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明

(新疆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一、问题的提出

撰写经典民族志可以看作是每一位人类学研究者的成年礼。爬梳民族志书写的历史脉络，我们希冀实现一种学术上的超越。从自由放任、聚焦新奇的业余民族志到树立科学、标榜规范的科学民族志，再到自我反思、维护真诚的反思民族志[1]，在百余年思想演进史中，学者们孜孜以求的是从想象的异邦到科学的事实。然而，这场学术争论并没有终结。民族志主体、客体、主体间性均成为质疑的对象，多点民族志、女性视角、反思人类学应运而生，具有了学科发展的时代合理性。

民族志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文体。屡遭批评的民族志要想验明正身，就得从田野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和文本生产两个维度谨慎地开展工作。如何规避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主观性，从而实现民族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2]，不仅关涉到人类学家能否认识社会和文化的学术能力，还影响到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否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关注民族志的学术讨论不仅强调田野的拓展，即海外人类学、海外民族志，而且尝试学科的延伸，即民俗志、节日志。就海外民族志之于中国人类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一话题[3]，笔者已有探讨，不再赘述。本文要检验的是：海外节日志将田野和学科结合在一起，从实践和写作两个维度更好地省思“民族志是部分的真理”[4](35)这一命题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