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佳丽

从2002年11月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被提出至今，中日韩自贸谈判已经在磕磕绊绊中走过了17年。如今，三方已经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规则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在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RCEP）已有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打造RCEP+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就在7月1日，日韩双边贸易突起纷争，为两国关系的前景带来不良影响的同时，也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未来增添了些许的不确定性。

在四方面取得共识

“中日韩自贸区已经谈了十几年，实际上，说不上进展迅速或者进展很大。中日韓自贸区的谈判是伴随着亚太地区经贸合作潮流开始的，这种潮流给东北亚地区形成了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东北亚经济发展较快但经贸合作的成果却并不好。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中日韩三国决定开始这样一个谈判。”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罗震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罗震介绍，自2018年12月以来，中日韩接连举行了有关自贸区的第14轮和第15轮谈判，主要形成了四方面的成果。

三方明确共识，继续推进乃至加速推进自贸区谈判。

自贸区谈判已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今年4月9日—12日，中日韩自贸区第15轮谈判在东京举行，是三方达成全面提速谈判共识后的首轮谈判。且此次谈判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贸易等13个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中日韩就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了共识。“目前，RCEP的相关谈判也在加速中。在其框架下进行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可以更大范围地减少某些域外因素。比如，如果单纯针对中日韩自贸区来谈判，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会怀疑我们在搞‘东北亚小集团。但是，RCEP是一个区域性的协议，范围很广泛，在这一框架下进行合作，理所当然。”罗震如此强调。

三方针对面向高水平贸易规则达成了共识。在东北亚地区主要有三个规模较大的协定，一个是已经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个是RCEP，还有一个就是谈判中的中日韩自贸协定。在高标准贸易规则方面，日本和韩国有很大的诉求，而中国也有很好的志向和想法。

中国是日本、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则分别是中国的第二大、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获得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中日韩三国之间，经济贸易联系非常紧密，产业链高度融合，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带来的收益也将会是多方面的。

自2002年提出构想以来，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已经走过近17年。构想中，中日韩自贸区将涵盖15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21万亿美元;自贸区一旦建成，定将对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日韩双边贸易“起火”

然而好事总是多磨。

日本经济产业省7月1日宣布了针对韩国的贸易限制措施，即从7月4日起，限制日本企业向韩国出口氟聚酰亚胺（用于生产OLED显示的零部件）、半导体制作需要的光刻胶和高纯度半导体用氟化氢三种原材料或相关技术。

针对日本的出口限制行为，韩国民众反应强烈。据悉，韩国民众纷纷在青瓦台网站请愿，其中一名请愿者写道，“我们应该抵制赴日旅游，政府也应该就此次日本经济制裁采取关税报复、禁止旅游和限制出口等措施”。7月15日，韩国数十名企业主在首尔集会，呼吁抵制日本商品。

“之所以针对韩国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日本认为韩国存在对外贸易管理问题，将很多重要材料泄露给了第三方国家，导致这些材料可能被用于制成杀伤性武器。而日韩之间的这种动态，会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造成阻碍，给未来东亚经济乃至亚太经济的整合带来掣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友骏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学者颜泽洋也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日韩贸易限制不仅是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反映，也会对中日韩自贸谈判带来负面影响，增大协定达成的难度。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也恰恰说明了中日韩自贸协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日韩三方市场已经深度融合，彼此依赖，如果自贸区协定能达成，其将会从经济上为国家关系的改善提供助力。”

而在罗震看来，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限制行为不能单独从经济上分析。具体说，日本并非希望在经济上打压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机会修复双方的政治关系。

“就在6月底结束的G20大阪峰会上，日本还强调将继续维护自由贸易，对于这样一个惯性较强的国家而言，日本不会转身就反悔。而且对韩国进行贸易打压，非常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诉求，毕竟韩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罗震如此强调。

此外，日本政府在今年3月份的月度经济报告中，3年来首次下调了对经济总体形势的评估。对韩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会令原本就并不十分景气的日本经济承受更多压力。

然而，日本还是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罗震认为，这种看似不符合逻辑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搭台铺路。

1965年，日韩恢复邦交时签署了《日韩请求权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的问题进行了界定，但日韩双方对此的理解并不一致。日方认为，《协定》已经解决了韩国劳工问题，且韩方不能再次就此向日方索赔;韩方则认为，《协定》的签署并不阻断韩国劳工个人的索赔请求权。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强征劳工案作出终审判决，裁定新日本制铁公司（日本一家钢铁企业）向4名韩国原告支付赔偿金（每人约人民币60万元）。事后，日本拒绝执行韩方判决，韩国则扣押了上述公司的在韩股份。2018年年底以来，日韩高层试图通过互访谋求上述问题的解决途径，均未果。

“日本可能认为，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日本需要稳定日韩关系，但日韩两国难以解决历史问题，所以日本需要制造日韩新热点，以转移两国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在中美经贸摩擦和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的背景下，日韩两国进出口和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打双方共同关注的‘半导体牌，也有助于让两国民众、政府认识到稳定乃至发展日韩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以此为突破口来推动日韩关系的发展。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复强调的‘战后外交总清算，力图解决日本与朝鲜的绑架人质问题，并希望由韩国创造渠道，为日本与朝鲜首脑会谈提供可能。日本或许期待自己的举动成为敲门砖。”罗震这样告诉记者。

不稳定因素：日本

即便没有日韩双边贸易的“擦枪走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也不太可能一帆风顺。这其中，有政治因素，有产业结构因素，更有日本因素。

颜泽洋指出，中日韩三国在历史和领土上的问题，令彼此政治关系波动性较大，并不十分有利于实质性谈判成果的达成。

三国之中，日本的工业化水平最高，产业结构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中国正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仍占相当比重;韩国的产业结构水平则处于中日两国之间。未来，三国在某些经济领域的竞争会持续加剧。

“中日韩自贸协定能否达成，关键因素在日本。日本更重视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为核心的自贸战略，对中日韩自贸谈判投入不足。它希望借助自贸协定成为东亚地区秩序的引领者，其自由贸易战略中心由东亚扩展至亚太乃至全球，因此谈判中，日本一再提出较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以期把握区域合作内部规则制定的主动权。”颜泽洋这样告诉记者。

此外，作为美日同盟的主导者，美国因素也无法令人忽视。尽管并非亚洲国家，美国对东亚地区事务的深度介入却一直对该地区的经贸合作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影响。去年9月份，特朗普与安倍晋三同意启动贸易谈判，目前双方的会谈重点集中在削减农业与工业产品的关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