语言学还通过文体学这样的分支把传统的文学研究纳入了自身的范畴。近年来，认知科学也深入到了审美领域，试图就一些人类审美现象给出其脑科学的解释。语言学的这些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边界更为模糊起来。

然而，正如李宇明教授所言，社会整体对语言的关注和认识是非常不足的，而中小学语文课程对语言的关注显然也是不足的，此二者基本上互为因果关系。语文教师往往有这么一种含糊的印象，文学较之语言是更为高级的东西（80年代的传统），语言本身只是“基础”，而对于绝大部分学生而言，一旦离开了高中，他们极有可能从此再无机会系统地认识语言了。

3.3 语文学科必须面对一些传统分支的数理化

这一点前文已多处涉及。文体特征是可以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测量的，语言风格是可以被算法分析的，更不用说逻辑这一早就和数理紧密结合的学科了。至于有人担心过度的数理化会剥夺对文学作品的鲜活审美感受，并把冰冷的数字视为对人类主体性的威胁。就此，笔者提请大家不要忘记，语文考试所依赖的客观分析法（尽管事实上它们未必客观），早已因为剥夺了审美的个性而屡遭诟病。此类批评不过是强调了文学性的获得主要应该依靠感悟。这是真的吗？2017年11月一篇发表在美国《新科学》（New Science）上的文章，展示了计量文体学能有多么强大，它在分辨文章风格方面可能已经超过了人类。文章提到，亚利桑那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陈炘钧提出了“笔纹”的概念，它好比语言的指纹，“是我们写作风格中的细微差异，包括词汇、句长和段落铺陈等的不同”;而一款名叫JStylo程序只要采集6 500字的样本，就能将一段文字和它已经研究过的一批作者做对比甄别，结果能达到80%～85%的准确率[10]。不得不说，新的技术手段对于传统的风格分析法具有潜在的压力。此外，在语言学的其它一些方面，数学建模的方法早已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在语义、语法和篇章的分析方面数理方法已深度介入，这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笔者个人最近在网络平台“知乎”上有这么一次交往，有人提问：“有很多短句子拆词，如何正确拆出专有名词？”就此笔者给出了一些看法：英语书写的专有名词是有形式标记的——大寫。但是在汉语或是一般语言的口语中识别专名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英语中专名会有意义缺失的特性，比如American，它不具备一般词汇的意义，用克里普克的话说就是：仅仅指称，没有意义。但是遇到一些由一般语汇组合成的专名就很难辨认，比如The United Nation，尽管the是一个标记，但是第一次听到的话其实不易辨认。汉语中组合词很多，比如人名、地名，许多都是由一般语汇或语素组合而成的。比如“河南”，在“村西有河，河南有田，河北有林”中“河南”就不是专有的。所以有的时候机器翻译会出问题，这往往和专名有关，如“我要上海上去”译为I want Shanghai to go up，其实目前几家在线翻译都会译为I want to go to Shanghai，他们的算法里面包含词频的要素。算法目前还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个语义学问题。笔者带学生读古汉语的时候最难的就是分辨专名，这个必须依靠背景知识，也就是百科知识。如果要深入算法问题的话，笔者觉得这可能最终需要算法分层和语料库的结合。

在后来的交流中，笔者了解到这个提问者从事IT行业，所提的问题是在工作中遇到的。这个例子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至少部分）由语文来面对呢？

3.4 语文学科中一些问题的探讨应该考虑到相关学科的研究

比如对小说人物的解读，在一些阅读问答题中常常出现陈说人物性格的题目。人物性格难道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吗？再比如在解释作家是如何受到他所在的文化风气影响的时候，似乎是在谈论历史学或是社会学问题。在语文学科中，人们往往只是运用了这些知识，至于这些知识本身的可靠性，它们与文本阐释之间的关系及其所依据的理论，是不是都足够清晰了，则基本不关注。正如这次高考作文题，它的背后可以是一则统计原理，像这样已经成为一门学科经典的原理，往往代表着对一类问题最为清晰和简洁的认识，如果它出现在语文的视域内，应该考虑将之融入，而不是置之不理。这并不是说“幸存者偏差”就应该是语文学科教授的内容，问题的关键恰在于人们应该如何处理相关学科的研究同语文课程之间的关系。这一問题的产生，系因为语言与思维本质上是一体的，人们也早已意识到语文课程承担着提升受教育者思维品质的责任。如果只看同语文最切近的学科，也会发现，关于语法知识和逻辑知识是否应该进入语文课程的争论一直以来都在困扰着课程设计者们。但其实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些学科并不只是那些直观的形式化规则的总和，而是代表着一整套的思维体系。如果只是把这些学科的内容看作是知识性的，那么必然会产生是不是需要学这些知识的问题。但如果把这些学科看成本质上是思维性的，那么问题就会以一个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此番人们对于高考作文题的关注，当然也是对思维品质的关注，然而只有通过特定的学科范畴和学说，思维才得以澄清。跨学科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并不只是借用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来作为推论的起点或论据，而是需要在明确自身学科核心内容和方法的前提下，去发现别的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同自身的关联。纵观多年来人们对语文课程体系的探讨，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和讨论其实非常有限，正如前文零星提到的，语文学科自身的边界从来都是含糊的，故而它也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谈论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基础教育从业者和研究者，在跨学科意识、跨学科能力和跨学科的知识积累方面还应该做出更多努力。

当然，以上这些问题之间其实都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中最基础的问题仍是语文学科的统一性问题。近年来，对语文学科核心价值的探讨成为一个热点，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个关于学科的统一内核的问题。本文所要表明的一点就是，这一探讨其实离达成最后的结论还有很远的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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