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

1

算起来，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和外婆相处的时间最长。年幼时，她带大了我。少年时代，我们又断断续续地生活在一起。之后，大学四年，工作之后的十九年，整整二十三年，我都没有和外婆分开过。而家里只有我们俩的日子，就持续了十年。这日子和其他的岁月都不一样，平淡、清净、寂寞、温暖、悠长。

大学第四年，我不住校了，几乎天天都和外婆在一起。和以前不同的是，我不再和外婆睡在一张床上。外婆睡楼下，我睡楼上。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任性，爱和外婆发脾气，开始试图帮外婆分担一些家务，在天井的公用水龙头那里给她洗衣服，陪她去买菜、搬煤饼……不知不觉中，一些难度较高的菜，也由我来掌勺了。外婆年纪越大，似乎越需要依赖别人，自信心也减弱了。她时常会显出没有主意的样子，需要征求了我的意见，才能放心似的。

妈妈交给外婆的我的生活费，外婆一分未花，都存了起来。而我大学期间得到的稿费和奖学金几乎可以维持我的日常开支了。有了结余的钱，我给爸爸买了一件T恤，给妈妈和外婆各买了一双皮鞋。这是我第一次送他们礼物。送给外婆的那双皮鞋，浅口，绿色和墨绿色相拼。她约莫很喜欢，几乎天天穿，穿了十多年，直到旧得不能穿了才扔掉。

外婆一直没有给自己添置衣物的习惯。她的衬衫、毛衣、睡衣、外套、呢子大衣均出自妈妈的巧手。后来又多了一个我，妈妈做不了的羽绒服、棉褛、羽绒背心之类就由我来解决了。外婆时常把那些我买给她的东西一样一样展示给邻居看，兴奋和满足的样子好像孩子似的。

我便会觉得有趣，长辈对晚辈的恩惠，晚辈多半会安之若素，觉得平常，仿佛是应得的；而晚辈对长辈点点滴滴的好，长辈却总会用放大镜来看，受宠若惊。世间的亲情大抵如此。然而，这又是多么不正常。若是能够倒过来，亲人间的美好或许还会更多些。

下班回家，我和外婆说各种身边发生的琐事以及亲近的人。为了便于她记忆，我用各种外号指代那些需要她记住的人，比如“老头儿”“不回家的人”“老头儿的女儿”“猫”“外国老头儿”……熟悉我的人，也都知道我有个形影不离的外婆，认识了我，也就等于认识了我的外婆，不管那个人是否见过她，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知道外婆在我心里的位置。

其实，我还是外婆眼里永远的那个小孩儿。我像小时候那样，每天吃着外婆给我做的各种闲食：盐水毛豆、卤鸡爪、酸奶草莓、红薯汤……我对吃闲食的热情远远大于吃正餐，这大概也是长不大的标志之一。既然有宠我的外婆在，那就尽情地享受吧。而沉浸在幸福中的人，往往很少会想到将来——拥有的幸福总有一天会失去——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点。

2

1993年夏天，正逢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我开始在《为了孩子》杂志社实习。一年后大学毕业时，我顺利地留在了那里工作。从此，外婆嘴里多了两个新名词：编辑、采访。她未必知道编辑是什么意思，但她大致知道“采访”就是问一个陌生人各种问题，然后写成文章。我出门前，一般都会告诉她今天会去干什么。若是有人打电话到家里，她就会如实告诉人家：她去采访了，她去上课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为了孩子》杂志社当记者和编辑。刚入社会，一切都是新鲜的，扑面而来的人和事，占据了我的眼睛和耳朵。它们令我兴奋、跃跃欲试，当然也有沮丧和失意。和菁菁校园的单纯青涩形成鲜明对比的丰富缭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的心。我喜欢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也对形形色色的聚会感兴趣。在新鲜感没有褪去之前，似乎容不得自己的心安静。忙碌让脚步匆忙，却让心变得粗糙、自私，心里只有自己的感受和身外的世界，却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

时常地，我会晚归。那时，家中未装电话，更无手机。若是超过了晚上九点，外婆便会心神不宁，一次次地去弄堂口和路边张望。有几次，到了十点还不见我的影子，她便按捺不住，急穿几条弄堂，去会计室的小殷阿姨家求助。小殷阿姨便宽慰她，放心，一定没事的，会回来的。外婆在小殷阿姨家坐了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赶回家，看我到家没有。若是回来了自然好，若是还没有回来，自然又是如坐针毡。

处在那个年龄的我，并不是很懂得设身处地地体会外婆的感受，也许还曾因此抱怨过外婆的担心是多此一举。外婆却从来不曾埋怨我的晚归，见到我，便显出放心宽慰的神色。对外婆牵挂的心情，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而这样的感同身受，或许只有等自己有了孩子，抑或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以后，才能真正体会吧。

3

1996年秋天，老房子拆迁。对于拆迁，我有些迫不及待。从小住惯了厨卫独用的房子，对老房子窄小的空间以及无法安装空调的窘境，我已苦恼良久。一直盼望着能在上海也有一套和南京家里一樣干净宽敞的房子，盼望着抽水马桶，盼望着能在电脑桌前写作。我天天兴高采烈地筹划着装修和搬家，根本注意不到外婆的失落与愁绪。

我们的新家在浦东，是动迁安置的对口房子，偏远、陌生。我和外婆倒了三趟公交车去看房子。那时候的浦东冷清异常，有很多断头路，而正在修的路颠簸、泥泞，和老房子附近的繁华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但我仍旧兴高采烈。我和外婆一起，选中了一套八十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位于二楼。我们在空房子里转了一圈，然后下楼。外婆说，想去和新邻居打个招呼。外婆敲了一楼的门，从门里走出来一个老太太。我一看，笑了，正是弄堂里先我们搬迁的王阿婆。还没回过神来，就看见外婆握住王阿婆的手，欢喜得跳了起来。

“原来是你呀，太好啦！”外婆提高声音惊喜地说着。

已经八十二岁的外婆真的是跳了起来，真的是“雀跃”。我也在她身后笑了。当初，只是觉得外婆欢喜失态了，但过了很久，每每想起外婆的“雀跃”，我的心底都会微微发酸。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搬离老房子，对我来说，是解放，是逃离；但对于外婆，却意味着丧失、孤独和寂寞。

外婆从八十二岁开始，需要适应另一种新生活。

在老房子，除了睡觉，房门多半是敞开的。邻里之间，某种意义上就像一家人。这家吃些什么好的，都会端来和别家分享；做个饭，这家的香气也会飘到那家。邻居的阿姨阿婆们和外婆一样，都是早年从外地来到上海扎根，宁波的、绍兴的、苏锡常的、江都扬州的、广东的、东北的……因此我也能跟着尝到各具风味的美食。我最喜欢的要数阿林姆妈的宁波炝蟹，那种流连于舌根的鲜美，至今不忘。

住在老房子，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外婆去天井里洗衣服，一抬头，便能跟窗子里头的阿姨阿婆搭上话，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外面，讲起话来一点儿没有障碍，仿佛就在一个屋檐下。白日里，弄堂里的远近邻居从家门口过，都会從外面探进头来，和外婆打个招呼，或者干脆跨进一只脚，坐到屋里来和外婆聊天儿。来得最多的是藕素。若是一天没有见着外婆露脸，藕素便会在外面敲敲窗子，看看外婆在不在里面，直到见着了才放心。

老房子提供的是这样一种日子：简朴、踏实、亲近。它虽然拥塞、狭窄、简陋，可它是有生命的，会和住在房子里的人一起呼吸。外婆在那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她熟悉弹硌路上的每一块鹅卵石，就像熟悉自家厨房里的一只碗、一把勺子；她习惯了日日见到那些叫她心生亲近的邻居们的脸，习惯了听他们七嘴八舌地闲聊。那样的声音，让琐碎的日子变得活泛，生气勃勃。

一个人老了，是多么需要这种生气勃勃！

那时候的我，一点儿都不能明白，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老人，“年老”最大的敌人，不是清贫，而是——寂寞。

4

搬了家，我乐此不疲地每天倒两趟公交车去市中心上班。我不在，宽敞的家里只剩下了外婆。幸好，藕素的新家与我们家只隔一条马路，而外婆也很快在同一个小区里，交到了新朋友。说是新朋友，其实还是之前老房子一条弄堂里的邻居。几乎每天下午，三五个阿婆阿姨就会在我家聚会，天南海北地聊天儿。偶尔，外婆也会出去打麻将。但我发现她对麻将并不上瘾，去过几次，就不去了。

尽管和邻居们的联系依然维系着，但这种密闭的楼房生活和老房子毕竟有着太大不同。我仍旧时而晚归，频繁地出差，不得不参与各种夜生活，和朋友在外面吃饭，偶尔，也去唱歌。但是，身在外，心里还总是挂念着外婆。身居楼房，外婆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去小殷阿姨或者别的邻居家求助。我想象着外婆的焦灼，因此每到晚上九点，我的心里也会焦灼不安起来。不管别人怎样挽留，我都会铁定离开。回到家，已近十点，那时候，外婆已经和衣躺在床上看电视。见了我，才放心地关了电视睡下。

曾有亲近的朋友对我说：“你和外婆两个人，这一老一小过日子，很有意思。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在他们眼里，我和外婆相差五十六岁，代沟远不止一代两代，一定有不少沟通上的麻烦吧。

如果我说没有，你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但我说的是真话。和外婆在一起，我几乎没有体会过相处的障碍。而让我们俩的日子始终保持如此平和顺畅的，是外婆的随和与迁就。

她欢迎一切我买给这个家的新鲜物件；欢迎我带她去做任何事：旅游、逛街，和同事一起吃火锅、吃肯德基和麦当劳那样的垃圾食品；原谅我的晚归和对她的急躁，宽容我的一切毛病。甚至，到了该恋爱的年纪，她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压力，没有唠叨过一句不中听的话。她用放大镜来看我对她的点滴孝心，却对我的任何怠慢忽略不计。

其实，我和她的交流是那样的少。两个人吃晚饭时，她安静地听我讲述白日见闻，我却很少要求她说一两件事给我听听。更多的时间，我在电脑前敲击键盘，她在隔壁房间安静地看电视。想起来，我连专心陪外婆看电视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的。

时间，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孩子，时间行走的步伐令人欢欣，总希望它快点，再快点；对于老人，时间的流逝却再也不能让人欢快，它让人心惊、颓丧、无奈、绝望。它的步点从我们心上踩过，针戳一般。我们试图挽留它的脚步，它却从来不肯展示仁慈之心。

我几乎没有觉察，外婆就忽然地老了。

不知从哪天起，她开始向我抱怨去了菜场不知道该买什么菜，准备第二天的菜单让她颇为踌躇。她皱眉发愁，我却觉得全然无所谓，一五一十地向她建议，买这买那。我和她说些琐琐碎碎的单位里的事情，渐渐地，发现她不能集中精力听我说话，向她征询意见，她讷讷着，不知说什么好。有几回，我还因此生了气。无知的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正是外婆衰老的征兆。平和顺畅的“我们俩”的日子已经有了看不见的裂缝……

然而，好些事情，外婆依然做得一丝不苟。爸爸定期来上海出差，每回，外婆总是雷打不动地买来蹄髈和水面筋，她总记着，这两样菜是爸爸最喜欢的，也是她自己做得最拿手的。

那一年，爸爸回来时，给外婆带来一副24K的足金耳环，是妈妈和他一起去南京城里给外婆选的。我下班回来时，看见外婆的耳垂上亮闪闪的。外婆面露喜色，告诉我，是爸爸给她戴上的。那一幕，一直温暖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就这样，如水一般的日子眨眼间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