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琳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究竟是什么？可能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也会对长远的投资选择有所裨益。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们探寻转型路径的起点，也是投资决策得以拨开云雾见月明的终点。

新红利

尽管我们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经济影响无需过度担忧，但是仍要有充分的准备。

经过过去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化，因此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全球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受到贸易战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来自外部的经济影响要有充分的准备。

“从中国对外经济的占比来看，目前贸易顺差在过去5年来实际上逐年缩小，由原来的5500亿美元左右降到3500亿美元左右，平均每年的顺差缩小幅度在500亿美元左右，这个趋势在未来5年到10年之内，还会持续。也就是说，在结构上，虽然我们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还会增加，顺差还会扩大。但是总体上来讲，中国从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在未来10年之内逐步走向贸易平衡，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净顺差的逐年减少，进出口或者顺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零，或者为负。”滕泰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下一个40年的增长红利，应该主要来自于中国国内。

来自中国国内的红利，大致应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深化改革红利。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来自于在产权和市场化方面的不断的深化改革，这些深化改革从制度方面和增长条件方面，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们过去40年的改革红利，“因此下一个40年继续增长，还得沿着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这两条线继续从制度方面创造更好的条件，挖掘新的改革红利”。

滕泰表示，第二个方面就是新的要素红利，包括新人口红利。“过去40年的老人口红利主要是指比较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未来40年的新人口红利，主要指工程师红利、技术工人红利、移民红利，以及放松户籍制度带来的人口流动红利等。”

新土地红利也是要素红利之一。过去40年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土地从农业用地变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增长。未来要通过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降低用地成本，挖掘新的土地红利。

在他看来，还有一个要素红利，就是资本红利。过去40年，中国依靠了丰厚的国民储蓄和廉价的资本，尤其是过去十几年，企业的负债率也在提高，是个加杠杆的过程。那么未来40年新的资本红利，主要来自于融资成本的降低，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这里蕴含的新资本红利也是非常大的，中国企业每年的信贷总额在1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实际融资成本降1%，就增加1万亿的企业利润，降1个点也不容易，所以要深化改革。”

第三，未来40年，最重要的新红利来自于新技术红利。“过去40年我们在技术方面所享受的红利叫做后发技术红利，主要是我们享受了西方国家在过去300年里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下一段的技术红利主要靠自主创新的新技术红利。”滕泰认为，未来40年的新红利，要通过制度改革挖掘改革红利;通过改善要素的供给条件，挖掘要素性红利;通过自主创新挖掘技术性红利。“如果能夠在这三个方面继续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红利，未来40年还会有稳定的更高质量的发展红利。”

消费被寄望为拉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中国的消费总量已经赶上美国，但是从人均消费来看，跟美国的差距还是很大。

“到底消费的空间能不能增长，只是一种可能性，但不是必然的，消费市场还是得培育，通过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带来真正的消费持续增长。”滕泰说。

今年以来，年初调高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起征点，实际上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因此能够看到，到6月份，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是回升的，这对中国的消费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除了因为降税造成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之外，其他也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因素。“比如房价过高，造成居民的居住支出过高。同时，过去两年来，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企业主的消费能力下降。以及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递减，以汽车为代表的大额大宗消费甚至包括电影的休闲消费增速下降，所以虽然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滕泰表示，如果2020年消费增速下滑，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虽然从长期来看，还有空间，但是短期来看，如何通过适当的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才是中国可持续增长的当务之急。

内外结合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市场中一度出现了投资市场已经饱和的声音。

对于这一点，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中国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像服务业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机会，电子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也有很多机会，方兴未艾。另外基础设施带来的其他机会还有很多，比如时间的节省、旅游出行等便利的提升等。

虽然大量的资金在寻找投资对象，但从产业的角度来讲，选择好的项目并不容易，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当前正处在历史的结构转型的关键时点。

“这个时点最关键，比1997年、1998年的转型要大，比2007年、2008年的转型也要大，是从制造业、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的经济结构，到后工业时代向服务业新供给转型的阶段。过去很多城市经济的发展一靠房地产，二靠制造业。房地产肯定不是未来的支柱产业，那么，在这个房地产产业链上的七八十个相关产业肯定也会走入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的阶段，很多传统的制造业随着土地成本、人工成本、融资成本的上涨，生存空间也逐渐被挤压。”滕泰表示，未来制造业的比重还会有所下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比都在20%以下，在成熟的现代化市场经济阶段，工业时代后期，制造业占比下滑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投资机会，一是制造业里面的先进制造业，二是服务业里面的现代服务业，传统的制造业和传统的服务业也会受到冲击，中国的未来，要看供给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里处于引领地位的一些产业，才有巨大的投资价值。

“比如说5G时代会重新定义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服务业，也会催生一些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这都有很好的机会。人工智能和AI未来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一些新能源，比如氢能，也会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在滕泰看来，好的投资领域有两条线，一是技术创新路线，创新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就像10年前的苹果手机一样，会带来很多新的投资机会;二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的领域里面会产生很大的投资机会。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也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很多领域都存在投资机会，刚刚结束宁夏调研的他向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宁夏很多企业家开始养质量比较好的牛，西门塔尔是肉牛但是肉质不好，现在中国这些企业家养的牛肉比日本的和牛和韩国的韩牛还要好。”许维鸿表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消费升级的机会，现在外资进入中国，现在很多中国人很有钱，比如肯德基和麦当劳薯条的供货商以前是荷兰的企业，现在中国人把这家企业买过来，这种中外合资的空间很大，是新一代的中外合资，可以采用新的资本合作模式，共享“一带一路”市场。

王辉耀也表示，“一带一路”有很多外向型的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来看印度是最大的市场，印度人口跟中国人口差不多，地方比中国小一半，GDP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但是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人口密集、城镇化、通讯、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有很大的市场，印度是中国最大的没有开辟的市场，这里面有巨大的机会，另外东盟有6亿人，也是中国比较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非洲未来会达到20亿人口，比较看好这几个市场。

王辉耀建议，中国企业走出去，挖掘投资价值，就需要挖掘“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一带一路”留学生，跟当地公司合作，发挥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要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要学会入乡随俗。

抓大放小

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样对应着资本市场中的机会。

许维鸿表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投资需要改变过去的模式，过去10年甚至20年，房地产投资为主，资本追逐重资产，未来会重品牌、重价值、轻资产的企业，投资价值会更高，但是风险也高。对于投资机构来说会更难，以前看看财务报表就行了，但是以后比如企业就是会养牛，这是无形资产，要通过上市公司调研找到投资机会。“以后真正的投资大家未必是学金融、学经济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对牛肉的把握要比学经济的强多了。”

而投资也到了抓大放小的时代，未来挖掘资本市场中机会的逻辑可能也要有所变化。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经济增速不断下降、市场分化现象会越来越普遍。

“以前判断经济好不好，有很多观察视角，比如农民工的就业状况、酒店的客房入住率、社会用电量增速等。如今经济增速不断下行，但失业似乎没有太突出，尽管大学生找工作难度加大，但民工荒却依旧出現;经济型酒店总体过剩，五星级酒店会务却火爆;社会用电量增速回升，企业倒闭却逐年数量增加。”李迅雷表示，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趋势下，存量经济主导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行业的集中度会不断提升，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会不断提高，ROE水平及盈利增速都会有良好表现。

哪些企业具备头部特征？李迅雷认为应该从ROE和盈利增速两个维度来选择。在经济集中度提升的过程中，大城市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千万级城市数量也越来越多，伴随着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净流出。大公司的规模也将越来越大，伴随着中小企业总量的减少。

除了大公司，科技创新类公司近一段时间可谓受到空前关注。当前商业模式创新的热度有所下滑，相比之下，技术投入不断加码。国家不仅出台政策支持科创企业发展，也开拓了科创板这一通道。

“商业模式创新热度是永恒的，还在提升，但是可能短期处于一个转换阶段，此前的商业模式很多跟3G、4G有关，有了智能手机移动互联以后，就能够创新出，例如共享单车、网约车、现代物流等新的商业模式。但是5G以后还会催生更多的新的商业模式，只是现在大家想不出来。”滕泰表示，对于科技创新企业，国家政策的支持很重要，比如氢能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需要国家一定的政策支持，但大部分科技创新企业的机会，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支持，而是来自于市场自身，来自于科技创新这个路径和人们需求这个路径。所以把握这样的机会，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法挖掘未来的投资机会。

在王辉耀看来，科创板未来会带动新一批的经济活力，有助于更多的投资流入科技创，目前受过相关职业教育的人才有1700万，正从制造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就需要更多的科技公司出来，非常需要人才。

“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科创板是有意义的，因为之前的新三板可以说不成功，所以希望科创板能够真正按照注册制的方式，真正推动科技和创新类企业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虽然发展这么多年，但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所以科创板的实际运行，要注意高市盈率发行的问题，最怕的就是炒作，如果炒作成分太大，从长期来讲对市场不是好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何丽芬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应该更多地通过科创板基金进入这个市场，相对来说更为稳妥，在新股发行阶段，机构投资者有更多的参与优势，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基金的方式分散风险。

何丽芬建议，应该更多地关注价值投资，实际上中小投资者目前投资科创板，风险大于价值，而参与上证50ETF从长远来讲，价值会大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