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茂林 全思凝

有些精神病“犯人”，經医疗机构诊断已达到解除强制医疗标准，但或因家属不愿接收，或因法院不批准，无法重返社会。

生平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47岁的邬辰有些紧张，身体偶尔会不由自主地抖动。

2019年4月20日，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下称“强疗所”）内，邬辰的精神看起来不错，昂着头，微微佝着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说话很连贯，但一谈起他的大女儿，笑容就迅速消失。

与女儿之间的隔阂产生于十年前。2009年的一天，因精神病发作，邬辰在老家湖南临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案发后，他先是被公安机关送到湖南安江精神病监护所（下称“监护所”），后被移送到位于湖南平江县的湖南省强疗所接受治疗，从此“失去自由”。十年来，大女儿只看过他一次。

湖南省强疗所内，还有近500个和邬辰一样的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疗，他们平均背负1.5条人命，最多的杀了7人。

和一般精神病医院不一样，强制医疗所隶属公安机关，只收治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不过在2011年以前，收治场所隶属司法机关，由公安机关移送收治对象，2013年修改后的刑诉法生效后，由法院决定收治对象。

被收治的精神病“犯人”，有些经医疗机构诊断已达到解除强制医疗标准，但家属不愿接收，只能继续待在里面，邬辰就是一例，有的则因为原法院不批准出所，亦无法重返社会。

湖南省强制医疗所委托鉴定后认为可以出所的有100多人，但2018年出去的仅有13人。“积压”的精神病“犯人”正越来越多。

“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很担心这里可能会成为养老院。”湖南强疗所所长雷景群有些无奈，他们正努力与上级沟通，希望能从制度上解决“出不去”的难题。

“终究会有个疙瘩”

邬辰杀死妻子那年，他的大女儿14岁，父女再次相见时，女儿已经22岁。

那是2017年底，陪女儿到强疗所的，还有邬辰的哥哥邬浩。在邬浩的描述中，两人见面时，邬辰眉头紧锁，痛苦写在脸上，庞大的身躯缩在椅子里，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对不起，我杀了你妈妈。”女儿转身抹去眼角的泪水，没有做任何回应。

像邬辰这样哀求亲属原谅的场景在湖南省强疗所经常出现。见多了，强疗所管教大队队长魏朝辉发现背后的不幸往往也相似：这些精神病人出现幻觉、幻听后，变得烦躁、不安，然后将身边的人杀了。“他们的伤害对象主要是近亲属。”魏朝辉分析，全所有近四分之一的患者，在他们进去后，家属从没有探望过，这（伤害近亲属）也是主要原因。

“谅解哪有那么简单，终究会有个疙瘩。”2019年4月21晚，邬浩说邬辰的大女儿在长沙工作，他也很难联系上。

家里的不幸发生3年之后，2012年，邬浩才得知弟弟邬辰的消息。案发后，邬辰被收治到湖南怀化的监护所，1982年开始，那里一直是湖南省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地方，由司法部门管理。

2011年，前述群体的收治工作划归公安机关，监护所里包括邬辰在内的305名病人由湖南省安康医院接收，他们曾因杀人或者伤人致死被送往监护所治疗，但未经法院决定。

两年后，收治程序发生了变化，须由法院决定。

根据修订后的刑诉法，强制医疗程序在2013年正式启动。强制医疗针对的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他们一旦实施暴力行为，并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经法院决定，会让他们与社会隔离并接受治疗。同年，湖南省安康医院更名为湖南省强制医疗所。

医院更名之后，邬辰感受到了康复环境的改善。他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康复区内度过，那是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吃饭、睡觉、治疗、活动都在里面完成。出于安全考虑，从病房通往外面的几十米过道上设置了两道铁门，每道门都需要指纹和密码同时匹配才能打开。

随时随地，病人都处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他们从来不能单独行动。平时，他们可以看电视，但只能看中央电视台一套和音乐频道的节目。

对病人们来说，2013年是个分水岭。2013年之后被收治的精神病人，由于入所经过了法院，解除强制治疗也须经过法院决定。

从怀化转移入所的305人，收治没有经过法院，他们要重返社会也不需经过法院决定。而是先由医疗所的合作单位平江县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断评估，管教科再结合病人日常评估情况提出拟出所名单，名单确定后，主管民警会通知出所病人亲属和原办案公安机关。

邬辰在2018年下半年被诊断可以出所。当时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回家，觉得只有离开强疗所，在生活中弥补自己的过错，大女儿才会放下芥蒂。但他发现，因为女儿不肯接纳，自己连出所接近她的机会都没有。

2017年那次见面以后，最近一次听到大女儿的声音，是在2018年的某天。那天傍晚，邬辰拨通了电话，女儿说她在长沙。

“你怎么还不叫我爸？”邬辰有些沮丧。大女儿愣了一下，在电话里轻轻地叫了声“爸”，没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此后，父女俩再未联系过。

谁能保证出去后不再杀人？

进所时间比邬辰更早的李昊，2008年因精神病发作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比邬辰幸运的是，李昊得到了哥哥和姐姐的谅解，但要想重返社会也不容易，因为他无法保证自己出去以后不再犯病杀人。

他几次跟哥哥提了要出去的想法，但哥哥李天还是感到担心。李天说，他的疑虑从未打消，尽管湖南省强疗所对他说过弟弟病情已稳定，可以出所，“但谁来保证他不再闯祸甚至杀人呢？”

谁也不敢保证，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医院。“什么人没有风险？即便普通人出狱后都还可能再犯罪。”湖南省强疗所一位精神科医生感到不解，“难道要关他们一辈子？”

“这些达到出所条件的病人，只要能够坚持按时吃药，危害社会的风险会很小。”在湖南省强疗所副所长姜胜利的印象中，只有极个别的精神病人出所后会再肇事肇祸。

但仅是监督他们吃药就让许多监护人为难。李天说他自己有家庭，现在深圳打工，两个姐姐同样都在外省为生活奔波，“你说我们这样忙，又不在身边，怎么监督他吃药？”

“何况还有后续的复查，那意味着花钱。”李天进一步解释，贫困始终困扰着他们一家，也阻碍着李昊的回归。湖南湘雅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王小平算了一笔账，一个精神病人要维持病情稳定和基本生活费用，每年的成本在两万到三万元左右，“倘若患上其它疾病，费用还将直线上涨”。

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监护人即便有能力看管，也不愿意接病人回家。“接回去既要花钱，还要担心他们再犯。”管教大队民警钟劲东认为这是亲属感到最无奈的地方，“而在这里亲属不用花一分钱”。

即便有亲属愿意看管，病人回家的路上还有另一道不好迈过的坎。

根据《国家公共基本卫生服务规范》要求，精神病人所在的村或居委会、派出所以及当地卫生部门必须对其实行跟踪、严密监控。

湖南省强疗所所长雷景群在各地调研时，经常有地方干部央求他不要将病人送回去，因为上级要考核对精神病人的监管情况，民警不得不到村里一处一处地找，然后拍照发给考核部门，“本来警力就不够，他们还要干其它活，自然不乐意”。

住所8年以上者占46%

“还是要让能够重返社会的病人出所。”湖南省强疗所政治部主任梁凯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其他精神病人能进去的前提。

2018年，湖南省各级法院共作出了八十多份強制医疗决定，实际进入湖南省强疗所的只有三十多人。没能进去的，一部分由于公安还没移送，小部分因患有传染病、严重疾病而不予收治。强疗所所长雷景群说了句实话：“我们剩下的空余床位不到30张，就是他们进来我们也收不下。”

湖南省强疗所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消化“积压”的精神病人。该所收治的病人中，住所8年以上的占46%，进去时间最长的杨任安，从1982年被送进怀化的监护所算起，已经待了37年，他的病情稳定后本可出院，但找不到家属，出所之事只能无限期搁置。

年龄最大的病人吴福现年81岁，他在2014年杀了妻子，后被送进湖南省强疗所。如今，吴福的病情早已稳定，但亲属担心他出去之后再发病，也不愿接其回家。“他都被抢救过一两次了，哪还有能力危害他人。”梁凯苦笑道。

“不仅湖南一省的病人被积压，这也是多数省份面临的难处。”梁凯去外省调研后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

西安市公安局强制医疗科副科长王育鹏对此种处境深有感触，他们近年收治的强制医疗对象近140人，法院同期解除的强制医疗收治对象仅有10人，“明显供不应求。”王育鹏说，“若进、出困难长期存在，强制医疗的压力会变大。”

2018年之后，湖南省强疗所的压力明显增加。按照湖南省公安厅的要求，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对强制医疗对象要做到应收尽收，而此前只收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放火造成重大损失这三类。

有五百余张床位的湖南省强疗所，即便以后扩充到最大容量也不过1000个床位，若只进不出，收治工作还是难以为继，甚至可能因为警力不够带来危险。目前，医疗所在编民警21位，与精神病人的数量配比约为0.04∶1。

一种思路是，让市州的强制医疗点加大收治力度。但2018年下半年，湖南省强疗所走访全省13个市州（长沙除外）时发现，多数医疗点经费少、床位少，医疗资源不足，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的状态，他们用“名存实亡”来形容。

湖南省强疗所从2017年就已经在寻找解决“出所难”的办法。当年，湖南省副省长、公安厅长许显辉提出要把湖南省强制医疗所打造成为全国标兵所。

所长雷景群早就意识到，扩建或增加医疗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建立一个强疗所需投资上亿元，建成后省财政每年还要拨付1500多万元。

不断论证后，强疗所领导层形成了共识：关键要解决病人出去后的保障问题，但这“非公安一家之责，也非公安一家所能为”。

如何解决积压的精神病“犯人”？湖南湘雅二院精神科主任王小平认为，长久之计还是应搭建起以家庭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的社区康复体系。他举例说，解除强制医疗的人出所后可以被送往社区接受护理和康复。“国外多采用这种‘社区康复模式，像美国就有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和社区治疗康复团队提供服务。”

法官王晚东也赞同这种做法，他建议中国需要有类似社区戒毒或社区矫正的精神病人康复社区，在社区内可以整合家庭、公安以及卫生、民政等力量和资源，“这样我们解除强制医疗时才会心里有底”。（文中病人及其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