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良灿

内容摘要：高校历史教学中，常遇有一些名物概念，需仔细界定。以“司南”为例，一般教材和辞书均认为其为指南针的前身，其实“司南”是“司南车”的简称，它是一种机械齿轮装置，与利用天然磁石指极性制作的指南针无关。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名物概念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高校教学 中国古代史 司南 指南针

高校历史教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涉及不少名物，其概念颇值注意。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礼仪文化、典章制度、名物地理，均有其形成、发展演变之历史。今人学习古代历史，因所处时代距古较远，且因古今认识不一，又加上历史记载语焉不详，致使有些问题人人言殊。有些看似为学界、社会所公认的“常识”，往往未必符合历史实际，这需要我们对待古代名物需持谨慎态度。

一.教科书解释：“司南即指南针”

在给历史系本科生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过程中，就发现现有教材中有不少看似“常识”，实则已为学界所质疑、甚至推翻的一些落后之处。比如由朱绍侯、齐涛、王育济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一书，自1982年作为正式教材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各高校的青睐，成为使用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高校古代史教材之一。该书虽则一直与时俱进、不断修订，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如第五章《战国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三《自然科学的发展》部分，在介绍“司南”时，书中写道：

战国末年，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发现了磁石的指南性，利用磁石的这一特性制成一种正方向、定南北的仪器，叫做“司南”。《韩非子·有度》说：人们怕“东西易面而不自知”，就用“司南”来辨别方向。据考证，司南的样子像一把汤匙，有一根长柄和光滑的圆底，放在刻有方位的盘子中。只要把柄轻轻转动一下，静止时长柄所指的方向便是南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后来逐步发展成指南针。

这段教科书式的记载，一直以来作为一种历史“常识”为大家所接受，并且得到了普遍的传播。一些重要的权威辞书也有类似的表述，如《辞海》“司南”条指出：

中国古代发明的利用磁石指极性制成的指南仪器。《韩非子·有度》：“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正。朝夕：指东西方向。《论衡·是应》：“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后用于比喻指导。

同书“指南针。”条载：

在战国时已有用天然磁铁矿琢磨成的指南针，称为“司南”。最早的记载见于《韩非子·有度》，其著作年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按照这一解说，“司南”即指南针或其前身。这一观点影响至巨，似乎已成定论。如著名科技史专家潘吉星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一书中即认为：“将司南仪再作技术改进后，就制成指南针，因而司南是指南针的前身。”但也有不同意见，如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先生即对此观点进行了辩驳。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家江晓原先生近年来也对此观点有所反思。

二.“司南即指南针”的文献依据辨析

一般认为，指南针出现于11世纪，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如果“司南”就是指南针或者是其前身，那么指南针的发明史将上溯上千年。问题是如果我国在战国或者是汉代就已发明利用天然磁石制作的指南仪器，为何要到千年以后才出现指南针原型？进一步追问，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中国，有无利用天然磁石制作指南仪器的可能？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诉诸史料，理清到底什么是“司南”？“司南”和“指南针”有无关联？

据上文，将司南理解为指南针或其前身，其文献依据主要有二，其一为《韩非子·有度》的记载：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韩非以人行路为喻，讲明主御臣之道：地形逐渐改变，如果人主失去正确方向，就有可能君臣易位，所以需要用“司南”来“端朝夕”，也就是正方向。唐李瓒注“司南”曰：“‘司南，即指南车也，以喻国之正法。”李瓒的说法显然言之有据，唐修《晋书·舆服志》即曰：“司南车，一名指南车”。由此可见，“司南”是“司南车”之略称。

那么，“司南车”是何物件？其与“指南针”关系如何？《晋书·舆服志》简略提到了它的内部结构：

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据孙机先生研究，“司南车”的构造大体是：

司南车上装有自动离合的齿轮系，连接车上的木人，它的手臂平平举;车虽转向，但木人一直指南。指南车是一种齿轮机械装置，其例可见《南齐书·祖冲之传》记载：“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有外形而无机巧”，说的是该指南车的齿轮机械装置已坏，所以欲其行，必“使人于内转之”，以达到行路指南的效果。关于指南车的出现时间，学界尚有很多争议，但据现有考古资料看，这种齿轮出现的时间，大体在战国至西汉之间。如此，则《韩非子·有度》中所说“司南”，应该就是唐人李瓒说的“指南车”。

那么，长年以来为人们所接受的指南针“司南”从何而来？在中小学课本、辞典甚至电视上，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司南”实物图片，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先生所复原的一个模型，其文献根据则是《论衡》“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记载。根据孙机先生的研究，王振铎先生所依据的《论衡》及其理解是有问题的，而且当时复原的实物并未达到应有的利用天然磁石指南的效果。

今案《论衡·是应篇》载：

故夫屈轶之草，或时无有而空言生，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使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

《是应篇》论述宗旨，乃为驳斥“儒者论天平瑞应”，作者认为草之指向，乃其天性，而指向佞人之说实为儒者所加。由此再看“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十二字记载，可知作者之意，确为以“司南”指南为其天性。问题在于对这十二字的理解，按一般通行的理解，“杓”指“杓柄”，“柢”通“抵”，意为停止。全句大意是：司南之柄，投转于地盘之上，停止时则指南。争议在于对“杓”“柢”二字的理解，民国学者黄晖先生在《论衡校释》中即指出“杓”字在宋残卷中作“酌”。黄晖先生以今本通行本“杓”为是，并认为“杓”即“柄”。孙机先生认为宋残本的记载无疑是保留了《论衡》早期版本的原貌，“杓”为“酌”之误，“酌”可训为“行、用”。如果说“杓”字理解尚难遽断，但通行理解将“柢”通“抵”，训为“停止”，则确如孙机先生所说，缺乏文献上的依据。将“柢”释为“横木”，无疑是正确的理解。如此，则“杓”作“酌”的可能性似更大。因此，《论衡·是应篇》这十二字记载应理解为：司南之用，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意即使用司南車，将它放置在地上，其横杆就指向南方。若此说不误，《论衡》里的“司南”，和《韩非子》中的“司南”实为一物，即指南车。

由此可以明确，利用齿轮机构的机械指南车与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指向性仪器指南针是有本质区别的。之所以出现将“司南”认作“指南针”前身的错误，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说对《论衡》记载的误读之外，可能还有受到“磁石引鐵”记载的错误影响。其实古人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吕氏春秋·精通》载“慈石召铁，或引之也”，《淮南子·说山》也说到“慈石能引铁”，这里的“慈石”就是“磁石”。

问题在于：“认识磁石的吸铁性容易，而认识其指极性则比较困难”。据孙机先生研究，在宋代以前，我国古文献中完全不曾提到过磁石的指极性。因此，宋代以前的人，无从产生制作磁体指南仪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指南针迟至宋代才得以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结语：司南与指南针无关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南是一种利用齿轮机械从而达到指南效果的机械车装置，它与后世利用天然磁石制作的指极性指南针没有关联。《中国古代史》教材等通行观点对“司南”的描述是错误的。

“指南针”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历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将司南确认为指南针的前身，无疑也与这种文化自信和爱国情结有关。但正如孙机先生所言，“在发明指南针这种大事件中，添上一些不实之词，反而会降低其可信性，不利于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由“司南”问题引发我们思考：在新材料、新问题层出的今天，如何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纳入到我们日常的历史教学当中？历史教学的目标有二：第一是教授学生正确的历史知识、正确的历史分析;第二则是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历史价值判断，这其中爱国主义教育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前提是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尤其是中国古代史教学过程中，类似“司南”这样的涉及我国灿烂物质文化的名物不少，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仔细甄别，以便教授给学生一个尽量真实、客观的历史。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爱国观。

参考文献

[1]朱绍侯、齐涛、王育济等编.中国古代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2]夏征农、陈至立等编.辞海（第六版彩图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4]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江晓原.科学外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6]孙机.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J].中国历史文物，2005（4）.

[7]孙机.再论“司南”[J].中国博物馆馆刊，2018（7）.

[8]江晓原.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J].科技导报，2012（2）.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