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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区矫正法治监督缺位与重构研究

2019-08-07

山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9年3期
关键词:主体监督制度

(山西警察学院,山西 太原 030401)

自国外对刑法及刑罚理论重大革新以来,对于刑法的法益研究和刑罚的形式改革就不断深化。如何处理轻微刑事犯罪的刑罚执行,国外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教育与挽救的价值大于刑事惩罚的意义,英、美、德三国率先推广社区矫正制度,希望借此来消灭服刑人员的再犯罪,从而使犯罪分子能重新回归社会。我国自2003年以来,先后在多地试行社区矫正制度,至2012年在全国进行推广。但社区矫正由于先天立法缺失,执法机制虚化,引发了很多基于法治监督不足而产生的问题。笔者希望重新理顺社区矫正的法治渊源,分析社区矫正在立法、执法方面产生的监督路径不畅,从多维度、多视角来完善社区矫正的法治监督层次和途径,使该制度能发挥其设计之初的作用。

一、社区矫正法治监督的立法现状分析

社区矫正是利用社区环境(家庭环境)、社会和行政力量,对服刑人员人身自由中度限制的刑罚执行手段。执法主体必须考虑服刑人员的人身现实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才能决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我国实行社区矫正的最初目的是分流服刑人员,降低“再犯罪”的可能性。这导致在立法方面忽视了社区矫正法治监督,致使社区矫正的立法价值和理念出现了偏差。

(一)现行法制违反上位法规定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2012年1月10日又联合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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