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困境与出路*
2019-08-07
政治与法律 2019年7期
关键词:法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广州 510420)
行政处罚“既是一种行政行为也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1)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12 页。因而行政处罚的设定本质上属于设定法律责任的立法权。 从立法实践来看,行政处罚的设定实际上已成为地方立法设定法律责任的重要形式,对保障地方立法的落实具有直接影响。 基于行政处罚的损益性、制裁性和惩戒性,以往学界基本将地方立法之行政处罚设定权视为一种“不安全”的权力而主张严加控制。(2)参见邓国良:《论我国行政处罚规定权的立法完善》,《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1 期。虽然至今仍有学者坚持这一主张,如有学者针对近年地方立法设定“黑名单”的现象,认为这“属于地方立法的自我创设”,“是法外设罚,是立法法所禁止的”,进而重申“地方立法不可任性处罚”。(3)郭相宏:《地方立法不可任性处罚》,《群言》2018 年第 8 期。然而,有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有些地方在地方立法时,对于某些违法行为,会将违法人列入黑名单、纳入个人信用,这具有一定的惩处效果,应当鼓励”,“要重新调整思路,赋予地方立法更大的设定权”。(4)张春莉:《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中“法律责任”的设定权》,《江汉论坛》2018 年第 12 期。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我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突出地体现了中央立法对处罚手段的高度垄断,并“预设了中央立法能够对地方需求的完全了如指掌,中央立法规定的制度、措施与法律手段,以及留给地方立法规定的法律手段,足以满足地方治理的诉求”,“但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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